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年轻时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回国后加入中统,抗战前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曾被租界捕房逮捕,不久获释。上海、南京沦陷后,撤回重庆。至1938年,只身来沪,与日方搭上了关系,为日方刺探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同时拜上海青帮有名人物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为老头子,利用青帮门徒,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时他住居大西路67号,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不大在外露脸,但日本宪兵队便衣警探和驻沪领事馆人员,常出入其门。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孳生场所。
李士群与开设好莱坞、华人俱乐部(六国钣店)、荣生公司、利生公司等大赌窟的流氓恶霸朱仁林、顾文达、钱国栋、吴四宝、潘三省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做下许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
不久,李通过日方关系,获得日本内河轮船株式会社的许可,在苏州北路998号开设大福运输公司,代客装运上海、无锡、常州之间的货物运输,自任董事长,经理为马叔涛,业务由陆鸿泰主持。几个月后,大福结束,改归陆鸿泰负责,更名为大福驳运公司,每月盈余,仍然送至李处。
比李士群稍晚一些时候,中统特务丁默邨从香港到了上海。他和李士群、唐惠民都是抗战前的朋友,当下三人密谋组织秘密机关,从事政治活动。因李士群原与日方有渊源,遂于1939年春,由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忆定盘路(现江苏路)95弄10号大洋房一座,对外称作“叶公馆”,雇用大批流氓作警卫,由日本宪兵队拨给枪支,专为日方刺探情报,迫害爱国人士。他们对外并无正式名称,内部由丁默邨主持,李士群与唐惠民副之。
叶公馆成立后,开始招兵买马,各色各样的亡命之徒,纷纷投奔门下,土匪、恶霸、惯窃、强盗应有尽有。吴四宝的门徒张国震、沈忠美、邱大宝等尤为活跃。他们除收集抗日情报、暗杀爱国人士外,仗势兴风作浪,绑票勒索,贩毒走私,到处寻衅滋事,鱼肉人民。当时租界里层出不穷的绑架暗杀案件,就是他们干下的罪恶,著名的《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报馆被炸,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租界当局明知这些案件出自叶公馆主使,但一则该处属越界筑路区域,管辖权力受到限制;二则他们有日本宪兵队作后台,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虽然租界当局经常把红色警备车停在弄口,无非掩人耳目而已。
不久,叶公馆扩大组织,日本宪兵队拨给军管的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这所洋房,原属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所有,沦陷后由日军管理。于是他们正式成立“特工总部”(简称“76号”),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分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四宝(改名世宝,字云甫)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四宝之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76号”前沿马路华村20多幢三层楼房以及对面75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逼迁移,这些房屋即占为特工总部的办公处和宿舍。
警卫总队的枪械来源有两起。一是由日本宪兵队用大皮包装来,都是二、三号驳壳枪和6寸手枪,约有60支,由李士群转交张鲁接收,经范雨人造册后拨给警卫总队使用。又有一起是在伪警政部成立后,由部拨交旧式步枪100支,在南京三叉河装上惠民兵舰,由特工总队常驻南京区的日本宪兵曹长大桥护送至沪交给“76号”。
日本宪兵队还在“76号”里成立了一个名叫“梅机关”的指挥机构,对外称为顾问。特工总部南京区则由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长(后调上海北四川路宪兵队长)的藤冈英雄负责指挥。这里常驻日本宪兵特务班一班,有班长马场准尉和曹长、军曹等七八人,南京区每天收集的情报,都要向特务班汇报,对外行动,事前要和他们取得联系,才得执行。
伪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大员都由他们协助保护。南京区的职员宿舍,由日方供给,门上悬挂“南京日本宪兵队特务班宿舍”的牌子。南京区直辖的芜湖、镇江、蚌埠三个特工站,则由特务班各派宪兵一人常驻。
被一般人目为魔窟的“76号”,大门日夜敞开,武装守卫,戒备森严。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院内高竖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国旗,内部另辟一室,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这些都是做幌子的。
“76号”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镇压沦陷区的抗日志士。被捕的人,先由吴四宝手下的亡命之徒非刑逼供,惯用的有灌水、抽打、上老虎凳等酷刑。其他区、站、组的情况也是如此。
特工总部成立后,为避免租界当局注意,请领汽车执照时,都用私人名义,内有用岳光烈(财务科长)名义领照的一辆,1940年春,“76号”人员乘该车在租界内有所行动未遂,执照号码为捕房抄去。某次岳光烈乘该车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立泰银号途中,为戈登路捕房连人带车关进捕房。岳的同事孙时霖前往探询,也被扣留,并将司机名老李者用电刑逼供,要他招出在租界内的绑架案件。后由“76号”向捕房疏通,才取保释放。事后听说,“76号”曾被戈登路捕房敲去一笔很大的竹杠。此后,“76号”有几辆汽车出事,无法再在上海行驶,曾运至南京区使用。
这一时期,重庆也有军统中统的“上海区”人员留驻上海,与“76号”勾心斗角,互施报复。季云卿(李士群的老头子)、曹炳生(法租界捕房督察处长)、陈明楚(特工总部南京副区长)、余王介(特工总部无线电台长)等,都因与“76号”关系密切,被对方暗杀。季云卿被杀地点,即在成都路季宅附近,算是给“76号”的一次示威行动。季死后,一应丧仪都由李士群负责,并对季妻金宝师娘始终敬如上宾,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昆明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停战言和”。这时日方一手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以王克敏、王揖唐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因资望不孚,作用不大,因此以“南北统一,恢复国民党政府”为饵,诱汪上钩,派人与汪秘密接洽,一拍就合,即由日方护送汪秘密来到上海。汪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76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100余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
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准备,不久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在沪复刊。该报在抗战前本由曾仲鸣主持,曾随汪离开重庆,在河内被暗杀,此次则由林柏生主持。复刊后的《中华日报》大量散播汉奸言论,汪本人也不时为该报写文章。他在所写的《举一个例》一文中,曾公开宣布,南京未陷落前,蒋介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日方媾和条件,现拟继续寻求和平途径,以此证明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在沦陷区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感。
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人物(这名称是周佛海起的,他们认为抗战前途无望,和平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伴汪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邨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内中还有日方的牵线关系)。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76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76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汪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