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4日，赖伐尔如期抵达罗马。从5日开始，法意两国谈判代表就有关协定的最终文本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其间有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协议是赖伐尔与墨索里尼在6日夜晚进行了绝密的单独会谈后才达成的。1月7日晚8点，法意罗马协定正式签字。
罗马协定是一系列文件的总称，主要包括以下8个文件，即《法意共同维护和平的宣言》、《法意关于共同维护奥地利现状的议定书》、《关于法意在非洲利益的条约》、《关于意大利人在突尼斯地位的议定书》、《法意保证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的议定书》、《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以及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信。在这八个文件中，前四个文件是公开发表的，主要涉及奥地利问题以及两国在非洲殖民地侨民和经济利益等历史问题，其内容基本上为人所知。后4个为秘密文件，内容涉及法意就德国军备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所作的政治交易，它们才是罗马协定真正的核心所在。
在4个秘而不宣的文件中，法国的收获主要体现在《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中。该议定书不但宣布两国一致反对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两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
1.在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的情况下，法意应就双方将要采取的态度进行协商以便协调行动；
2.在形势允许恢复裁军谈判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应在有关军备限制的数额方面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确保两国在彼此公平的基础上拥有相对于德国的优势。
从这份议定书的内容看，法国不仅在德国军备问题上的立场获得了意大利的认同，而且为法意缔结军事同盟作了铺垫。事实上，罗马协定缔结三天后，法意军事参谋长会议便开始筹备了。由此可见，法国在拉拢意大利、孤立德国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
赖伐尔事后曾得意地表示，他在罗马得到了巴都所切望而未实现的结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的联系已被削弱了；意大利倾向法国了；奥地利的独立已有保证了；欧洲和平的基础已奠定了。”为此，大多数法国人都将罗马协定看作是法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法国参众两院先后都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该协定。社会党领袖布鲁姆甚至不无夸张地评价说：“这些公布的协议……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寓意深远，以致于即使只有一部分得以实现，人们也会感到高兴。”
然而，法国在罗马协定中取得的成果是靠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换来的——埃塞俄比亚成了法意秘密交易的牺牲品。法意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秘密协议是以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书信的形式表述的，这两份“必须严格保密”的文件，分别表述了法国所作出的两点让步：
第一，“法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声明，除了有关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交通相关的经济利益之外，法国不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二，“为了便于两国在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铁路利益上更紧密地合作，法意确认该线法国特许公司出让2500股公司股份给意大利公司”。
此外，赖伐尔还在与墨索里尼的私下秘密会晤中口头作出了允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放手行事”的承诺。尽管赖伐尔事后辩解说他当时的“全部的考虑就是意大利将只会以和平的方式来利用这个行动自由”，同时极力否认会谈中“存在任何可能推动或鼓励意大利动武的事”，但这并不能否认法国已默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存有野心的事实。因为不论赖伐尔允许意大利自由行事的承诺是否意味着认可意大利动武，下列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法国的确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外交筹码出卖给了意大利，而这一点恰恰是日后导致意埃冲突步步升级，直至意大利最终发动侵略战争的关键一环。
1935年底，意大利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实质上，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及法国在东非问题上的立场在墨索里尼与赖伐尔罗马会谈结束时就已经决定了。随着1月7日信件的起草及赖伐尔口头的保证，法国政府已注定同意意大利为满足其在东非扩张，及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间的任何问题而自由行动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法国人正为自己通过罗马协定赢得了一个新的盟友而弹冠相庆时，埃塞俄比亚却面临着灭顶之灾：1935年10月，得到法国默许的意大利在经过几个月的军事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1935年1月7日罗马协定的缔结，实质上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作为抵消纳粹德国给欧洲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危险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手段之一，法国与意大利接近的最终目的在于加强自身安全、孤立纳粹德国。然而，法意谈判期间，法国为了换取意大利的合作，不惜纵容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将埃塞俄比亚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这种通过牺牲第三国利益来维护本国安全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绥靖政策。法国这种损人利己的短视政策，不但未能使罗马协定成为遏制德国危险的王牌，反而使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与动荡。
罗马协定的缔结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事实证明，1935年初缔结的法意罗马协定，与10月间爆发的意埃战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法意接近以及法意谈判期间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秘密交易，事实上最终为意大利日后武装入侵埃塞俄比亚敞开了大门。从这个角度来看，称1935年秋意埃战争的爆发，源于8个月前签署的法意罗马协定，并不为过。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刚刚当上总理的希特勒和戈林（右）同德国总统兴登堡（中）在一起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0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
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
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
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
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
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