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1891─1945），少年继其父为公爵。1916-1936年，历任贵族院议员、副议长和议长，开始接近军部。1937年6月出任首相，7月7日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1938年1月发表诱胁国民党政府投降的“近卫声明”；同年4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11月发布“建设东亚新秩序”宣言；12月发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谈话，进一步向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并企图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等地区的占领合法化。1939年1月被迫辞职，任枢密院议长。1940年6月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极力推进法西斯“新体制运动”。
1940年7月，近卫文第二次组阁。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结成日、德、意三国同盟，11月同汪伪政权缔结《日华基本条约》，1941年4月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妄图强化轴心国，压迫蒋介石投降，并向南方扩张，但与美国的对立激化。为疏通日美关系，谋求与苏联接近并防止美国参战，近卫决策日本政府开始同美国谈判。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主张配合德苏战争对苏宣战，反对对美让步，日美交涉毫无进展。1941年7月，近卫内阁总辞职。
近卫文第二次组阁后，1940年7月22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一宇（日本皇道思想中天下一统的思想，后成为军国主义海外扩张的观念依据），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1940年8月1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共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更是自认为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洲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给予推进，这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的意识，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为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许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才能使中国建设好。
许多日本士兵从军前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1940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德国首都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表示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两国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凡此种种情况都表明，中国的抗战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