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的名义出发
佛曰,众生有罪,吾欲渡之。
一般说来,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有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如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的外愚内智处世方法。
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曾经的帝国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
脱掉袈裟的李忱仿似也脱去了昔日的“木鸡装”,摇身一变成为君临天下的帝国新主人唐宣宗。至此,他无需再去装疯卖傻“养木鸡”,一出手就以雷霆之势横扫天下。他把枪口第一个对准了李德裕,李德裕深受武宗朝很受器重、大权独揽,唐武宗曾经对他说:“恨无官赏卿耳!”那意思是:我只恨实在找不出更高的官位来赏赐给你了!当年的会昌灭佛也是二人联手的杰作。有史称李德裕为“灭佛宰相”。
登上皇位的第八天,李德裕就被唐宣宗免去宰相一职,贬潮州司马(之后再贬潮州司户,又贬崖州司户,一直到死,李德裕也没能返回长安),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与此同时,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宰相。至此,历时40年的牛李党争也随之烟消云散。
即位当年,李忱在禘祭穆宗一系四帝时尴尬地发现他不知道如何称呼那几个辈分低于他却死在他前面的过期帝王:敬宗、文宗和武宗。按辈份,李忱算是这几位前皇帝的叔父,可他也曾是他们的臣子。灭佛的人,在佛祖的诅咒声中人间蒸发;而念佛的和尚却熬成了当下的君王。这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而是中国历史的传奇剧。
折腾了半天,李忱只好采纳礼院不析言昭穆,也就是在致祭时忽略辈份以应付称谓上的难题,稀里糊涂,不清不楚。
没当皇帝的时候,可以装糊涂。如今作为一国之君,李忱不愿意再这么装下去了。更何况这绝不是可以忽略或敷衍的问题,血缘关系摆在那里放着。但问题是李忱如果承认了他的兄长和侄儿的合法地位,那他这个皇帝就低了辈份。因为他们横插在了李忱和他父亲唐宪宗李纯之间,使李忱的身份变得尴尬不已。吏部尚书李景让“体察” 到了李忱的苦衷,就上书提出,穆宗是陛下的兄长,而敬宗、文宗、武宗是是陛下的兄长的儿子,敬拜兄长还说得过去,敬拜自己的侄子怎么说得过去呢!所以,应该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神主移出太庙,而将代宗以下各宗移入太庙。最终穆宗父子四帝神主还是被李忱迁出太庙里原来的祭室,另行安置。就这样,极端重视礼制的李忱用如此降格的礼仪来向世人说明,穆宗是个非法的篡位者,穆宗三个先后称帝的儿子是篡位者的后代。他决定时光倒流,将自己登基之日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的那个寒夜(唐宪宗暴崩之日)衔接起来。
由此一段陈年的谋杀案终于在它几乎就要被人遗忘的时候被重新翻检出来。所有参与或间接参与弑害宪宗、拥立穆宗的官僚和阉人都面临着一场残酷的清算。而唐宣宗李忱以导演的身份完成了这部迟到了将近三十年的复仇大戏。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
为了时时处处体现出,自己才是宪宗的合法继承人,真正的元和一脉。唐宣宗用了整整七年,用没完没了的讦奏和刑讯,用繁杂无比的线索清算“元和逆党”。而在“元和逆党”中,宦官首当其冲。唐宣宗自己也是那些潜伏在宫闱中的宦官们精心挑选出来,推上了帝王之位的。宦官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看走眼,出了名的傻蛋骗不了武宗皇帝,却骗过了他们。李忱用来保护自己生命的伪装色阴错阳差地成了他君临天下的资本。由宦官扶上皇位的李忱不会忘记,27年前的那场元和宫变,宦官们弑杀他的父亲唐宪宗;他依然记得,22年前的那场“甘露之变”,玩弄权力的宦官们不仅没有被唐文宗杀掉,反而全面掌握朝政。因此,李忱在大张旗鼓地清算元和宫变的同时,对“甘露之变”进行了大翻案,不遗余力地打击宦官的嚣张气焰。哪怕是扶持他登基的宦官,李忱同样不客气。他甚至会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责身边的宦官。有时,宰相们也觉得李忱小题大作了,纷纷劝谏。李忱却说:“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教训家奴,根本不用当着宰相的面进行。那些被杖责的宦官不过是充当了李忱的道具罢了。李忱是刻意在宰臣面前表现他对宦官势力的全面控制的。
佛曰,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清算是一场风暴,还没死的,将在这场风暴中公开或秘密地死去;已经死的,从坟墓里被挖掘出来,挫骨扬灰。就连唐穆宗的生母郭太后也没有逃过这场席卷朝堂的风暴。她对宪宗皇帝的死负有说不清,道不白的责任。在一个暧昧的黄昏,郭太后也突然崩逝,并被草草地下葬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听说郭太后将被葬在景陵的外园,不配祔宪宗,礼部检讨王暤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上书反对,要求让郭太后与宪宗合葬景陵。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错。李忱为此龙颜大怒,王暤就被贬为句容县令,黯然出京。李忱是故意要用不符合礼制的丧仪来暗示郭氏和她的儿子在元和宫变中的罪过,有罪之人,怎配合葬。
