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宣传方式逐渐从秘密走向半公开或公开的形式，党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不断鼓舞着昆明人民迎接解放的激情。各种形式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对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敌工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渠道，把解放战争的真实消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役的伟大胜利，滇军在东北的起义，“边纵”已解放云南60多个县城的喜讯，不断在敌营中进行及时，广泛，深入的宣传。1949年初，敌工小组向敌特指名道姓地投递警告信，使敌特惶恐不安。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绝兑换刚发行不久的金圆券，激起群众不满，愤怒冲击中央银行，卢汉竞亲临现场指挥枪杀无辜群众21人。新华社电台播发共产党中央宣布卢汉为甲级战犯的消息后，当时昆明的官方宣传工具力图封锁这一消息。敌工小组即直接将登载这一消息的《新华电讯》投寄给卢汉本人，引起卢汉的震动。1949年11月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对敌工作领导令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在昆明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秘密投送《约法八章》和刘、邓《四项号召》，掀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为迎接昆明的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
建立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1941年夏，南方局派郑伯克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把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努力扩大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当时的云南，蒋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银行的法币，还有富滇新银行的滇票；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中央系银行，还有富滇，兴文、劝业、镛业、益华等地方系银行；军事上有中央5个军驻防，还有地方两个军和保安团；在昆明市街道巡逻的有中央宪兵13团，还有地方滇黔绥靖公署的宪兵队(即所谓中央宪兵和云南宪兵)；党政方面，有国民党中央属党、团系统，还有地方政府系统。总之，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系统，互相勾心斗角。卢汉上台后，政治上采取拥蒋保己的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云南人民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卢之间继续存在着矛盾，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蒋、卢矛盾，实行区别对待，对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采取又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在“一二一”运动中，按照党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击蒋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争取卢汉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协和让步。经过斗争，在蒋介石被迫电告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之后，在由卢汉接受学生所提条件下停灵复课，取得“一二一”运动的重大胜利。
1946年的李、闻惨案，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造谣说，暗杀李、闻系云南地方势力，同时将龙云的副官处长杨竹庵抓捕，逼杨竹庵承认暗杀李、闻系卢汉指使，要杨竹庵交出凶手和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名单，随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谓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种进步报刊，以实现其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打击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地方势力的目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针锋相对，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有力地支持和争取了云南地方实力派。7月21日，云南地下党组织昆明学联在街头散发传单，揭露特务头子唐纵在昆明抓捕龙云副官杨竹庵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种种阴谋破产后，霍揆彰又导演了“公审”罪犯的丑剧，枪毙了两名小特务作替罪羊。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在城市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和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云南地方实力派经过地下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几经反复，卢汉才终于由“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逐步转变到“联共反蒋保己”的轨道上来，最后实现了昆明起义。
卢汉上台后，省工委派欧根、张子斋与张冲联系，让他们争取卢汉参加反蒋运动。护国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严达夫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送进步书籍给他看，并通过省参议员唐用九(共产党员)的影响，使他充满爱国热忱，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满，对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同情。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运动中，他挺身而出，联络苏鸿纲、徐嘉瑞等发起签名，争取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上书卢汉，声援学生。
1948年冬，省工委决定由郭佩珊、李剑秋、吴邦彦3人组成统战小组，郭佩珊为组长。郭佩珊直接联系新闻界党小组，这个党小组联系《人民日报》、《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等地方报纸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宣传党的政策。这些报纸有时全文刊发党中央毛泽东的声明、新华社电讯，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等。李剑秋联系费炳、刘革非、张执中在地方军政人员中开展工作。吴邦彦联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员中开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为了在昆明的军、警、宪、特中开展工作，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和“云南正义救国同盟”，对敌人营垒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工作。领导和团结愿意靠拢人民的人员，利用合法斗争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决定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三人组成统战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联系。在省参议会内，开展了以维护云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张，团结参议员中的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拥蒋分子。1946年4月1日，云南省第一届参议会正式成立工作。1946年夏，根据旧政协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甘舜、张天如、孙天霖、刘淑清等人组织发起“云南地方自治促进会”，得到地方势力严鉴、李星槎、李奂若、徐亚雄等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和参加。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组织通过扩大团结地方势力，争取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积极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支持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积极声援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军警任意逮捕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参议会驻委会上，马曜等先后提出：“请减少驻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及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护人权”等提案，由于进步势力积极支持，参议员提出的维护云南地方权益，反对驻军(指警备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参议员的支持。