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1968年震撼全法国的“五月风暴”说起。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后，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周旋于美、英、苏之间，使法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但是国人对他的对内政策的不满却与日俱增，首先是对处置叛徒苏斯戴尔的方法不满，认为戴高乐冷酷专制；其次是对经济改革不满；另外学生们对陈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也极为不满，一场风暴在暗暗酝酿。1967年11月，位于巴黎郊区农泰尔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的学生首先发难，要求改革考试制度，参加学校管理。后来，学生组织的议题渐渐涉及政治问题。农泰尔学院不仅不考虑学生提出的正当要求，反而在政府支持下暗中掌握领头学生名单，并出动警方人员加强戒备，激化了同学生的矛盾。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阴谋家乘机拉拢学生加入极端主义组织。1968年5月2日，巴黎大学停课。3日，巴黎警察以抓捕恐怖分子为由冲进巴黎大学，逮捕了大量青年学生，当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被塞进囚车时，人们愤怒了。于是在拉丁区，阴谋家带领一群人撬起铺路石，警察上前去制止，双方拉拉扯扯，有人抄起石头将警察砸得血流满面，引发了冲突，汽车被烧毁，铺路石被掘起，学生与警察展开了激烈搏斗。5月6日，在另两个区也发生了骚乱，学生攻占大楼，筑起街垒，与警方展开巷战。在这两场骚乱中，共有600多人受伤，400多名学生被捕。
发生骚乱以来，戴高乐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使自己跟“事件”保持一定距离，给自己留有活动余地。军校出身的他对学生没有什么好感。7日凌晨，当他得知骚乱后，表示“坚决不允许在大学中有暴乱分子存在，更不允许出现街头暴力，要坚决予以制止，”但是，暴力行为禁而难止，事态正在扩大。5月10日晚8点，约一万名示威者到关押青年学生的桑秦监狱，要求立刻释放学生。两个小时后，他们占领了街头，与警察开街对垒，一时间街头火光冲天，催泪瓦斯的烟雾弥漫，汽车爆炸声此起彼伏。11日清晨，沉睡中的戴高乐被下属叫醒，告知此事。有人建议他释放被捕学生，与学生和解，他毫不妥协，询问哪些军队可以调用。11日上午，原本不支持学生的工会决定于5月13日实行总罢工。戴高乐有些坐立不稳了。
就在当天下午7时15分，总理蓬皮杜结束自2日以来对伊朗和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他曾是戴高乐的办公厅主任，深得戴高乐赏识，1961年11月被任命为总理。初时，他将需要处理的所有问题都向戴高乐汇报，慢慢地，羽翼丰满的他不再满足于“被人提拔”了。就在他飞抵巴黎的当晚5点，他便主持了内阁会议，满怀自信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从5月15日开始，开放大学并复课，释放被捕学生。这与戴高乐以前的主张大相径庭。晚10点10分，蓬皮杜发表了电视讲话，向全国宣布了上述决定。他的口气表明，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权威和独立自主性越来越大了，俯首听命于戴高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此，两人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蓬皮杜的和解讲话并未能阻止5月13日的大罢工，游行示威群众高喊要戴高乐下台的口号。5月14日以后，所有大城市的工潮、学潮风起云涌，交通中断，生产停滞，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5月23日，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宣布本人今后要负责重大的和实质性的问题，让蓬皮杜只处理“日常生活问题”。5月24日，他开始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我们的社会必须改革”。并宣布于6月份举行有关国家改革的公民投票。如果得到通过，他将使法国重新活跃起来，若多数人不同意，他就只好辞职。在内心里，戴高乐寄希望于全民公决。但是人们并没有买他的账，觉得他的改革方案总是老一套，从未找到贯彻落实的途径和办法。许多人听过讲圣雄甘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话后便大声嘲弄，“算了吧，戴高乐”。这使戴高乐十分沮丧。而蓬皮杜却正在同总工会达成妥协的协议，这几天他的形象占据了各种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俨然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人物。蓬皮杜有些得意了，以为自己控制住了局势，但是想不到的是，到了基层公司，协议却遭到否定。于是，人们认为蓬皮杜政府不是有效的对话者，一些急功近利的反对派开始大肆攻击，意图“改朝换代”。
早在5月初，戴高乐就对蓬皮杜扼制危机不力而不满了。在这上下混乱的时刻，戴高乐开始行动了。5月29日9点15分，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接到戴高乐指示：原定10时举行的内阁会议，改在第二天下午3时举行，戴高乐将同夫人到科隆贝的乡下去休息一天。秘书长将这消息通知了蓬皮杜，把他弄个措手不及，他急了，不知总统在想什么干什么。更让他吃惊的是，午饭之后，特里科满脸苍白地跑进来报告：总统失踪了，他根本就没到科隆贝去!蓬皮杜目瞪口呆：总统失踪了?就在这危机四起的时刻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巴黎顿时谣言四起，有人说戴高乐精神失常了，有人认为他是胆怯，找了个地方政治避难，也有人怀疑他到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去会见柯西金……
事实上，戴高乐去了巴登。那是驻德法军马絮的驻军地，从5月初他就开始关注起军队在这场风暴中的重要性。他的当师长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不断向他汇报军队的动态，5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德布瓦西厄来汇报，陆军对风潮开始反感和不安。戴高乐想弄清马絮的态度，这是1958年坚决支持他上台的冷酷无情的英雄。于是他与夫人假称去乡下休息，乘飞机到了巴登。“假如现在爱丽舍宫遭到暴乱分子的进攻，你能马上调回军队吗?”戴高乐问。他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1968年6月30日，消失了三十六个小时的戴高乐春风满面，满怀自信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与前段时间的疲惫、沮丧相比，简直像换了个人，在下午3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宣布将解散议会，举行大选。30日下午，他又发表了电视讲话。他的这一举动使正准备替代他的蓬皮杜又气又恼。戴高乐的讲话发生了神奇的效力。持续一个月的动乱得到了平息，戴派人士信心十足地组织集会、游行，支持戴高乐竞选总统。在1968年12月19日全民选举中，戴高乐获得多数选票，蝉联了总统。这次胜利不能不归功于5月29日的“失踪”。
圣雄甘地遇刺之谜
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0分，印度圣雄甘地在别人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就在甘地即将走向平台的一刹那，一个信徒模样的人跑到甘地而前，先向甘地鞠躬行礼，说了一声：“圣父，你好!”然后猛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的胸口连开几枪。甘地身穿的洁白衣服立刻被殷红的鲜血染红。他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然后徐徐倒地。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宗教领袖就这样结束了1942年，圣雄甘地被英国当局逮捕。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西部的波尔班达尔城，属吠舍种姓。从祖父开始，甘地家族一直担任当地小土邦的帝万(首相)。他生性腼腆，不善言辞。中学毕业后，他赴英国留学，经过奋发苦读，获得了律师资格。1891年他结束学业，回到了印度，做了律师，但并不很顺利。1893年，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到了南非继续他的律师职业生涯，直到1915年。在此期间，他深切地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危害，下定决心要与种族歧视进行斗争。
