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他的“识人”能力密不可分。他的用人谋略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智囊团”，并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智囊团成员基本上构成了他的立法、宣传和竞选班子。
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时，罗斯福就开始网络各方面专家，组建智囊团。待到入主白宫时，这个智囊团已初具规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也不断完善，不同时期班子成员也各有不同。智囊团的成员包括经济学教授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和雷蒙德·莫利这样的经济专家、马歇尔这样的参谋人才、霍普金斯这样的外交活动家。“智囊团”比国务院班子灵活，不讲究资历，甚至超越党派。如霍普金斯在出身、教养和风格诸方面就和罗斯福大相径庭，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则出自共和党营垒。正是这批智囊人物，成为罗斯福作出决策时的主要思想来源。
罗斯福初次入住白宫时，美国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当时，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银行倒闭，农民破产，国民收入严重下降。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挽救美国经济。罗斯福在经济方面并无太大的建树，但他却运用了“智囊团”经济专家们的智慧。由于这批经济专家出谋划策，新政才得以顺利推行。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就签署了15项重大法令，这些法令的草案，主要来源于其智囊人物。如《产业复兴法》揉合了特格韦尔、罗伯特等专家的不同观点，《农业复兴法》源于一个农具公司经纪人的设想。由于这些专家的帮助，罗斯福政府整顿银行、恢复工农业生产、兴办公共工程，使美国经济越过了大危机的死谷。到1935年，生产、就业和制造业工资总额的指数就取得大幅度回升的成就。
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各自的观点各有不同，就像新政本身一样并不一致。新政刚开始的智囊团成员中核心人物是道格拉斯·刘易斯。他平易近人，身体消瘦，一眼看去像个牛仔而不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但是他确实一个开矿致富的名门之后，并且也是一个能干的政客。他协助总统的工作干的非常出色。罗斯福在其就职后一个月就称他为“政府发现的用途很大的最大的宝物”。因为他在节省开支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就得到了一个美名——决一死战的预算平衡家。他也有很多的盟友。财政部集中了一批人敦促政府实行保守的财政政策，迪安·艾奇就是其中一员。他是个青年律师，也是格罗顿的老校友。小亨利·摩根索都是总统的老朋友，是总统在农业信贷和其他农业方面问题上的顾问。罗斯福同时任命他的老友、得克萨斯州银行家杰西·琼斯为复兴金融公司的负责人。另外，具有新思想新主张的人在白宫也大有用武之地。雷蒙德·莫利被任命为美国助理国务卿，并有意让他继续在总统身边工作。特格韦尔是农业部助理部长。伯利帮助起草“百日新政”的一些关键性议案。这些智囊人物中的不少人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们原来的设想。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美国的经济恢复了元气。
随着第一届任期的结束，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发生了一些改变。豪已经去世了，道格拉斯和其他大多数保守派离开了他。到1936年，原先智囊团里的右翼人物只剩下雷蒙德·莫利，而且这个头发半斑白的教授也待不长了。有好几个月，他怀着警觉的心情看着新政一步步向左转。白宫里出现了新的面孔，例如斯坦利·海伊、汤米·科科伦、罗伯特·杰克逊、威廉·道格拉斯……这些人都是在一种变动着的社会秩序中有战斗力的法律学家和经济学家。
在罗斯福的“智囊”中，关系最密切和帮助最大的要属路易斯·豪和哈里·霍普金斯了。作为罗斯福的智囊和“参谋长”，路易斯·豪成功地帮助罗斯福参加总统竟选，并最终把他送进了白宫。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罗斯福夫妇是非常悲痛的。继路易斯·豪之后，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高参。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间，可以说，罗斯福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和任何困难问题的解决，没有一项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参与下完成的。他既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又是罗斯福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在总统与政府各部门，尤其是与陆军部之间，霍普金斯有效地起着沟通作用。他也是总统与外国高级官员作正式接触的方便途径，一位英国外交官员把霍普金斯看做是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部。霍普金斯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缓冲国”那样的机能。有些带着一大堆问题来找罗斯福的官员，往往被他挡驾。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要是想得出办法，就不让这一类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事去打扰总统！”正是这种作用，使罗斯福许多最忠实的朋友，也像他的最恶劣的敌人一样，都认为霍普金斯对他们是一个最头痛的威胁。霍普金斯对自己扮演这种不得人心的角色，似乎也不在意。在大战期间，他对罗斯福的忠诚是他得以继续待下去的最大理由，他获得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360架日本舰载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动偷袭珍珠港，给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了惨重损失。一时间，舆论大哗，美国公众普遍要求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这就意味着美国从大西洋方面收缩力量，削减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其结局很可能是希特勒德国席卷英伦，危及苏联。罗斯福如何决断，势必影响全球战略形势。此时，不仅斯大林和丘吉尔极为关注美国政策，就是希特勒也密切关注白宫。罗斯福又一次求助于他的“智囊团”。他的大部分智囊团成员，包括精通战略的马歇尔，在分析了轴心集团各国的战争潜力、战略地位以后，认为德国是轴心集团主力，击败了德国，日本就必败无疑。于是提出了“先欧后亚”的建议。罗斯福据此作出了战略决策，在太平洋取守势，集中力量于大西洋方面。历史证明，“先欧后亚”是当时最佳战略选择。
罗斯福不仅听取“智囊团”的建议，也把执行权交给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比人力，比智力，比科技，比工业和比资源的总体战。罗斯福远不是军事专家，但他大胆起用军事人才。在太平洋战场，他依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中印缅战役，他让史迪威独挡一面；在欧洲，他让艾森豪威尔全权指挥远征军。最后，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可以信赖的马歇尔，以陆军参谋长的头衔节制三军。
作为总司令，罗斯福不像希特勒那样去熟记某一兵器的月产量，也不像斯大林直接打电话指挥每一个战役，更不像丘吉尔那样亲抵北非沙漠干涉某一个炮兵连的调动。他很少过问战术问题，这样，参谋长们就能以军事专家的眼光，独立判断，相机行事。事实证明，这是最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指挥结构。
在外交事务上，罗斯福的风格也与斯大林和丘吉尔迥然相异。莫洛托夫作为外长，没有多少机会对重大问题表态，而丘吉尔则喜欢不辞劳苦，事必躬亲。罗斯福不同，他喜欢派出享有全权的私人代表执行外交使命。比如派往中国的居里和华莱士就有此种特权。另一个出色的人物是霍普金斯。战争期间，霍普金斯多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1941年7月，苏德战争爆发的头一个月，霍普金斯首先飞抵英国，亲自见了丘吉尔，了解了英国的对敌状况。随后，他又飞抵莫斯科。行前，罗斯福总会密函对方：“我要求你对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与我谈话一样。”每当美国与英国及苏联关系出现波折时，罗斯福就派霍普金斯前去斡旋。在诸如第二战场问题、租借援助问题及波兰问题上，都因享受全权，又为斯大林信服的霍普金斯到场，而得以按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解决。由于绕过许多官僚机构，这种私人外交减少了误解，提高了效率，几乎成为日后美国政府的制度。
总之，罗斯福作为危机年代的领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对具体事务的超脱态度并充分地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强大的“智囊团你弥补了他专业知识的缺陷，保证了他政治上的成功”，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