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托克旗附近的“百眼井”；“驼羔梁”等是成吉思汗晚年活动的另外几个遗迹。据潘照东介绍，传说中的百眼井因风沙的侵蚀而埋没，如今只剩下了80多眼，但井壁非常光滑圆润，而且分布合理。
据说驼羔梁就是当年在成吉思汗墓地杀死幼骆驼的地方。驼羔在母骆驼眼前被杀时，母骆驼急得像发了疯一样。为了防止发疯的母骆驼四处伤人，士兵们就搬来一块中间有窟窿的巨石并插上木杆，拴住母骆驼。可惜的是这块巨石今日早已无从寻觅——它已经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其实一直以来，有关成吉思汗陵墓的寻找就是国内外考古界的一大热点。距离时间较近的一次为2000年夏天美国人穆里·克拉维兹的考古活动。他们在2001年7月底在宾得尔山北面的乌格利格其贺里木发现了距地面11米处的一个庞大的陵墓群。但最后证明这实际上是一处假墓地。
“其墓无冢”，葬地成千古之谜
成吉思汗的去世地点，有六盘山、清水县西江(今属甘肃)、灵州(今中夏灵武)三种说法。经学者考证，死于清火县西江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但这个地方又距六盘山很近，所以第二种说法也大体成立。至于死于灵州之说则已基本上被否定。
成吉思汗死后究竟葬于何处，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也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古代蒙古族特殊的葬制造成的。蒙族与汉族一样实行土葬，但在地面上不留坟冢、碑记一类的标志物。《黑鞑事略》一书中专门讲到蒙古人“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的习俗。但按照加宾尼的说法，蒙古人的这种埋葬方式可能还有保密的目的——埋葬后将墓穴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以后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地点”。
元末人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同样描写了蒙古帝王死后的丧葬情形。他们死后一律被送到漠北墓区深埋，埋毕用万马踏平，待草长之后再解严。那么成吉思汗的亲族要想祭奠他该如何找到埋葬地呢?原来人们会在死者葬地牵来一只驼羔，他们当着母骆驼的面将驼羔杀死并将血洒在墓地。以后每遇祭祀的时候，人们就把那只母骆驼牵来，如果母骆驼在一个地方久久徘徊，哀鸣不已，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陵墓所在地。
这种“保密”的埋葬方式，与中国古代其他王朝的帝王盛修陵寝的做法，显然大不相同。也正因如此，不仅成吉思汗，蒙元所有君主的墓地，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发现。
秦陵和兵马俑
2003年12月9日，西安的气温还在持续下降，坐在去秦陵的车上依然可以感觉到窗外的严寒。在距兵马俑博物馆15公里处的秦陵，和兵马俑博物馆前车水马龙相比显得十分冷清，为数不多的游客在拍照留念。虽然只是下午4点多钟，在秦始皇陵门口卖纪念品的小贩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天太冷了，没有多少游客。”一位小摊贩告诉记者。
“对地宫的证实究竟能够给秦始皇陵带来多大的旅游效益要在以后的一两年才能看出来，”陕西旅游集团秦陵公司常务副总董文强谨慎地表示，“现在什么还都不好说。”
他一再表示，他对考古方面知道的并不多。
秦始皇陵比埃及金字塔大5倍，这是陕西惟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
秦始皇陵现在每年接待游客在60万人次左右，兵马俑每年则在100-200万之间。而在1998年以前，秦陵每年接待游客的数量仅有几万人次。很多人到临潼只为看兵马俑，而对于秦陵似乎遗忘。一定程度上秦始皇陵成了兵马俑的一个旅游附属品。这种现实令董文强也很无奈；“从历史考古价值来讲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但是它带来的旅游效益却远远超过了秦陵。”主要原因是“秦陵表面上只是一个封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但它的内涵很丰富，地宫的证实可以为秦陵带来一些潜在的效益，但是国家到地方口径一致“不赞成开挖”。
在门外的宣传标语，中国金字塔，人类的奇迹，开始注重对秦始皇陵的宣传。
发现地宫只能说，我们文物保护的担子更重了。
“所有的勘测，研究资料都是省考古研究所驻秦陵站和北京的考古自然科学家搞的，我们只是配合。”董文强说。
“我现在也在网上查找最新的研究勘测成果，要补充到解说词里面去的。”他还告诉记者。
秦皇陵开发从外围开始
“这次勘测，考察地宫的工作主要是北京的科学家做的，我们只是协助工作，最后确认了一些东西。”省考古研究所驻秦陵工作站的孙伟刚告诉记者。
据孙伟刚介绍，去年11月，国家“863”计划秦陵考古开始，专家们运用物理遥感探测等多项手段在秦始皇陵多处地方进行了探测，第一次探测到了地宫的位置，面积而且……“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毕竟第一次确定了地宫的存在而且就在秦始皇陵封土堆的底下约30米处，后来我们协助证实了一些相关数据。
“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也是自然科学第一次在考古上大规模的尝试”，秦陵工作站负责探测工作的姓刘的告诉记者“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地宫的发现，更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
“现在对秦始皇陵的发掘都是保护性发掘”，都是被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文物的发掘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只是在抢救文物。
“目前，已经探测了秦陵墓葬坑有180多处。”秦陵工作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而这也只是对秦始皇陵东边和南边进行了初步的勘测，至于今后会出现多少个“兵马俑”还不得而知。
目前，正在发掘的9801坑是一个铠甲坑，这个坑总面积比秦俑一号坑还要大，我们现在只发掘了大约130／1。出土了一些石质铠甲。其余的没有必要再进行挖了，因为，保护是第一位的。
