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员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同志。昆明市郊区特支水上交通线的活动，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连续两次传讯特支水上堡垒户、水路负责人李应贤。警察对其拳打脚踢，但他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秘密。1949年10月，马荣柱等为执行一项任务到嵩明阿子营，与游击队联络员杨兆斗接上头，在阿子营宿营，不料被县常备队包围，杨光斗被敌人抓住吊打。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杨始终坚强不屈，只字未供。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狱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敌人采用电刑、压杠和皮鞭拷打审讯，但她丝毫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实情。为了保护组织，保护被捕同志，她把责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担，并说服其女儿在监狱中编造口供，承担责任，使敌人放松了对其他被捕同志的审讯，免遭敌人的酷刑。党组织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后，儿子、姑娘、儿媳、孙女都参加了接待过往人员的工作。李土娘从烧水、做饭、护理伤病员、洗衣服到筹备生活费用、传递情报都做了精心安排。“九九整肃”前后，从昆阳转送的410多名干部、师生，都是由昆阳街四铺47号傅学义家、安企村杨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有的党组织还通过“农民翻身会”把群众动员起来，掩护过往人员的安全。党组织还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对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昆阳县委在古城这个转送点，首先通过社会关系做好几家士绅的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从古城转送的160多名干部、师生，多数都食宿在开明士绅的家里。从昆明乘木船来的干部、师生得到李润墀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九九整肃”事件后，昆明县政府派县常备队抓捕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书记陆介福，由于在国民党昆明县政府负责地下统战工作的吴盛虞及时传递情报，党组织能尽快将陆介福转移，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昆阳县城区在转送从昆明乘船转送来的20多名干部、师生，因下船后未接上关系，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他们在路上引起了国民党昆阳县护路中队谭怀义的怀疑，结果被全部抓捕，移送乡公所关押。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时派人做乡长尹宪邦的工作，经过争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党组织及时将20多名干部，安全转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游击区。为了保证联络站、交通员及护送人员、物资和传递信息的安全，党组织规定：地下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为了防止意外，规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头时的预约特征、信号、暗语等，以及万一暴露时的口供和对情报的处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布置，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建立敌工情报组织
1948年3月，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先后派市工委委员高志远、市委副书记赖卫民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先后成立敌情工作小组，敌工支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田秉熙、朱人杰等。省工委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根据解放战争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敌人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为我所用。
遂采取了“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及“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经省工委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5月，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1000人。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1948年7月，昆明学生开展“反美抗日”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土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卢汉采纳了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由，故意拖延审判过程，抵制了毛人风、沈醉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党在敌人军、警、宪、特中的外围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省府警卫营中发展很快。到1949年9月，在该营中已有党员4人，“民青”、“新联”成员60多人，“军盟”成员92人，“武工队”战士145人。做到营有党支部，连有核心组，排有小组。秘密掌握了这支武装。党组织从警卫营及其控制的人员中选派了重机枪射手，爆破技术员等，携带炸药、导火线、雷管、手摇点火机等器材到边纵参加战斗；省府警卫营营长李焕文(中共党员)派人将边纵驻昆联络站秘密购置的数千套军服、药品、武器弹药、文化用品等封装好，贴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条转送到边纵；李焕文还从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军用地图交游击队使用，为支援“边纵”武装斗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卢汉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共产党所控制。
在警察系统，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员70多人，各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昆明起义前夕，警察系统共发展了党员4人，盟员100余人。昆明市警察总局局长李志正，也在起义前夕参加了“警盟”组织，加上一部分中层警官，基本上可以为我所用。敌工组织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10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10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敌工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二十六军的谍报人员训练班，利用工作关系取得二十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交边纵使用。
昆明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厅长、民盟成员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准备在昆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力量后，敌工小组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厂护产，防止反革命破坏。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昆计划。卢汉乘机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扣压了这些反动头目，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卫战中，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湾血战中，坚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人员，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利用矛盾，促进发展
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渊源久远，根深蒂固。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己的独裁政策，历来为地方势力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不时都会表观出来。他们基于一定的乡土观念和桑梓情谊，在昆明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只要不触及其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往往采取观望、中立的态度，在地方军政中下层人员中有的还对人民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随着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滇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其余滇军或投诚或被歼，这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与影响。党中央深刻分析蒋卢矛盾，制定正确政策，直接部署和进行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对起义、投诚、被俘滇军中下层军官施以反蒋爱国教育后大批资遣回滇，都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在云南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有着同乡、同事，同学、师生、旧属、朋友、亲属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军胜利溶江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巳成定局，蒋、卢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起来。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逐步由“保已、拥蒋、反共”，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在此形势下，敌工组织不失时机，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地方势力的军警宪特系统上，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绥靖公署特务队、保安司令部，保安团，警察局。刑警队等组织中建立了据点和情报网，开展了工作，逐步地把地方势力中存在的反蒋情绪汇入到人民反蒋统一战线的洪流之中，从而削弱、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中央顽固势力。
在有利形势下，敌工组织不仅把握时机，提出“依靠下层，争取中上层，孤立反动顽固者”的正确方针。还针对敌人营垒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特点，提出恰当的对策和工作方法开展工作，从而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地方保安团队的下层土兵，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贫苦农民，深受长官的压迫剥削，渴望解放。敌工组织通过同乡会，兄弟会，小先生互教互学文化等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各种公开合法活动，谈心忆苦，启发阶级觉悟，组织合法的经济斗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通过以上活动，吸收积极分子参加秘密的革命组织，把广大士兵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敌情工作在保安团队里的依靠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在此形势下，敌营里的中上层人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党组织适时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先后争取了一批地方保安团队和军事机关的营长、团长，科长、处长，警察局的巡官、局员、分局长、大队附、总局长和其他特工人员靠拢或投向人民，有的经过严格审查还加入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长驻昆明的宪兵十三团，历来是秉承蒋介石中央的旨意镇压民主运动，逮捕革命师生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和监视地方势力的御林军。1948年秋，云南籍的王栩调任该团团长，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地方民主人士的影响，在他确实表现有所进步后，被吸收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军盟”。之后，通过他做团里的云南籍副团长和几个尉官的工作，逐渐削弱了这个团的反动作用，最后这个团还积极参加了昆明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