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在西藏佛教高僧中著名代表人物有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土登绛巴·益西丹巴坚赞。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与一小撮亲英分子策划“西藏独立”，制造出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之间的不和，九世班禅却吉尼玛，坚持爱国，反对分裂的政治态度，引起亲英派的敌视，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11月15日夜率领侍人离开西藏，进入青海境内以后，虽然脱离了军事上被捕捉回的险境，却又陷入了粮食缺乏，全部饿死的绝路。正在绝望之时，忽然在子聪草坝遇到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佛师孝珠堪布及哲布尊丹巴的苏本堪布罗桑土丹一行由西藏返回外蒙，由这里路过，他们有大批的骆驼，载着充足的食物，与班禅一行相遇，会合在一起，食物全部由他们供给。正如刘家驹写的《班禅大师全集》中讲的：“得籍明驼千里足，送佛莅中原。”1924年5月4日，班禅一行到兰州，受到当时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8月，九世班禅由兰州东下到达西安。当时，国内发生了直奉战争，陕西省也正在内战，国民军的杨虎城与李虎臣两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队围困在西安城内。班禅到西安不能前进。在西安停留期间，班禅发表了一份向全国各方面的领导人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救国的通电：“……我国值风雨飘零之际，正危急存亡之秋，亟应速息内讧，力图上理。乃者烽烟未靖，风鹤频惊，同室操戈，既贻煮豆燃豆萁之诮；渔人伺利，将成摘瓜抱蔓之非。……”这是九世班禅到内地以后第一次公开表示他的政治态度的宣言，具有历史意义。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之后，北洋政府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由蒋介石出任主席，全国实现统一。国民政府成立了蒙藏委员会，主管蒙古与西藏事务。同时批准班禅在南京设立驻南京办事处。1929年，国内又发生了内战（蒋介石为一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一方）。班禅又发出呼吁和平的通电：“从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合全国为一家，结十余年纷争之局，愿从此救众生倒悬之苦，发仁王爱国之心。”1931年2月，国民政府请班禅前往南京参加国民会议。期间，班禅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了一次重要演讲，题目是：“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他说：“西藏为中国的领土的一层，想诸位对于中藏历史都有深刻研究与认识，毋庸多赘。兹略举其荦荦大者；如当藏王松赞干布之时，曾迎娶唐之文成公主为妻，迄至藏王默瓦葱时，复与中朝之金城公主结婚；此中藏关系之融洽，与夫血统之混合，已达相当程度。元代曾尊封西藏之贵族卓根却吉帕巴为国师，并以西藏之土地，嘱其管理。至明代实为西藏之大施主。达赖五世、班禅六世，曾相继至中原朝觐大皇帝，清时对准噶尔人之侵略西藏清帝派兵援助削平之后，即派驻藏大臣于拉萨，并率相当兵力保护达赖、班禅，捍卫国土。以上所举，可资证明西藏为中国领土。言至此，余有两点感想，可向各位报告：（一）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如被帝国主义侵略，可无异于自己的门户被人拆散，不免有唇亡齿寒之忧；（二）如何使蒙藏与中国团结成整个民族？要做到这两点，须先做许多功夫，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国国民，一致努力。”班禅的这篇讲话，不仅从历史上肯定西藏是中国领土，而且希望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篇演讲今天看，似有着现实意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日军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日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因病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54岁。国民政府追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1923年11月15日逃来内地，于1937年12月1日圆寂，在全国各地整整流浪了14年零15天。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从他的一生的经历来看，早期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人物（录牙含章先生评语）。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病逝以后，西藏地方政府按照以往惯例，当即向中央政府作了呈报。国民党政府得呈报后，追赠十三世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封号，决定派员入藏册封、致祭。同时，还批准了在达赖未转世和掌政之前，由西藏地方政府和民众大会推出热振活佛摄政全藏政教事务。热振活佛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上层喇嘛，他从1934年掌管西藏地方事务以来，一直努力改善同祖国的关系，在当时西藏局面极端混乱与复杂的情况下，依靠藏族人民的支持，向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密切了同祖国中央的联系，他遵依清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的规例，向国民政府报告达赖喇嘛逝世和他自己就职情况，并于1934年接待中央代表团时同意留驻人员筹设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热振还对九世班禅返藏一事表示支持，并在西藏地方政府中采取了一些削弱亲英势力的措施。1941年热振呼图克图被迫退休之后，仍然对西藏政治保持一定的影响。1944年由反动上层请来英国人在拉萨开办的一所贵族学校，便是因他反对而停课解散的。同年，英国当局向西藏当局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遭到以三大寺为首的僧俗众人的强烈反对，亦与他有关。1947年4月，英帝国主义为了铲除热振，策动亲英势力，散布谣言，诬陷热振“勾结”国民党企图推翻打扎，于是采取卑鄙手段，制造了“谋叛”的假证据，逮捕了热振，于同年5月初，将热振勒毙于狱中。对于与热振有联系的爱国人士也受到株连，就连心向祖国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祁却才让也被他们毒死。“热振事件”是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联合起来对西藏爱国力量进行的疯狂绞杀和血腥迫害。热振活佛虽然被迫害致死，但他爱国反帝的思想和精神是值得永远称赞的。
