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欢庆胜利，渴望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代表人民的意愿，团结全国民主进步力量，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重庆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方针，蓄意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全面内战。为了保卫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被迫奋起自卫，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你死我活的决战。在这场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殊死决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同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浴血奋战，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师生，在各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在西南联大举行了时事晚会。共产党员、著名教授纷纷登台演讲，他们分析抗战胜利后远东局势的发展，中国如何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统治。9月4日，昆明文艺协会、《民主周刊》社等8团体联合发起，在西南联大召开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闻一多、吴晗等在会上作了演讲，10日，有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成员参与的在昆人士620人联合发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
对于昆明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深为忧虑，为了推行内战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镇压昆明人民的民主运动，剪除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亲自指挥杜聿明发动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的政变。1945年9月，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采取调虎离山计，以便搞掉龙云，全面控制云南。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云南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提醒龙云加强防备。华岗当面向龙云指出滇军入越的危险性，希望他提高警惕，滇军中的地下党员张文澄、宁坚向张冲建议，由张冲劝说龙云不能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以防突然事变，朱家壁通过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提醒卢汉，指出“前脚一出门，后院就起火”的可能性；地下党员周新民也以民盟负责人身份面见龙云，揭露蒋介石剪除异己，控制云南的阴谋由来已久。
由于龙云对蒋介石的本质还认识不足，更主要是他想趁入越受降之机扩充实力、改善装备。因此，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忠告和建议都未能引起他的重视。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第一方面军所属九十三军、六十军以及暂编第十九、第二十三师由卢汉率领赴越受降。党组织立即指示在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随军行动，继续开展工作。这时，留驻昆明的滇军仅剩独立第二旅的第三团和护卫五华山的一个营。
10月3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所部发动军事政变，控制昆明。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并将其挟持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尚在越南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又安排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并代省主席。
同时，成立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建立了蒋介石直接控制云南的党政军体系。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除掉龙云这一心腹大患的最终目的，是要镇压云南的民主运动，稳定其发动全面内战的后方基地。
卢汉原系龙云部属，是云南地方实力派中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卢汉采取既安抚、利用，又监视、限制。他设置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亲信掌管，还派了嫡系部队以及特务、宪兵驻守云南。卢汉上任后则采取“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卢汉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他的家庭是彝族的奴隶主，占有土地、奴隶和武器。他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军长、军团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卢被委任新职时正带领滇军在越南受降。
