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时，亚历山大头戴饰有黑白两色翎毛的军帽，身着绿军装，外罩白套裤，在为数不多的侍从陪伴下乘车来到岸边。沙皇右肩上的金饰及斜披着的大红锦带和浅蓝色的勋章绶带在阳光下耀人眼目。然而刻意修饰和强装的镇静只能勉强掩饰其激动不安的神情。不一会儿，拿破仑带着那顶传奇式的大三角军帽，身穿禁卫军军装，穿过老禁卫军的行列飞驰来到对岸的岸边。拿破仑面部表情坚毅，目光炯炯，下颌突出。接着，在法国军队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皇帝们分乘小船向河中心驶去。两位皇帝在大木筏的帐篷里第一次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会谈。
此后直到7月了日法俄正式签订和约为止的两个星期中，在提尔西特小城他们又多次会晤。按照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提议：“我来充当您的秘书，您给我当秘书，……我们两个人，不要有第三人”，这些会谈也都是单独进行，而且往往持续到午夜以后。
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两位皇帝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真实立场究竟怎样，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煞费苦心想要揭开的“提尔西特的秘密”。法国历史学家比尼翁在其《法国史》第六卷中率先描述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涅曼河上首次会谈的情况：两位皇帝见面后互相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对英国人的仇恨和你一样深，我一定支持你对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拿破仑当即回答说：“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和解也就实现了。”这番开场白似乎奠定了以后会谈乃至和约签订的基础。看来拿破仑要求亚历山大的主要就是和英国立即决裂并与法国结盟。
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芒·勒费弗尔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欧洲各国内阁史》一书中写道，他(拿破仑)伸出手，亚历山大同他握手，两位皇帝互相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同您一样仇恨英国人，您在为反对英国人所做的一切中，将得到我的协助。”拿破仑答道：“这样，一切都能解决，和平已经实现。”
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阿鲍特在《拿破仑的一生》中也用类似的话语描述了这一场景。然而，以研究海军战史见长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却完全不同意这些说法。他的《拿破仑一世传}被誉为英国史学界研究拿破仑的名著。
在书中他不客气地指出：“所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归根到底都是以比尼翁的描述为依据的，而比尼翁在书中却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他提出，两位皇帝在帐篷中首次会晤时没有带任何随员，别人是无从知晓他们会谈内容的。要说是他们自己透露了对方当时讲的话，那也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记载提到有谁听两位皇帝向他们说过这些话。
他认为据说是亚历山大讲的那句话很不策略。他援引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塔蒂舍夫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书中的说法证明，亚历山大是很想拖几个月才同英国决裂的。著名法国历史学家、《拿破仑时代》一书的作者乔治·勒费弗尔也持同样观点。他写道：6月25日在涅曼河的木筏上两位皇帝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而且有关其他单独会谈的秘密我们也无法得知。
应当说罗斯先生提出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被罗斯先生称为“传说”的皇帝们首次会晤的情节又是怎么出现，而且被不少历史学家接受呢?对这一点罗斯先生的解释是：“法国人富于幽默，喜欢隽言妙语。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只要话说得精彩，几乎肯定会有人相信，从而作为历史事实流传后世。”但是这个推论在我们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用中国的俗话来说，倒可以认为比尼翁先生所述的情节尽管“查无实据”，但却“事出有因”。
被流放到小岛上的拿破仑。
比尼翁先生是依据了这样的基本事实；7月7日法俄正式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和约对俄国极其宽容和轻松，简直不像对一个战败国。俄国不仅没有丧失领土，还得到它原来的盟国普鲁士的一部分土地。它还获得在瑞典、土耳其行动的权利。俄国为此承担的义务只是承认拿破仑在历次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法俄还签订了一份秘密盟约：两国皇帝互相保证，在各个地方，在一切战争中，对一切国家都采取一致行动，必要时使用各自拥有的全部力量。
盟约专门规定，如果英国不接受俄国的调停，或者在1807年11月1日前不承认各国船舶在海上航行的自由，不归还1805年以来从法国及其盟国夺去的土地，则俄国将加入法国的大陆封锁体系并向英国宣战。由此不难证明，共同对付英国人是签订和约及缔结盟约的一个重要基础。有理由认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从而导出两位皇帝首次会晤时关于英国所说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
持不同看法的史学家反对具体描述两国皇帝单独会晤时说了哪些话，认为这是“不可置信”的。但他们也乐于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后来那些隐约其辞的叙述中推测当时发生的事情，更不排除通过对和约及盟约的分析来揭开提尔西特的秘密。然而按照他们的推测和分析，亚历山大并不急于和英国决裂，更不情愿和法国结盟。因为参加大陆封锁体系，对英国关闭俄国的港口，将使俄国的海军建设和滨海地区的贸易大受损失。
