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5日，在菲律宾出现了两个总统同一天宣誓就职的事，上午10时40分，科拉松·阿基诺在菲律宾俱乐部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受到热烈欢迎，参加仪式有上千名官员和各界名流。令人迷惑的是，11时57分，马科斯也在重兵把守的总统府里宣誓就职，没有任何外交官在场，二十七名内阁成员中，只有八名出席，使他伤透了心，庆典充满了悲凉气氛。当他们回到屋内，听见收音机里传来一批批军人、官员、驻外使节效忠阿基诺夫人的消息，总统府外几十万名群众在怒吼，令马科斯心烦意乱。当天下午，拉莫斯的空军又向总统府发射了一枚火箭，击中马科斯女婿的汽车。看到家人在火箭爆炸后吓得发抖，马科斯终于痛下决心——走！
下午5时，马科斯给恩里莱打电话，表示愿意让权，条件是保证他及家人、亲信安全地离开菲律宾。接着，他又打电话给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要求他赶紧派飞机去。四个小时后，四架“快活的绿色巨人”式直升机降落在总统府院子里。晚9点零5分，马科斯夫妇及其家眷、亲信约九十人登上美国提供的直升机，飞往位于檀香山的美国克拉克基地，开始了避难。
密特朗枪击案之谜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1995年期间曾任法国总统，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于1916年10月26日生于法国夏朗德省一个笃信天主教的有产者家庭，1996年1月8日去世。在法国的政坛上，他创造了好几个政治记录：自1944年8月进入戴高乐临时政府至1995年5月离开爱丽舍宫，驰骋政坛50余年，成为20世纪法国政治生涯最长的人物；1947年1月，出任退伍军人部部长，时年只有30岁，成为1804年第一帝国以来最年轻的部长，此记录迄今未破，连任两届总统，在爱丽舍宫足足呆了14个春秋，是迄今为止法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当总统不到半年，便被确诊身患癌症，却严守机密，与疾病抗争，达13年半之久，为历代法国元首绝无仅有；以右翼分子发迹，而以左翼代表登上权力顶峰，成为法国政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就像一部离奇的长篇小说。其中天文台公园枪击事件，就是他的政治生涯中影响至深、却又扑朔迷离的一段经历。
1959年10月15日，《巴黎新闻》头版头条披露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准备暗杀一批主张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人士。“悲剧有可能在明天发生。杀人凶犯别动队已经越过西班牙边境。黑名单已经确定。”
就在这天夜里，时任参议员的密特朗同几个朋友用餐后驱车回家，发现被一辆黑色轿车跟踪。密特朗故意开车转来转去，怎么也甩不掉这辆车。他急中生智，快速开到参议院南边的天文台公园，弃车而逃，翻过铁栅栏，趴在花草中。这时，背后响起一阵枪声，汽车连中七弹。当时时间为零点45分。
巴黎一时轰动。16日，巴黎各报头条均醒目报导：参议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昨日深夜在天文台公园遭暴徒枪击，幸免于难。人们均认为密特朗必在杀人凶犯别动队所列的黑名单之首，一时间，声援和慰问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密特朗顿时成了“英雄”。
不料，一周之后，天文台事件却成了密特朗的一桩政治丑闻。22日，前右翼议员罗贝尔·佩斯凯向记者宣称，这起枪击案是密特朗自己策划、由佩斯凯一手执行的。他是在核实密特朗已不在车内之后，才让他的同伙阿贝尔·达于龙开枪的。佩斯凯还说，事发前，他特意给自己写了两封信，一封以“待取邮件”方式寄巴黎，一封是寄往卡尔瓦多斯的挂号信。且两封信均有邮戳为凭。他还说明，行动前，他曾于10月7日、14日和15日分别三次会见密特朗，共同策划，商定行动路线和方式方法。佩斯凯说得活灵活现，在他的描述中，天文台事件分明成了密特朗沽名钓誉的“苦肉计”。
此时此刻作为当事人的密特朗，除了矢口否认外，真是百口莫辩，拿不出任何证据。据密特朗自述，事发前佩斯凯确实三次悄悄见过密特朗，告诉他暗杀名单中他名列榜首，须小心提防。佩斯凯还出谋划策：一旦发现汽车被盯梢，千万别往家门口开，因那里无处躲藏，还是逃往天文台公园比较安全。佩斯凯要密特朗保守秘密也别向警察局报告，所以发生枪击事件后，密特朗真的信守诺言，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后也没有告诉警方。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于是，密特朗顿时从一个受害者、“英雄”变成了一个政治骗子，不仅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甚至许多朋友也嗤之以鼻，纷纷离他而去。在此之前，密特朗由于其政治主张一直与戴高乐相对立，而与戴高乐势不两立。所以，在1959年1月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密特朗的政治生涯转入低谷。不仅丢掉了在前七年间历任不同部长的优势，而且还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丢掉了连选连任11年的议员席位，不得不重操律师旧业。即使在1959年4月当选为参议员，但其政治影响显著变小。在这个时期出现“天文台事件’丑闻，无异于雪上加霜。密特朗几乎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戴高乐的首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并不肯就此罢手，借此机会，给已被打在地的密特朗身上踩上一只脚，向参议院建议取消密特朗的议员豁免权。11月25日，参议院就此案进行讨论时，密特朗指责政府“是这桩丑事的主谋或帮凶。他援引前总理布尔热一莫努里的类似事件为自己辩护。一个月前，也是这个佩斯凯，曾经恐吓过布尔热一莫努里，后者报告了国家安全局长，佩斯凯才停止纠缠。而这次密特朗的遭遇同希尔热一莫努尔一模一样，使用的是同一手法。最终，参议院仍以175对27票通过了暂停密特朗议员豁免权的议案。这无疑加重了对密特朗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打击。