1915年，甘地回到祖国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发展了自己在南非时就已形成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对殖民政府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了抗议英国殖民统治者屠杀阿姆利则城千余名印度人民的暴行，甘地带头绝食。为了吸引印度广大农民参与民族运动，他赤裸着上身，腰间围一块土布，每天亲自纺纱织布半个小时。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和支持，人们奉他为“圣雄”。为了抗议“食盐专卖法”，61岁的甘地身体力行，竟带领79位门徒步行400公里，亲往海边举行宗教洗礼仪式。
1947年的加尔各答，在极端分子的挑拨下，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发生冲突，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个无辜者免于死亡，78岁的甘地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4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人们纷纷前往甘地的居所海达利公馆探问甘地的健康状况，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9月2日中午，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到甘地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显要人物共同声明，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阻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人们对他更加爱戴。
但是，甘地的内心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他为印度的前途忧心忡忡。印度的分治给他造成致命的创伤；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失；他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现在的执政者对他的尖锐言论不满，不肯倾听他的声音……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新德里—些极端分子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政府不偿还巴基斯坦国债的举措也令人不满。为了改变这些局面，1948年1月13日，甘地又重新开始了下一次绝食。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绝食的原因后，对他十分仇恨，他们认为这样做与政治讹诈无异，准备铲除甘地。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于昏迷状态，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1月18日上午，甘地身体状况十分危险。在这种态势下，印度国大党主席闻讯，紧急派出一帮人到处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则亲自前往甘地寓所。不一会儿，各派代表都已聚齐，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签了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处于死亡边缘的甘地并没有停止绝食，而是用尽力气，口述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党派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根本消除不安定因素。直到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甘地才宣布停止绝食。
1月20日下午，甘地举行晚祷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幸好甘地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从刺客口中，新德里警察局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但却没有将所有的阴谋分子一网打尽。
寓所被炸后，警方加强了对甘地的安全保障。甘地却不以为然地说：“神是我的惟一保护人，如果他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都不能拯救。”于是，发生了1月30日下午：那惊人的一幕。
经过调查，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同时还是国民公仆团的头目。他出身婆罗门，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过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在法庭上，他辩白说，自己是为了印度母亲而向甘地行刺的，因为他认为甘地“没尽到一个印度父亲的责任”。甘地遇刺后，印度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比拉尔寓所一楼的平台上，上面洒满玫瑰和茉莉花瓣，5盏油灯环绕四周。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他的寓所，悼念他们的救星。在举行葬礼时，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先导，后面跟着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在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到处都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10万名群众等候在那里。一代圣雄从此长眠。
对于他的死，很多人困惑不解。既然在甘地寓所被炸后反映过凶手的情况，却为何不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甘地?另外，社会上狂热分子已经叫嚣要处死甘地，而印度当权人物都是甘地信徒，又为何对这一严重事件视若无睹?
埃娃·庇隆曾经是舞女
1946年2月24日，阿根廷举行全民选举。
劳工党领袖胡安·多明戈·庇隆获得胜利，荣登总统宝座。与他一起进驻总统府的，还有一位年轻美貌女子，她就是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的竞选军师——埃娃·庇隆。是她，凭着聪慧美丽、博爱热情，创造了由街头舞女到第一夫人的神话。
埃娃·庇隆，原名玛丽亚·埃娃·杜亚尔特，1919年5月7日诞生在阿根廷西北部潘帕斯草原上一个名叫拉普拉斯的小镇上。她是父母的第5个孩子。与别人不同的是，她的母亲是一位有妇之夫的情妇，在她几个月时，父亲就抛弃了她们。因此，埃娃一生从未得到过父亲的爱抚，相反她和5个兄弟姐妹被人视为私生子常遭别人白眼。幸运的是，上帝不但给了她天生丽质的容颜，也给了她一副珠圆玉润的好嗓子。在学校里时，埃娃的朗诵课总是第一。
1934年，对于埃娃来讲，是不平常的一年。她和四姐为一辆车带路时，被车中的“绅士们”拖进树林深处轮奸，幼小的心灵从此留下终身不愈的伤口。埃娃下定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向侮辱和损害她的上层人物报复。于是15岁的埃娃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开往首都的火车，离开了给她带来痛苦的小镇。
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