在李、闻事件中，省参议会驻委会紧急召开会议，参议员孙天霖、甘舜在会上发言：要求将凶手“缉拿法办”以明真相，并予肇事区直接负担治安责任者以惩办”，矛头直指霍揆彰：省参议会重申：国民党驻滇军队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经过各方面的斗争，最后蒋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职，由何绍周继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卢汉兼保安司令，并将4个保安总队改编为4个保安团，9月又扩充为6个团，归保安司令部指挥：自1946年7月何绍周任警备总司令以来，依仗他是何应钦的侄子，飞扬拔扈。卢汉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他却处处受到何绍周的监视和掣肘。省参议会通过卢汉副官提供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盗卖枪支、走私贩毒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2月撤销了云南警备司令部，调走何绍周，进一步扩大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省参议会与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断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终于促使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由“拥蒋保已”逐步转向“联共反蒋”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妄图以云南作为“反共复兴基地”，蒋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弥第8军调驻云南，中央89军刘伯龙部也窜到滇东曲靖一带。为了抢占云南，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设立滇黔桂边区绥靖公署，派其亲信张淦为主任，派桂军303师进驻百色，准备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的名义在滇桂黔边区设绥靖公署，其副长官李品仙电云南省政府称：“已派陆军303师进驻百色，并准备人滇协助剿匪”，卢汉复电拒绝，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师已有两个团进入云南富宁县，并向广南移动。1949年6月8日，马曜、刘淑清等21人在驻委会上紧急动议，经讨论一致认为：“(1)云南并没有匪，而是迫于拉丁征粮引起和剿匪剿出来的民变，还能再剿吗?(2)白崇禧想保存实力，将战火引向云南是个阴谋；(3)华中长官辖区不包括云南，西南各省已设有绥署，不必邻省代庖?当即决定先电告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制止桂军入滇”，声称如得不到圆满答复，“滇民为争取生存，只好通电全省各县坚壁清野，团结抗御”。
1949年2月13日，围绕反对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省参议会驻委会一致通过咨请省政府停止新闻检查，卢汉最后同意：当时，除在昆的《中央日报》外，其余各报竞相刊登有关中共中央的真实消息。
1949年7月6日，省参议会驻委会迫使国民党中央驻云南军队的军饷用黄金兑换半开(滇铸银元)发放；抗议将五十三兵工厂迁往台湾等。通过以上斗争，把国民党反动派伪装“还政于民”的所谓“民意机关”逐步变成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争取民宅的民意机构，变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滇军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维持统治的支柱，它以云南讲武堂训练的军人为骨干，举行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发动过讨袁护国战争，为革命立过功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云南省临委曾派遣一批党员到滇军开展政治工作，推进国民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云南地下党又先后派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60军和58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党中央还专门从延安抽调党员骨干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张子斋(白族)到184师工作，并在该师建立了秘密党支部。1940年底又派朱家璧从延安回云南开展滇军工作。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把滇军全部调往东北。党中央对滇军的情况十分重视，1946年4月，刘少奇、朱德在延安亲自部署了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党中央专门组织了滇军工作委员会，叶剑英和军事情报部长李克农、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直接领导这项工作。1947年3月东北局决定成立滇军工作机构，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和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直接领导开展对滇军的争取工作。曾受中共地下党教育影响的陈禄、白华首先带领一个加强连率先在东北投奔解放区；1946年5月27日，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中共党员)率部在海城起义。潘多次给曾泽生等人写信。指出他们面临的危险处境，要当机立断，争取光明的前途。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滇军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而滇军93军则在锦州被歼，国民党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卢汉的叔父)被俘，这对卢汉震动很大。卢汉的部队在东北已起义或被歼，而手中只有五、六个地方保安团的兵力，卢汉心里明白，国民党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走向光明的道路。
云南是祖国边疆多民族的地区，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注重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在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中大批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民族衣服和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在生产、生活中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办好事，办实事。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开展为当地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逐步组织“翻身会”，从经济斗争引向民族团结、平等，为争取全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他们使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1942年，云南大学教师侯澄在路南中学教书，注意发现培养撒尼族青年毕恒光，把他带到昆明，进人中山中学，参加了“民青”，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省工委派毕恒光回路南，在尾则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路南农村，建立起地下党领导的工作据点和联络网。1945年，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当连长的阿细族青年杨治庭回家乡弥勒后，在中学当军事教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回到弥勒西山组织起民族武装，参加发动武装斗争。由于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极不平衡，党组织从实际出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做好民族上层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注意尊重他们的利益，利用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矛盾，争取他们中立或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经过党的长期艰苦工作，联系团结了民族上层人物，反蒋民主人土，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云南武装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禄劝土司后裔金洪照，自动带领其保家武装50余人、枪，参加“边纵”三支队游击大队任大队长，放下其优裕的生活，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直到昆明解放，成为党的优秀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能够顺利发展，是与党的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深入敌营，建立据点，逐步
变敌人的城市武装为我所用从1946年开始，党组织便通过不同渠道在省府警卫营中开展工作，建立秘密组织。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1949年在该营建立了党的支部，并吸收该营营长李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该营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卢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党所控制，并随时准备按照党的号令行动。1949年“九·九整肃”后，党组织分析形势，认为卢汉今后有三种可能：一是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进一步靠拢人民；三是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我们要避免第一种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必要时准备动用警卫营的力量举行兵谏，迫使卢汉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