这起离奇古怪的天文台公园枪击案，迄今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密特朗认为：“有人即便不想置我于死地，至少是想使我的名誉扫地。”1996年密特朗逝世后，密特朗夫人回忆说：“人们本想把他从肉体上消灭，结果，他在精神上被击垮了”。
佩凯斯的口气也变来变去，他于1959年11月4日，被指控参加议会爆炸案遭逮捕后几年，坦白天文台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戴高乐派头面人物。1975年1月8日，他又说出了两个人的名字：“当年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和克里斯蒂昂·德拉马莱纳。”1995年，在佩斯凯就此案编写的书中，佩斯凯又一次点了德勃雷的名。不过，他没拿出真凭实据，一般人都不相信他的说法。一般认为，此案是戴高乐派的情报部门操纵的，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消灭第四共和国时期留下来的最危险的对手。当然，密特朗就是其中之一。
这件案子尽管到现在还存有不少迷惑，但却足以说明政坛波涛的险恶。但是，坚强的密特朗并没有向逆境妥协，经过奋斗，终于又登上了总统宝座，而且一干就是十四年。
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之谜
1981年11月6日傍晚，世界各大通讯社驻开罗记者均以“特急电”的形式报道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于当天阅兵时遇刺身亡。噩耗传开，世人为之惊愕，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安瓦尔·萨达特生于1918年，19岁时就和埃及前总统纳塞尔同在旧军队服役。1952年，7·23革命爆发，纳塞尔率领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新政权。当时萨达特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第一个声明，向国王发出了离开亚历山大港的最后通碟。革命成功后，他担任过部长、议长和副总统等重要职务，是纳塞尔总统的得力助手。1970年9月28日，纳塞尔总统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留下未竟的事业。1970年10月15日，52岁的萨达特当选为总统，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政治生涯。
在萨达特就任总统时，面临着许多遗留问题：埃及经济濒临崩溃；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苏伊士运河还处于封闭之中；更令人头疼的是，以前总统阿里·萨布里为首的强大的亲苏势力，压根就不买这位新总统的账。他们手中控制着国防部、内政部、新闻部和总统事务部、人民议会和执政党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权，时刻准备着扩大自己的权利与地位，特别是总理的职位。萨达特当机立断，任命了在国内外享有声望的穆罕默德·法齐博士为总理，同时解散埃及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机构，进行自下而上的重新选举。萨布里等人散发传单，攻击萨达特。萨达特免去他的副总统职位，并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后，将他们全部逮捕，显示出他的铁腕作风。
为了解决同以色列不和的局面，萨达特准备从苏联购买武器。苏联政府也想借机控制萨达特，便于1971年5月主动约请萨达特，意欲达成双方合约，并以提供埃及所需的武器为交换条件。但是，萨达特空等了一年，连苏联武器的毛都没见着，忍无可忍之下，于1972年7月下令，将埃及境内的一万七千名苏联顾问统统驱逐出境，表现了独有的傲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震动，苏联马上转换态度，对埃及要的武器总是有求必应。
此后，萨达特将注意力转到了收复失地。1973年10月6日，他利用以色列的犹太人过赎罪节的时机，派出精干兵力运用大炮、飞机和坦克发起攻击，大败以色列，从而结束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埃及人民扬眉吐气。
