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农工党成都市级组织，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正式恢复活动。由刘云波、杨云书、杜琼书、陈懋鲲、李斯炽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刘云波任组长，开始工作。
我是1978年8月初调入农工党成都市委会的。当时既无办公地址，笔墨纸张也没有，更不说什么历史资料。临时领导小组要开展工作，都相约在刘云波同志家中。之后，在市政协大力支持下，找了一间小会议室，这样才有了一个邀集成员聚会或学习的地方。
从组织恢复时期即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开始（1978年5月）到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为止（1980年1月22日），近两年的时间，我们做了以下工作：
一、调查了解各基层组织和成员的基本情况
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临时领导小组中，刘云波年逾古稀，李斯炽病卧在床，杨、杜两位均系兼职领导且在本职岗位上肩负重任，只有陈懋鲲同志是专职领导，因而实际上具体工作只有他和我分头进行。
十年动乱，成员变化很大，情况也相当复杂，但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在中共市委统战部和基层党组织具体帮助下，我们凭一股热情、两条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积极联系，调查访问，直到1978年底，对全市农工成员的基本情况，才大体弄清楚了。
据当年统计，全市12个支部（包括一个直属小组）共有成员190人（包括省级组织在内），153人健在。
在调查访问中我们了解到，成员在政治思想上普遍存在着“三余思想”，即“余悸尚存、余怒未消、余痛未止”。担心政策多变，特别是有部分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参加农工党组织而受到迫害，对农工党组织采取拒而远之的态度，有的还对专职干部很有怨言。另一方面，我们还了解到，全市农工成员在十年动乱中，绝大多数（78%）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专业，兢兢业业，坚守工作岗位。比如有的成员在大会上被批斗后，立即又穿上白大褂走上手术台（杨云书——原市二产院院长）；有的成员受到残酷迫害，背死人、衔稻草，批斗后，仍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上坚守岗位（周福田——市传染病院院长）；有的成员被批斗后，病倒在床，用木板支撑，也没有停止撰写专业著作（周晦若——省丝绸研究所蚕桑专家、高级工程师）。很多成员被下放劳动，仍没有停止对自己专业的钻研或写作，甚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放弃专业技术的研究（黄蜀丹——市二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通过这段调查工作，我们认为：广大农工成员主流仍然是好的，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信心。
二、恢复基层组织活动的试点工作
1978年8月21日，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市委书记熊宇忠发表了重要讲话，重申了党中央对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励各民主党派组织把工作恢复起来，活跃起来，为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作出贡献。会上对各民主党派当前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特别是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班子、办公用房和干部问题等作了具体指示。与会人员受到鼓舞，感到了关怀。
1978年10月9日，农工党中央以王一帆为组长的工作组来到成都视察工作，召开了省市两级组织负责人和专职干部座谈会。刘云波同志代表省、市两级组织汇报了当前工作后，王一帆同志介绍了农工党中央恢复组织工作的情况。
在这两次会议的推动下，1978年12月初，刘云波同志召开了一次临时领导小组会议，杨云书、杜琼书、陈懋鲲出席，我列席会议。会议就恢复基层组织活动的试点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最后决定在市三医院搞试点。
市三医院是成都市重点医院，中共党组织已恢复和健全，民主党派成员比较多（农工党9人、民盟1人），高级知识分子较多，代表性较大，有省政协委员1人，市政协委员7人，市人民代表2人，区人民代表2人。
12月9日，临时领导小组召开基层组织恢复活动工作的筹备会。12月14日召开了扩大座谈会，农工支部全体成员出席，同时还邀请了中共四川省和成都市委统战部、农工省委领导、中共二医院总支书记、各党支部书记和当时已调任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的陈继兴参加。座谈会先由李锡川同志介绍三医院农工党支部和成员的全面情况，组织动员成员自由发言。
实践证明这次试点工作是成功的，效果好、影响大。比如医院中共六支部书记胡玉芬和人事科张科长，很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对民主党派和成员，总认为是讲吃讲耍、讲照顾，在思想上总有些格格不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们很受教育，很受启发，思想上感到亲近了。向农工同志们学习。”三医院的试点工作，以后还在农工党中央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的服务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交流，被称为“全国第一炮”。