卢任省主席并不表明蒋对他特别信任。蒋预料到内战开始后西南将是后方，而云南则是这个后方的最重要的基地。要控制云南这块地方，就非要重用卢汉不可，通过控制卢汉达到控制云南的目的。但是，卢汉称雄割据的思想很突出，和龙云一样，想把云南搞成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方针是，又要利用卢汉这块牌子，又不能让其搞独立王国，称雄西南。采取的策略是先夺卢汉的军权，让他当个云南省空头主席，然后取而代之，拿掉他的主席的位子。
蒋介石明令在卢汉返回云南就职之前，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同时把军事权交给杜聿明和关麟征，密令关麟征到海防统一指挥驻越蒋军，随时准备对付敢于异动的滇军，指派何应钦坐镇河内，对卢汉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蒋介石自信云南的军政实权已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昆明已无后顾之忧，假若前方的卢汉和滇军有所不满的表示，就可加上各种罪名，大兴讨伐之师，把云南地方势力赖以存在的滇军一举消灭，然后就可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亲信李宗黄那个“云南省主席”前面冠上的“代”字去掉，成为名实相符的云南最高头头。
卢汉对蒋的预谋甚为不满，既然让他当主席，为什么先让别人代一下?卢汉的本意是想军权、政权一起抓，如果只让他当光杆主席，不让掌握军队，无异是要在一定的时候，杀他卢汉的脑袋。从这里可以看出，卢汉一上台就潜伏着对蒋介石的怀疑、离异与防范。
当时卢汉的心情很复杂，他内心既不愿意背离龙云，又不敢得罪蒋介石，更不甘心云南就此拱手让给蒋介石，他陷入深深的苦痛思索之中。当时摆在卢汉面前可供选择的路似乎有两条，一条是公开打起反蒋旗帜，率领慎军回师昆明；另一条是接受蒋氏命令，放弃兵权，回滇就任新职。卢汉考虑，云南经过八年抗日，人民苦痛已深，急需休养生息，打内战不会得到人民支持，再说，从越南回滇，沿途有中央军重兵把守，自己稍有行动，必然遭致数倍于己的蒋军的围、堵、追、截，不仅使地方残破，人民遭殃，滇军自身亦有被全歼的危险。看来这条道行不通，死路一条。
当然，蒋介石是最希望卢汉与滇军走这条道。至于后者，即使卢汉愿意放弃兵权，回滇就职，但是否能实现亦尚未可知。卢汉揣度，既然委有新职，又不明示何时就任，更不说新旧职务关系，这自然只是一种搪塞敷衍、伺机待变的安排，是一个暂时笼络人心的幌子，不可太过认真的。所以，卢汉经过仔细思索，考虑再三，面对当时险恶形势，他成竹在胸，暂时委曲求全，再图日后发展，公开表示“一切服从中央，听从中央的指挥”。这样，蒋介石终于暂时找不到吃掉卢汉和滇军的借口，只有另打主意了。
李宗黄虽是云南鹤庆人，但从1927年起他就投靠蒋介石，奉蒋之命在云南“清党”，残杀无辜，两手沾满人民鲜血，被人们遍街张贴标语，将其赶出云南，因此，他在云南声名狼藉，这次被蒋召回云南，委以代省主席重任，李氏自然又要猴儿耍戏，尽量让主子欢心高兴了。
所以，李宗黄一登台就勾结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等，对云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冶。他们在各机关、各厂矿、各学校和各事业单位都安插了大批特务，唆使军、警、特、宪作科犯罪，任意妄为。通过清查户口和新闻检查等反动措施，严格限制和任意干涉群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逮捕、关押大批青年学生和各方面人士，撤换了大批中学校长，许多教职员工被解聘。在经济上也借各种名目，肆意搜刮，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恐，民不聊生。
蒋介石、李宗黄等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为了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正疯狂地进行各方面准备，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反对。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动派实行血腥屠杀，导致了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
惨案发生之后，立刻影响全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都相继发表声明，支持爱国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大中城市亦纷纷响应，惨案制造者受到举国一致的谴责，云南人民掀起驱逐李宗黄的浪潮。面对迅猛发展的形势，迫不得已，蒋介石只好忍痛割爱，舍车保帅，将李宗黄调走，以平息人们的反对情绪。
李宗黄的被驱逐，为卢汉就任省主席提供了条件。一是有成命在先，二是代主席已经垮台，蒋介石只好让卢汉宣誓就职了。但蒋介石消灭云南地方势力的计划并没有因此放弃，以李宗黄主滇的旧梦虽已破灭，消灭滇军的新阴谋又将付诸实施。
蒋介石知道，卢汉与龙云关系非同一般，虽眼前龙云对卢汉有点不满，但这是暂时的，卢汉难成自己的忠实部下。因此，如果让卢汉继续手握兵权，必然日后将会出现拥兵称雄、尾大不掉的局面，与其遗患将来，不如今日除根，来个釜底抽薪，使卢汉难成气候。在蒋眼中不除掉滇军，云南问题不算彻底解决。但如何使滇军消灭呢?蒋介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最后他决定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东北战场，充当它打内战的炮灰。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滇军打胜了，他不仅可把滇军分割开来，分而治之，而且卢汉滇军得罪了共产党，就只能死心踏地跟随他；打败了，正好借共产党解放军之手把滇军彻底解决掉。这样，入越受降的滇军两个军八个师的武装，经过改编，八个师整编为六个师，称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任命他信得过而云南方面又能接受的云南人孙渡率领，于1946年初用船经海路运往东北战场。