他们援引亚历山大离开提尔西特前对普鲁士国王说的话：“拿破仑所强加于俄国和普鲁士的这个最苛刻的条件(指参加大陆封锁体系)，对俄普两国都是一样的。”其语调之愤然溢于言表。其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法俄终因坚持和破坏大陆封锁体系这个直接诱因而再次走向战争。看来靠推测和分析，历史学家们是无法真正揭开“提尔西特的秘密”的。在滑铁卢镇有一座拿破仑纪念碑，
纪念碑上雕刻着一只断翅的雄鹰。
1963年，苏联公开出版了一批沙俄时代外交部的文件集。其第一集第三卷中披露了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会谈期间给他的对法和谈全权代表的训示草案和补充训示。在这两份历史性文件中我们读到：“根据拿破仑的一些提议来判断，我预料法国代表将提出俄法结盟的建议。尽管我决心和这个国家签订和约并准备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但我现在还看不出两国结盟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长远的利益。”亚历山大指出，结盟就意味着“俄国付出与英国绝交的代价”，“对英国关闭俄国的港口；对伦敦宫廷施加影响，促使她软化在海上自由和中立航海问题上的立场”。
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和英国决裂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他指示自己的谈判代表“应尽一切努力向法国代表说明，这样做在目前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由此我们无须推测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亚历山大对英国问题的真实立场。此外，训示对其他重大问题也做了明确指示。
可以预料，依据今后逐步发现和披露的历史资料，“提尔西特的秘密”是能够被逐步揭开的。当然，这是指两国皇帝单独会谈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真实立场而言，至于他们在会谈中说过的具体话语，恐怕将是一个永久的秘密了。
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密谈之谜
在厄瓜多尔最大城市瓜亚基尔的马莱孔滨水区的街头，耸立着一座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紧紧握手的巨型石雕像。这座石雕像为纪念这两位拉美独立战争时期杰出领袖和伟大的人物，于1822年7月26日至7月27日在瓜亚基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而建立。
正当拉美独立战争向纵深发展，玻利瓦尔在建立包括今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不久，又率军解放基多，然后向秘鲁逼进时，圣马丁与玻利瓦尔遥相呼应，利用西班牙国内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时机，率领5000名智阿联军从海路进军秘鲁，并在1821年7月解放利马。圣马丁本人被推为秘鲁“护国公”。为共商独立战争大计，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在1822年了月26日至27日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瓜亚基尔会谈。
1822年7月26日中午，圣马丁乘坐的帆船驶抵瓜亚基尔港。在通往下榻宾馆的街道上，步兵列队向圣马丁致敬。他刚走进宾馆，穿着整齐军服的玻利瓦尔迎上前来，伸出手说：“我终于实现了见到威震四方的圣马丁将军并与您握手的愿望。”随后两人一同步入一间宽敞的布置一新的接待室。在接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致意后，陪同军官和人员全部退下，在没有任何第三者参加、也不做任何记录的绝密情况下，两位南美领导人在这里进行了3次会谈。
会谈结束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和宣言。28日清晨一点，当盛大的舞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继续进行时，圣马丁将军起身告别了解放者玻利瓦尔，没有人注意到他的退场。他在波利瓦尔的一名副官带领下，出小门即上船起锚开拔，回到利马。9月22日，圣马丁在秘鲁国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辞去了秘鲁政府首脑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并于当晚取道智利回到了阿根廷：1824年2月，圣马丁带着女儿梅塞德斯去欧洲，直到1850年8月病逝在法国，其间再也没有回到拉丁美洲。
关于这次瓜亚基尔会谈的内幕就此成为历史上一个始终被人争议的课题。后人根据当时形势，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公布的信件，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在会谈前后各种迹象，进行了种种猜测和揣度，不少历史学家还在著作中进行分析。较普遍的看法是：会谈涉及的内容有玻利瓦尔、圣马丁两支军队协同作战、两人军事指挥关系、瓜亚基尔归属、独立后拉美政体形式、秘鲁建立何种形式政府及如何确定秘鲁北方疆界等。由于两人观点悬殊，不欢而散，以致圣马丁决定让贤，以便玻利瓦尔在没有任何妨碍下独自完成领导南美取得独立的任务。
但一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圣马丁当上秘鲁护国公，迎合了秘鲁封建贵族势力的要求，这既违背了他参加的爱国组织劳塔罗的宗旨——为拉美共和制的建立而斗争，也导致了下属的不满，以致后来阿根廷、秘鲁都不支持他，他自己也“了解到他在那里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合适的”。
加上长期戎马生涯，体力衰竭，又缺乏坚毅的性格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甚至到后来意志消沉，产生厌世情绪，这在他自己致奥希金斯的信中也直言不讳：“你会责备我没有完成事业就罢手。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道理比你的更充足。……我的健康情况相当恶化，这个国家里的气温将把我送进坟墓。总之，我牺牲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人服务，牺牲了自己的中年时代为祖国服务，我现在有权利安排自己的晚年了。”
因此当他会谈时看到玻利瓦尔精力那么旺盛，对一切充满自信，而他的两军联合作战方案又未取得玻利瓦尔同意，只答应派出3个营支援，这时他实际上已决心放弃指挥权，会谈的结果也就在人们意料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