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这本书终于落下最后一个标点。第二天，陪父亲回老家为爷爷扫墓。爷爷宗朝恒先生离开我已经有十八个年头，可在我的记忆里，却始终不曾真正离开过。爷爷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每逢春节，大半个村庄的春联上都留下爷爷那遒劲而飘逸的行书。我的少年时代，乡村社会还没有和城镇化沾上边，正因为如此，那时的乡村还保留着一种生动活泼的乡土颜色。记忆里的童年如田头地角开放的野花，呈现出一种诗意栖居的原生态。
爷爷的床头有一个大木箱子，里面摆满了各种泛黄的老书籍。其中有一本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白相杂，读起来很费力。可我还是偷偷摸摸读了几遍。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那样一个全民饥饿的阅读感觉，因为无书可读，基本上是逢书必读，尤其在乡村。因为年代的久远，那本书的纸张已经吹弹可破，可品相依旧完好无损。在纷乱的世道里，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文革”时期，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在生产队戴高帽接受批斗，父亲也因此失去了读书的权力。其实在爷爷那样的乡村文化人的骨子里或多或少保留着古代士子的入世理想，那就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沉默于乡野，如爷爷那样的读书人，他们的理想之火并没有熄灭过。
时光倏忽而过，我依然行走在这条孤独的路上。无官守，有言责。写作至今，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的写作过程如此痛苦。这是一个阅读的快餐时代，写这样一本书显然是不合时宜。我能够想象得到，有人会在书店捧起他，又会轻轻地放下。拿起的人想从中寻找官场《厚黑学》的入世技巧；放下是因为他们发现这里面并没有多少务实的规则可循。无论是捧起还是放下，都是慧眼识货的人。近年来，在写作中，常常被那些隐藏在历史灰暗处却又异常强大的博弈力量所震慑。帝国的统治者根据皇权至上的原则制定了严密的官制，但在其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官场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却始终停留在儒家的“五常”之礼和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能够脱离有意识的人类能动性而孤立存在。所有的历史总归还是人的历史，有人就会形成规则，就会产生思想。
由于学识所限，这本小书难免会有谬误之处，也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爷爷宗朝恒先生，以寄哀思。
2011年清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