有旅游业内人士认为，陕西秦文化游应该打出整个秦陵的招牌，而不能让兵马俑唱独角戏，因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记者了解到，目前陕西正在规划打造整个秦陵遗址游，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首先资金是个大问题。据知整体规划建设秦陵遗址游需要至少上10亿元的资金，而这对现在陕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挖掘秦陵不能靠冲动对称
秦陵因在考古勘测上有新进展而引人关注：通过高科技的遥感探测和传统探测手段，传说中规模庞大、“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布置得煞费苦心的秦始皇陵地宫情况基本探定，于是究竟开不开挖又引起争议，按理这应该是件好事：我们一直在为文物保护受冷落而烦恼，为遗址被毁、古墓被盗而难过么?然而，面对这些，偏又无端地生出一些忧虑来：考古发掘有没有热到过度?在考古队伍撤退后，是否都能得到妥善处理和保护——文物保护从来都是“僧多粥少”，“高僧”频来，会不会有不少连粥都喝不上呢?
像秦陵地宫，国家文物局一直态度坚决，要发掘，但要30至50年后再说。另一处大受追捧的“富矿”乾陵也如此，挖开的主张和计划几次三番地报上国家文物局，打的又是“抢救性发掘”大旗，同样没有通过。不发掘，正是因为重视，在不具备“养好”文物的条件时，让它们留在住了几百几千年的老家，才更安全。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用遥感技术探测秦陵地宫，是被列入“863”计划的项目，足以证明这一点。
追逐考古现场，因为它有不可知的心理悬念，还有老山汉墓和埃及金字塔的电视直播热的例证。对于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专家们，突然到了聚光灯下，一样难免冲动。比如，秦陵或乾陵，就有专家私下里心存渴望：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生之年能看看“真相”多好!当年郭沫若先生的开挖乾陵之请被周恩来总理坚决否定后，也曾题诗“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写出了他的失落与不甘。所以，才为主持秦陵勘探的一位老先生的话感动：“不想改变我晚年在家带小孩的命运”——如果继续发掘，他可就忙坏了。
其实，开挖的同时就意味着历史传奇魅力的失落，或者失望的开始。乾陵里也许什么都没有，像那个在几亿世人面前打开的空荡荡的金字塔一样。而阿房宫呢，真正量出了它的长宽高下，从此再读“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时，也没了与想象同在的气势。论“旅游资源”，这未必就不是一种损失。
三星堆文化探秘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乙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它的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鄙人孤陋，也还见刀杖、枪杖呢!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
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见理查德·得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81页)。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即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后来变成了留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初探》)，又经柏灌、鱼凫，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与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
我们再细致地研究一下出自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我却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肯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
附带要说的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是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合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辽祖陵耶律阿保机墓
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祖耶律阿保机陵墓的准确位置首次确定，并且保存完好。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代祖陵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发现。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二队队长董新林介绍，有关辽祖陵的文献记载十分简约及相关考古缺乏，以往对祖陵的考证和认年10至11月，该队会同内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馆，对辽祖陵园遗址及附近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依据出土石像生的位置，初步确立了辽代祖陵神道的大体方位，从而明确了辽祖陵的准确位置。此外，根据“南岭”西侧山脊上的石墙遗迹，考古专家提出祖陵陵园可分为主陵区和陪葬陵区的新认识。对环绕祖陵陵园山脊上的石墙考察，考古专家认为石墙的性质不是防御性的，而是与辽代修建陵墓时遵从的堪舆(风水)制度相关，并得出辽代祖陵应是依据汉代皇帝的堪舆制度而建的结论。
据介绍，辽代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夫人的陵寝之地，建于天显二年(927年)。辽祖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坐落于一个口袋形山谷中，四面环山，仅有一个直线距离约80多米的山口作为惟一出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