（四）
20世纪30年代就与中国工农红军团结合作，川康解放后，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奔走的四川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洛桑登真·扎巴塔益，是一位潜心佛学、利益众生、深受当地信教群众信奉和拥戴的活佛。他31岁时即获得格西学位，不仅佛学造诣精深，而且谙熟藏族历史、文学等。他生活俭朴，为人诚实，乐于帮助贫苦群众，白利寺所得布施除寺院供养以外，其余的尽量用来接济穷苦百姓。他痛恨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统治，向往进步和光明。1936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于格达活佛的家乡甘孜县时，在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的影响和帮助下，五世格达活佛勇敢而坚定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1936年5月，红军在甘孜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藏区也是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五世格达活佛被推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牢记朱总司令“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的话，将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佛像中珍藏了十四年。他掩护和安置了红军在甘孜一带留下的200多名伤病员，使之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到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兴奋地向藏族人民宣传八路军抗战的胜利消息。当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格达活佛和一些藏族爱国人士，联名致电中央，并派代表到北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要求歼灭国民党在西康的残余势力，解放西康。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最后完成解放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根据西藏局势的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发布了解放西藏的命令，与此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但是，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反动势力却完全不顾客观历史潮流的发展，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是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就在当年春天，当他们组织非法的“亲善使团”企图分赴美、英等国表明其“独立”的傀儡丑剧破产之后，仍不甘心失败，继续背离西藏广大人民的意志，拒绝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玩弄鬼域伎俩：一面指使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团长期滞留国外，向其主子求计，迟迟不赴北京；一面又从国外购置大批武器弹药，疯狂备战，并将藏军集结在昌都、那曲两线，妄图用武力阻拦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对于西藏地方当局这些无视祖国人民热望的行径，中央人民政府一直在采取克制态度，耐心等待他们能够及早改弦更张，转变立场。这时，藏族中的一些爱国人士，也在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积极贡献力量，以促进谈判早日举行。1950年7月，当时任西藏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不顾艰险，离开甘孜，前往拉萨向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劝说工作。他行前对友人说：“我是为了藏族人民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早日获得解放而去西藏的。我要亲自告诉那里的人民和喇嘛们，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他还说：“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格达活佛路过昌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当地藏族群众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川康藏区如何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院和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事实，劝说当地僧俗上层头人要维护藏汉民族团结，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格达活佛的宣传，深得广大藏族人民和寺院喇嘛们的拥护，但也招致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忌恨。反动分子设下了重重障碍，限制和监视格达活佛在昌都的活动，并且将其软禁起来，不准随行人员与他接近。到了8月下旬，遭到在昌都活动英国特务的毒手，被投毒致死于昌都。反动分子制造的这一起野蛮暴行，立时激起了广大藏族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一致表示要向杀害格达活佛的反动分子讨还血债，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同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昌都。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五世格达活佛生前为之奋斗牺牲而未竟的事业得到了实现。在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艰苦创业、共同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这也正是五世格达活佛毕生追求的宏愿。
总之，在西藏佛教史上绝大多数僧人都是爱国的，他们都是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努力。
唐景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