这样，卢汉手中的兵权被剥夺了，1945年12月回昆就职时，只带回了一个警卫营。就连这个小小的警卫营蒋系势力也不肯放过，竟下令要警卫营拨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后来经卢汉派代表前去苦苦哀求，警卫营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卢汉主持滇政之初，处境并不妙，没有供其调派的武装力量，虽有一个保安司令的头衔，却无一兵一卒供其指挥，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已；至于行政各部门的头头们，又多属蒋介石和李宗黄安排的人，对卢汉多有所掣肘，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时间，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弄巧成拙，于事无补。所以可以说，初当省主席时卢汉也是个光杆主席。
然而，不管怎么说，卢汉毕竟当了云南的省主席，他不属蒋介石的嫡系，云南的权仍在云南地方势力手中，尽管这种地方力量在1945年冬遭受摧残，元气大伤，几乎陷入绝境，但只要其火种保存下来了，它迟早还会再燃成燎原之势的。
谋发展暂且迁就
戎马半生的卢汉自然熟知手握兵权的重要性，又何以乖乖地交出兵权回省当一个光杆主席呢?难道他不懂在旧中国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吗?不是的。正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要说他卢汉这个杂牌军的司令，在当时的处境和形势下，就是蒋势力圈子里的人，稍有不恭，使蒋不快，也难保不出问题的，这种事例在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还少吗?因此之故，卢汉审时度势，瞻前想后，当前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安排，把军队交给蒋介石调去打内战，自己暂且任一个没有武装护卫和没有班底支撑的光杆主席，以图日后发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否则，如果当时同蒋介石来硬的，硬顶硬碰，恐怕不仅兵权保不住，连省主席这个职位也不可能到手。在蒋介石当政的近二十年中，这种事例也是很多的。所以，卢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当蒋让人向他传话说任省主席不能兼军职，任军职不能兼省主席，他表现得合乎情理，毫不在意。而当蒋介石亲自对他讲，东北急需兵力，拟调他的一个军，问他行不行的时候，他立刻表态说，既然是东北需要兵力，军队是国家的，全部调去好了。蒋介石听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站起来拍着卢汉的肩头说：“好!好!好!你真是模范军人”!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云南的两个正规军就被调到东北内战前线去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炮灰了。
滇军到东北打内战，卢汉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他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下曾经两次赴东北安抚滇军，亲眼见到滇军被中央军分隔在各个不相连的驻地，不等部队到齐，来一个师派一个师，到一个团上一个团，既要和解放军打仗，又要防备被中央军并吞，上下左右前后均有牵制，处境险恶，使他感慨万千。他在公开场合都是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口径，讲一些空空洞洞的话，只有在高级将领这个自己心腹的小范围里才能讲几句真心话，即便如此，有的话还不能讲得太明白，只能作些暗示，尽可能含蓄一点。如第一次视察时对滇军高级将领们说，要防备杜聿明(当时杜任东北保安司剿总副总司令，依照蒋介石命令，滇军在东北归杜聿明指挥)下毒手解决云南部队。杜聿明召开会议时，军师长不要一齐都去，军师长离开部队时要指定临时负责人。他还说，滇军和杜聿明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人事调动可先调后报。说杜聿明也可能不来硬的，会来软的，伤亡、消耗，不给补充，让你苍蝇吃翅膀，自生自灭。卢汉最后告诫滇军将领说：“只要你们两个军存在，云南政局不会变”。卢汉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滇军保存实力，巩固地位。因为他这次视察是在潘朔端率领滇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后不久进行的，当时军心不稳，既顾虑中央军把滇军分割吃掉，也顾虑其余滇军效法184师，跟着起义。
卢汉第二次赴东北视察滇军已是辽沈战役前夕。当时蒋军在东北虽尚有数十万大军，但士气低落，人心不稳，东北战局的形势已在向着不利于蒋军的方向快速发展，同时在省内的情况亦今非昔比，鸟枪换大炮了，他卢汉本身的思想认识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这次他对卢浚泉、曾泽生、龙泽汇等滇军高级将领们的讲话，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告诫滇军将领们：“你们在这里做事要机动点，不要做什么都要受人家支配，也不要什么事都要到云南来问我。卢汉视察回昆后曾对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谢崇文说：“东北形势十分紧张，我已对他们说现在我顾不了你们，你们也不要管我了。情况紧急时，你们自找出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