三、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
落实政策工作，全国范围内早已开展起来，当时由于民主党派尚未解决办公用房，起步较晚。直到1978年10月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将东风路原工商联的办公大楼收回后，才给各民主党派解决办公地址，并成立了党派联合办公室，这样各项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
民主党派机关有了一个办公地址，成员与机关的来往也就逐步增多了，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也不断增加。人少事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尽管如此，我们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7位成员，在1979年协助单位给予了改正、平反。对于死者家属均以领导小组的名义进行了慰问，生活上有特殊困难的给予了一定的补助。
通过协助有关单位纠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成员对农工党组织的向心力大大增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如陈仲涛同志接到恢复农工党籍的通知后，专程到东风路办公室来说：“我离开组织20多年，现在又回到农工党组织，证明我陈仲涛不是坏人，也证明农工党组织是关心我、爱护我的。我今后拼老命也要把工作搞好，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
四、协助基层组织恢复活动
在市三医院支部恢复组织活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基层组织恢复活动由临时领导小组长刘云波同志牵头，具体联系和筹备工作由我负责。对原有基层组织，凡有条件或条件成熟的，就积极进行恢复组织活动工作。到1979年底，原农工党市委所属的12个支部（包括一个直属小组）中有6个支部（市一医院支部、市二医院支部、市三医院支部、成都中医学院支部、市综合医卫支部——原市卫生局支部、东西城区基层医院支部）正式恢复了组织活动。
五、认真协商、积极推荐农工党成员
出席市政协六届二次全会1979年10月中旬，我被调到市政协筹备组，主要任务是对农工成员参加政协会的提名，介绍有关情况，核实有关材料，负责征求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等等。最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共21人。李克光被选为副主席，肖涤余、王祚久被选为常委。
这次会议是历届市政协参加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盛会，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新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当家做主的责任感。
六、建立办事机构，搭起工作班子
我在1978年8月调回农工党组织后，直到1979年10月在东风路分到了三间办公用房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工作上讲，基本上是“打游击战”，唱了半年多的“独角戏”。1979年市委统战部终于给农工党市委机关调来了3名干部，设置了“两处一室”，即组织处、宣传处、办公室。李晓耘同志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我和刘进为组织处干事。刘静宜为办公室干事，宣传处由陈懋鲲同志兼管。直到1979年底，大体有了个雏形。
七、积极筹备和召开农工党成都市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历史转折时期，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农工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农工党组织出席大会的有5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成都市代表李克光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79年12月下旬，农工党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由于历史的原因，代表大会是自上而下召开的，代表的产生，都是由各级组织提名酝酿产生。成都市出席代表14人，当选代表3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第四届委员会。成都市代表李克光、王季槐、周福田、张志浩、黄德彰等被选为省的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元月下旬，农工党成都市级组织也召开了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实际是党员大会），会址在成都宾馆，出席人数90人。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委员会。
在第一次全委会上，李克光被选举为主任委员，杨云书、杨大中、肖涤余、周时锷为副主任委员，杨大中兼任秘书长。左正凡、王季槐、陈懋鲲、周福田、陶世英、唐伯渊为常务委员。
