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时，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室副主任兼机要秘书，CC十大头目之一，已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这就是周佛海的性格，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1936年1月2日，由平津两地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在河北固安县宣传抗日。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他儿子周幼海在回忆录里曾写到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1938年冬，周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底汪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沪西路”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可是，等着周佛海的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