李忱使他的时代充满了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而这种怀念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说穿了就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为了体现自己与宪宗的一脉相承,凡宪宗重用过的大臣,李忱总会想方设法地擢升他们的子弟。翰林学士裴谂,是辅佐宪宗平定淮西的一代名相裴度的儿子,也在李忱亲自到翰林院时被钦点为承旨学士。李忱还体贴地让裴谂立刻放假回家,因为加官之喜怎么能不与妻儿分享呢?召见裴谂时,李忱常有赏赐。有回他将御盘中的水果赏赐给裴谂。可裴谂不曾带容器,只好张开袖子接了下来。体贴的李忱立刻走到一个宫娥面前,取下她项下的系的一方小帛,亲手包起水果送给裴谂……
一次,李忱在翻读记载元和一朝大事的《元和实录》时,见文中记载已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绩卓越,便向宰相周墀问起韦丹的后人。周墀说韦丹的儿子韦宙正在担河阳观察判官。李忱连声说:“速与好官”。就这样,韦宙被从藩镇召回朝廷,出任侍御史。
一天,李忱有意对宰相白敏中说,他记得早年在宪宗出殡的路上,突遇狂风暴雨,护送灵柩的百官和六宫都四散躲避风雨,只有担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着灵车不肯离开。但由于他当时年幼,只记得那人年龄颇大,面有重髯。熟悉先朝故事的白敏中立即很肯定地说,那是令狐楚。李忱便问起令狐楚是否有子。白敏中告诉他,令狐楚的长子令狐绪是随州刺史。李忱马上问是否可以起用为宰相。白敏中说令狐绪患有风痹,便推荐了令狐绪的弟弟、前湖州刺史令狐綯。李忱立刻将令狐綯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当令狐綯入朝谢恩时,李忱发现令狐綯对元和旧事颇为熟稔,更加高兴,便加封令狐绹成为翰林学士。四年后,令狐綯由翰林拜相,成了大中朝最为炙手可热的大臣。
李忱在元和朝公卿子弟面前表现出这样的脉脉温情,且从不掩饰自己对于他们的宠爱,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元和时代的深切追忆,进而把他和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捆绑在一起,捆绑出一种他李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来。让唐穆宗他们爷仨一边待着去吧!
这种捆绑,也的确捆绑出了一个好皇帝唐宣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唐宣宗是太宗李世民的忠诚粉丝,“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读之”。宣宗对于政事的关心超过任何其他事情,经常召见大臣谈论政事,探求治国之道。常在夜里把翰林学士令狐綯召入禁中长谈,从庙堂大计到江湖疾苦,无所不涉猎。宣宗处理政事十分细致,往往明察秋毫,使大臣们非常紧张。令狐綯在宣宗朝任宰相最长,他深有体会的说:“我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而每逢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透衣衫。”唐宣宗的殚精竭虑和励精图治得到了回报,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子有所改善,整个帝国呈现出“中兴”局面。
唐宣宗即位后,与唐武宗大唱反调,大兴佛教。安国寺的僧人从晦因为工于诗赋,很得李忱的宠幸。他也一直想让李忱赏赐他一件紫袍。因为,紫为三品之服,而唐朝的宰相通常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也不过才三品而已。穿着紫衣意味着享受和宰相一样的待遇。在如晦看来,这种恩典对皇帝来说实在是惠而不费的。可是李忱没能让他如愿。他对如晦说:“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与师,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其实,李忱的潜台词应该是,只有文官们才有资格通过自己的努力换上紫衣。这个理由太过无厘头,谁见过皇帝因为文官“头耳稍薄”,就剥夺他们穿紫衣的权利呢?
最搞笑的是,信佛的李忱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的丹药,而这种丹药与道士所炼丹药如出一辙,只是炼药之人的身份不同而已。唐宣宗李忱竟然死于过量服食,“崩于大明宫,圣寿五十”,不知道佛教徒李忱到了西方极乐该如何向佛祖他老人家说清楚这个问题。要提一下的是,李忱的长子李漼继位后,对佛更为迷信,甚至在皇宫内开设道场,在佛事上破费了大把钱财。民间老百姓讨其所好,为了逃避税赋,纷纷剃度出家,也不搞生产了,全民皆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