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加·马尔克斯
星期一清早，天气暖和、无雨。堂奥雷利奥·埃斯科瓦尔六点钟就敞开了诊所的大门。他是一位没有营业执照的牙科医生，每天总起得很早。他从玻璃橱里取出一只还在石膏模子上装着的假牙，又把一束工具放在桌上，象展览似地由大到小摆好。他穿着一件无领茶花衬衫，颈部扣着一只金扣儿；
下穿一条长裤，裤腰扎一根松紧带儿。他腰板儿硬实，身材细瘦，目光轻易不东张西望，象个聋子似的。
把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后，他把磨床拉向弹簧椅，坐下来磨假牙。他好象段有考虑他在做的事情，但是手脚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即使不他用磨床也不停地蹬着踏板。
八点过后，他停了一会儿，从窗口望了望天空，看见两只兀鹰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沉静地晒太阳。他一面想着午饭前可能又要下雨，一面又继续干他的活计。他的十一岁的儿子的反常的叫声把他从专心致志的神态中惊醒：
“爸爸！”
“干吗？”
“镇长说你能不能给他拨个牙。”
“告诉他，我不在。”
他正在磨一只金牙，把牙拿到眼前，眯着眼睛察看着。他儿子的声音又从小小的接待室传来。
“他说你在家，他听见你说话了。”
牙科医生继续察看着那颗金牙，直到把活儿做完，把牙放在桌上后才说。
“好多了。”
他又踏动了磨床。接着从一个小纸盒里取出一个安着几颗牙齿的牙桥，开始磨金套。那纸盒里盛着等着他做的活儿。
“爸爸！”
“什么事？”
他的神情依然如故。
“他说你要是不给他拔牙，他就让你吃子弹。”
他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地停下蹬踏板的脚。把磨床从椅子前推开，把桌子下面的抽屉拉出来。驳壳枪就放在抽屉里。
“哼！”他说，“让他进来对我开枪好了。”
他转了一下椅子，让自己面对房门，一只手按着抽屉沿儿。镇长出现在门口。他已经把左脸刮光，右脸却有五天未刮了，看去又肿又痛。牙科医生从他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看出，他准有许多个夜晚痛得不曾合眼了，他用手指尖把抽屉关上，温和地说：
“请坐吧！”
“早晨好！”镇长说。
“早晨好！”牙科医生说。
当用具在沸水里消毒的时候，镇长把脑袋靠在了椅枕垫上，觉得好多了。他闻到一股冰冷的气息。这是一间简陋的诊室：一把旧木椅，一台脚踏磨床和一个装着圆形的瓷把手的玻璃橱。椅子对面的窗上挂着一幅一人高的布窗帘。当听到牙科医生走到他身边来的时候，镇长脚后跟蹬地，张开了嘴。
堂奥雷利奥·埃斯科瓦尔把他的脸扳向亮处。察看过损坏的臼齿后，用手谨慎地按了按下颌。
“你不能打麻药了。”
“为什么？”
“因为牙床化脓了。”
镇长望了望他的眼睛。
“好吧。”他说，露出一丝苦笑。牙科医生没有说话。他把煮用具的浅口锅端到手术台上，用凉了的镊子把用具夹出来，动作还是不慌不忙。然后用脚尖把痰盂挪过来，又在脸盆里洗了手。做这一切时，他一眼也不看坐在椅上的镇长。但是镇长却紧紧地用眼睛盯着他。
那是一颗下牙床上的智齿。牙科医生叉开双腿，用热乎乎的拔牙钳夹住臼齿。镇长双手抓着椅子的扶手，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脚上，觉得腰部一透凉，但是他没有叹气。牙科医生只是扭动着手腕。他没有怨恨，更确地说，他是怀着一种酸楚的心情说：
“中尉，你在这儿杀了二十个人了。”
镇长感觉到下牙骨上发出一阵吱咯声，他的双眼顿时涌满了泪水。但是直到知道牙齿拔下来后他才舒了一口气。这时，他透过朦胧泪眼看见了拨下来的牙。在痛苦之中，他觉得那颗牙齿是那么古怪，他怎么也不理解那五个夜晚会使他受到那般折磨。他的身子俯向痰盂，嘴里喘着粗气，身上渗出了汗水，他解开了军衣扣，又伸手到裤兜里摸手帕。牙科医生递给他一块干净布。
“擦擦眼泪吧！”他说。
镇长擦了擦眼。他的痛苦减轻了。牙科医生洗手的时候，他看见了残破的天花板和一个落满灰尘、挂着蜘蛛卵和死昆虫的蜘蛛网。牙科医生一面擦手一面走回来。
“你要记住，”他说，“回去要用盐水漱口。”
镇长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行了个军礼，大步向门口走去，军服的扣子也没扣。
“给我记上帐吧。”他说。
“给你还是给镇公所？”
镇长没有看他，关上门，在铁栅栏外面说：
“都一样！”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加勒比海滨城市阿拉卡塔卡，自幼酷爱文学，曾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当过记者和编辑。1961年发表成名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7年出版代表作《百年孤独》，奠定了他在拉美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他的其他作品有长篇小说《恶时辰》（1961）、《家长的没落》（1975）、《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迷宫中的将军》（1989）等和中篇小说《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埃伦蒂拉》（1972）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