在农工党省、市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农工党省委召开了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明确解决了省、市两级组织的管辖问题，即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关系来划分，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属省委的由农工党省委管，属市委的由农工党市委管，完全分断，以免交叉重复，有利工作。
代表大会召开后，新的领导机构产生了，领导班子健全了，农工党成都市级组织，进入了80年代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系农工党成都市委组织处处长，已退休。本文成文于2006年）
忆支部组织活动二三事
刘静宜
已停止活动10多年的农工党成都医卫综合支部于1979年8月又恢复了组织活动。当时支部共12位成员，分散在市一门诊部，
一、二产院，市传染病院，市防疫站，市结核病院，市中医医院，铁二局医院，成铁中心医院等9个单位。由周时锷任支部主任，杨云书、王季槐、周福田、陶世英任支委。这个支部具有成员单位多、院级领导多、名医多的特点，而且均是1956年以前加入农工党的老党员。支部曾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统战系统先进支部。1983年支部主任周时锷曾去北京参加农工党中央基层支部经验交流会。
“十年浩劫”结束后，这些老党员犹如枯木逢春，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来激励自己不断在工作中出成绩，业务上出成果。支部的组织活动也始终围绕这个中心。支委们总是提前安排活动内容，落实中心发言人，提前通知成员，人人心中有数。支委们说，要打有准备的“仗”。
记得1980年春天的一次组织生活像是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心发言人赵棣华同志谈“当归四逆汤治疗子宫颈肌瘤的体会”、王季槐讲“稻田养鱼灭蚊”、刘振华交流“枯痔疗法”。大家准时从四面八方赶到市一门诊部周时锷同志的办公室，就连在北京为中央领导治病摔断了腿的名医高诚宗也没迟到，10多人挤在那间小屋里，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是那么认真！
1981年7月，成都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退水以后遍地死畜、死鼠、粪便、污泥，臭不可闻，恶劣的环境很可能招来一场大瘟疫。整个医卫系统全面出击，奔赴灾区除害灭病，防疫站更是一马当先，他们夜以继日地坚持在灾区进行饮水、环境消毒，杀虫、灭病。有经验的老站长王季槐坐镇指挥；消毒专家高鸿烈亲自跟车60车次到灾区喷洒药物，以办公桌为床睡了半个多月；流行病学专家王吾在灾区坚守10多天，走遍了金堂的几十个区、乡，指导群众服药、防病，调查疫情，不分白天晚上，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写出简报上报给政府。由于全民齐努力，终于打破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历史定论，并为灾后灭病总结了一整套经验，从而受到省、市政府的嘉奖。高鸿烈同志还被评为四川省劳模；王吾同志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高鸿烈同志被选派参加全省抗洪英模报告团，在省内作报告20余次。医卫综合支部也在抗洪的关键时刻，委托干部代表支部为一线同志们送去了慰问信、慰问品。这时的一封信、一瓶饮料犹如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收到一封亲人的家书，让人感到那么亲切、那么温馨、那么使人激动，使周围的同事们都受到鼓舞。抗洪结束后，支部还为评为先进的高鸿烈、王吾、唐力六等同志开了庆功会。这次活动使刚恢复组织活动不久的农工党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市防疫站的组织发展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原来只有两名成员的市防疫站于1982年12月单独成立了支部。
1981年10月，医卫综合支部还利用周末的下午走出去，把支部活动安排到青城山。他们夜宿天师洞，晚上在天师洞客堂认真学习、讨论叶剑英副主席“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建议”。第二天大家又谈笑风生地一起登山。大家不但饱览了名山风景，更增强了成员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和为四化服务的责任心。66岁的周福田老院长还登上了青城最高峰“呼应亭”，他高兴地说：“我的身体还壮得很，再为党工作15年不成问题！”他没失言，古稀之年后还为市委会创办了“名老中医门诊部”，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20多年过去了，医卫综合支部的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氛活跃的组织活动场面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这些老党员的精神极大地鼓励和鞭策着我，始终督促着我不敢在工作上懈怠。这些年来也促使我和广大党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增强了我对党派专职工作的热爱。
（作者系农工党成都市委副巡视员，已退休。本文成文于2005年）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茁壮成长——农工党四川组织发展历程回顾
周时秀
1988年，我调入农工党四川省委机关工作，至今已经24年。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的时期与党派工作结缘，是一生难得的机遇。24年中，我见证了农工党四川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