若急于求成，则欲速则不达；缓而图之，反可迅速奏效。
——曹操
曹操弃汉中，引军还长安，刘备、诸葛亮有效的利用了这一形势，势力因之大振。刘备自称汉中王，表明了坚决抗操而进一步谋取大业的决心。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月，曹操自长安回到洛阳。时之大势对于曹操很不利，既弃汉中，失利于西；又值梁、郏、陆浑“群盗”并起。不管是叛将，还是反民，又大都遥受关羽印号，为羽支党，与羽相呼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关羽利用了于已有利的形势，发起围攻樊城之战，致使于禁七军皆没而降，庞德被杀。
这时自许以南，“群盗”遥应羽，因而关羽“威震华夏”，竟使曹操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讨论了要不要“徙许都以避其锐”的问题。在此关键时刻，丞相军司马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献出了联吴的谋略。
司马懿和蒋济对曹操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接受了司马懿和蒋济的意见，作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决策。
在三足鼎立的形势下，如何更有利地发展自己、战胜敌人，实是曹、孙、刘各方无时不在思考的战略大计。以一抗二，还是合二对一，利害得失，道理浅显，但表现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却是各有不同。即使固定的某一方对另一方，联合抑或对抗，前后决策亦不相同。
曹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能不按照两面作战的战略布兵。因此，对吴用兵，不能不顾及西北方面的形势；对西北或刘备用兵，又不能不顾及孙权屡屡犯边的事实。现在形势起了变化，西北军事不利，刘备益张；荆宛关羽构难，吏民为乱；襄樊受困，许都临险。在此形势下，经司马懿、蒋济一点，以曹操之聪明才智自然顿时彻悟。于是他立即作出了其生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确的军事决策，并且非常成功地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当然，这一决策不仅考虑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同时也是基于孙、刘矛盾的新发展。孙权对于刘备的战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赤壁之战时，孙、刘联合抗操取得了重大胜利；战后不久，刘备抓紧时机扩展地盘，乘势占有四郡之地，矛盾便明朗化了；及刘备取益州，孙权想把刘备所占荆州诸郡收回，刘备不允，矛盾开始激化了；随后，孙权遣吕蒙夺三郡，刘备自蜀亲到公安，遣关羽争三郡，关羽驱逐孙权所置三郡长吏，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曹操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情势，反而出兵关中，为刘备所乘，刘备复与孙权修好，分荆州地，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及至关羽攻曹仁于樊，水淹于禁七军，羽势陡盛，东吴顿时再次感到了威胁。可见，司马懿、蒋济之言甚得要领：“关羽得志，权必不愿”。这就是曹、孙联击关羽的客观基础。
历史的记载表明，孙吴对于曹、刘的策略，最富变化。起初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认为：“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至吕蒙代鲁肃为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主张取羽，认为：只有击败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对此两种主张，论者大都褒鲁肃而非吕蒙，认为天下大势，孙刘非联合不足以抗操，如果孙刘相争，必给曹操以渔利之机。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东吴的利益说，没有孙刘联合便没有赤壁的胜利。但后来情况不同了。起初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是正确的；后来孙权、吕蒙一变而为进攻关羽，亦是对的。刘备的势力正趋迅猛发展，关羽亦在荆州诸郡坐大，对吴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该说，就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关羽对吴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曹操对吴的威胁。实际上，关羽攻樊城的最终目的完全是为了解控江东下的后顾之忧。
任何军事上的联盟，都是利益的联盟。当此之时，曹操要除关羽的威胁，孙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因为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就比较容易地暂释前嫌而联合起来了。至于说孙权为其儿子求婚于关羽，关羽不仅不许，还对其来使辱骂一通，那不过是固有矛盾的尖锐反映和进一步激化矛盾的一个因素而已。
曹操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孙权去消灭关羽，从而使孙、刘势不两立。据胡三省说，“此战国策士所谓‘两利而俱存之’之计也。”的确是这样。
关羽势穷，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然而士卒解散，孤城难保，不得已率十余骑逃出麦城，结果在章乡（一说走到临沮。章乡、临沮均在当阳境内），被孙权的伏兵、潘璋的司马马忠等截获。关羽及其养子关平均被斩首。
关羽被杀死，孙权既感除掉大患，又感问题严重。从战略上考虑，他不能不把曹操拉上。他要制造假象表明自己是奉操命而袭杀关羽的，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吴历》说：“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战争是由刘备、关羽主动发起的。曹操汉中受挫，刘备北扼益州门户，东拓地盘，渐近襄樊。魏吴联合抗击关羽的战争以关羽的失败被杀结束。蜀对吴的复仇战争也以刘备夷陵惨败、托孤白帝城告终。
联吴击关羽是曹操生前指挥的最后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在于最后把三国的历史地位、割据地理形势确立下来。对于曹魏来说，解除了关羽的威胁，巩固了南线，更加有效地控制了襄、樊，使之成为南拒孙吴、西扼蜀汉的重要据点。孙权也如愿以偿，夺回了被刘备控制的荆州诸郡。只有刘备是败家。刘备复仇不成再遭大挫，诸葛亮只好弃荆州而退巴蜀。嗣后四十余年间，虽然依旧你征我讨，攻伐不断，但鼎足疆场仅有小异而无大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指挥的这最后一次战争为曹魏的立国奠定了最后的疆域基础；同时在实际上宣告了试图完成统一大业，不仅于曹操不可能，而且短时间内任何一方也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它们随时可以根据各自利益所在重新组合，从而以足够的合力有效的手段抑制和抗击着图谋发展的一方。
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主要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指导。这次战争，关羽失败了，我们讨论曹操的成功时，不能不肯定曹操的决策正确和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一些可以称道的思想。
第一，曹操迫于形势，改变了两面作战的战略而为联吴抗蜀。很明显；没有曹、孙的联合，便没有关羽的彻底失败。战争历程表明，关羽即使樊城失利，但依然控制着汉水，使襄阳隔绝不通，只有当其得知南郡为孙权所破，才慌了神，即走南还。于是，令曹魏上下人等担心的襄阳、樊城之围便完全解除了。。
第二，曹操晚年表现出了更多军事民主思想。历史记载表明，这次战争中曹操的几次重大决策虽然不无自己的分析判断，但大都是在听取了属下意见后定的。听从司马懿、蒋济的建议，“许割江南以封权”，定下了联吴之策；用董昭之议，披露了孙权“请以讨羽自效”之密，从而堵住了孙权决策上的退路，大长己军士气，动摇了关羽的军心；听桓阶之见，不亲临前线而“远为之势”，从而示信于将，使其“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和赵俨之议，关羽南走而不追，从而达到如下目的，或“存之以为权害”，免孙权“生患于我”，或借孙权之力以除关羽，使其两伤，激化孙、刘两家的矛盾。
第三，曹操善于御将的能力更得充分体现。曹操本善选将御将，因而诸将畏服，战甘效死。而且，诸将之间的配合默契，所谋皆称操意，从而保证了曹操此次战争决策的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