1974年，萨达特开始在外交上广泛结交，铺设新轨，主动改变同西方国家的外交格局。他先是恢复了中断八年之久的埃美外交关系，又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互访。在美国访问期间，萨达特多次发表演说，阐述埃及关于和平解决中东局面的立场和意愿，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他又前往欧洲访问，同英国、法国也达成了友好合作协议。最终，埃及获得了美、英、法等国的武器援助。在美国的周旋下，埃及还同以色列达成协议，从而收回了苏伊士以东的狭长地带和西奈的最大油田——阿布鲁迪斯油田，运河重新开放。在萨达特的领导下，埃及的经济出现了转机，武器来源出现了多样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发展。
苏联人对萨达特同美国、欧洲国家的交往甚为不满，便以索要埃及所欠军事贷款利息为名来要挟埃及，同时又在领导人出访上耍弄萨达特，对于埃及提出的提供飞机发动机和零配件的要求更是置之不理。他们的行为激怒了萨达特，1976年3月，萨达特废除了同苏联的友好条约，并取消曾给予苏联海军在埃及港口的一切便利条件，责令在亚历山大港的五艘苏联军舰撤走。在苏联要求偿还债务时，萨达特又以经济困难为由，援引苏联的惯例，而拒绝在十年内偿还债务，并要求苏联船只再过苏伊士河必须支付过境费。
就在宣布十年内不归还苏联军火债后不久，萨达特又作出一项惊人的宣布：他，一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将访问以色列。这一消息如同巨石投入水中，立刻激起层层波浪。美国明确支持，苏联恼火之极，第三世界普遍赞同，阿拉们世界则像开了锅的水，沸沸扬扬，阿拉伯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高喊“打倒萨拉特”，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强烈反对，摩洛哥、苏丹、阿曼等国则公开支持。埃及国内意见也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外交横渡”，是“埃及和阿拉伯民族生活中最勇敢的历史性决定”，但是外交部长法赫米却坚决反对，并因此提出辞呈。在这众说纷纭的时刻，萨达特不改初衷，于1977年11月19日亲赴耶路撒冷，去和以色列直接会谈，从而打破了中东和谈的僵局。
萨达特在耶路撒冷逗留了48小时，同以色列高级人士进行了会谈。对方同意进一步会谈，1978年9月17日，经过埃、以、美三国首脑在戴维营的13天夜以继日的会谈，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卡特见证下，签署了中东和平基础协议——《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萨达特以他的勇气和魄力被埃及人民称为“英雄”，诺贝尔委员会也为此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白宫前面的草坪上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两国历时30年之久的激烈敌对状态，两个月后，被以色列侵占了12年的西奈首府阿里什回到埃及的怀抱。1980年1月25日，埃及正式从以色列手中收复了从阿里什到穆罕默德角一线以西一点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对埃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互派大使，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尤其是签署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并不仅仅带来了埃以和平和埃及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判裁和政治制裁，埃及在24个经济组织中的成员资格被冻结，近二十个国家同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报刊舆论谴责萨达特是“罪犯”，“背叛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甚至指责萨达特签署戴维营协议是犯了“现代史上无人所犯的历史罪行。”苏联的报刊电台则大骂萨达特是“向以色列和华盛顿投降”。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宗教狂热人士更是露骨反对。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仇恨穆斯林，将萨达特作为重要的攻击目标，伊斯兰教中的极端分子(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和“赎罪与迁移小组”中的成员)公开反对埃及向西方开放，反对同伊斯兰和解，宣布萨达特为“背叛伊斯兰教义的异教徒，”明确表示要推翻萨达特总统，而且两个教派之间互相仇视，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甚至武斗骚乱，给国内局势带来不良影响。对于国外的批评和制裁，萨达特并不在意，因为达成埃以和约是1979年4月全民公决的结果，有百分之99名的民众投了赞成票，他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不是执行一种个人的使命，而是纯粹在表达一个国家的意志。对国内极端分子制造的武斗和骚乱，萨达特则采取了严厉措施，要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立即行动，逮捕了一千五百三十六名涉案人员，解散了名为“沼泽”的反动组织和一些宗教组织，取缔了反对党的报刊，同时追查出幕后策划者苏联大使，将其驱逐出境，赢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