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学”向“人的文学”的转型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转型，一方面与“五四”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这些变迁为文学观的转型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与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它强调了人的自由与平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旨趣。但我以为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它加入到当时中国各种文化思想撞击、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向现代“人的文学”观的转型。
近代文学的主流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文学，政治功利性遮掩了文学审美性，文学自身的特性被改良话语所抑制。然而，即便在这种改良话语居中心地位的语境中，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章太炎曾多次称引尼采、康德、叔本华的学说。他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引入自己的以佛教哲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内，认为世界是众生心造的；对尼采惟我独尊、径行独往的思想，他更是十分推崇，认为它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一种有益民族发展的精神。王国维也许是近代受现代主义哲学影响最深刻者，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中指出，王国维“其少年喜谈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刻印甚深”。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对他来说确实是“刻印甚深”，他的“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纯文学观，他的“文学是解除人生之苦”的游戏说、悲剧说，均主要源于叔本华、尼采哲学。如果从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与总体格局来考察，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近代文学的性质，但它对于近代文学领域的冲击与震动却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开阔了近代文学家的理论视野，使他们不再固守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不断吸取新观点的同时，开始对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理论上的反思。就连梁启超本人在接触到尼采学说时，对尼采的个人主义哲学亦有所倾慕，只是由于改良主义理想的需要，他才没有真正接受尼采思想。第二，它经由章太炎、王国维等，潜在地影响了大多数近代作家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心理，改变了他们对于改良主义文学这一主流之外的某些具有一定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学的认识，从而在政治文学的声浪中，对文学的个人话语开始取认同态度。第三，它对近代文学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引起了鲁迅等人的重视，为他们提供了如何吸纳、接受外国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经验。鲁迅的“立人”思想就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所以，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在王国维的时代，尽管未能真正改变近代文学的性质，但它的传播为近代文学观向现代文学观的转变，不仅营造了某种氛围，而且在思想上为现代“人的文学”观的形成作了某些准备。
到“五四”前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程度也不断加深。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现代文学先驱者，一方面从人文主义那里获得了“人”的观念，要求文学真正从封建文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去描写活生生的人，呼吁人的自由与解放。另一方面，他们从西方现代主义那里获得了更富现代性的启示，提升了他们对“人”的理解与对文学的理解，使他们不仅在检视近代文学时，能对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观作批判性的整合，提取一种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而且使他们由西方拿来的人文主义获得了一种新的内质，即现代主义内质。这种新质的渗透、浸润，使中国文学在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影响的同时，超越了人文主义的文学观，获得了一种现代“人的文学”观，成功地完成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从而开始了与20世纪世界主流文学的对接。以下重点谈谈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对近现代文学观转型、现代“人的文学”观的形成的具体影响。
首先，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极端个性主义，在“五四”前后被相当多的知识者所接受，营造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氛围，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变。近代梁启超的“政治文学”观的出发点是民族与国家，群体意识是其内核，文学从属于政治，个人话语几乎淹没于救亡的呼声中。“五四”前后人文主义思想努力将中国文学由政治的轨道引向“人”的轨道，但鲁迅等人明显地感到了人文主义力量的不足，于是将目光转向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的许多立论均是从尼采个人主义哲学出发的。在《文化偏至论》中，他称赞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并以为只有像尼采那样“任个人而排众数”，才能真正摧毁封建主义非人的统治。他当时理想中的人就是尼采所谓的具有超人意志力的人。个性主义尽管在“五四”文学革命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它对新旧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人的文学”观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当时却是任何他种思想所无法替代的。一方面，它使中国作家认识到了文学个人话语的重要性，使他们对“人”的认识不仅不同于近代作家，而且超越了旧式人文主义者，真正意识到了充分发展人的自由本质的重要性，从而突破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开始建构现代“人的文学”观。另一方面，它已化为一种精血溶入到了现代“人的文学”观中，成为现代作家艺术思维的一种新的底色，是他们艺术地评判人与非人的一个重要原则，使他们不仅时时要求自己写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人，而且以个性化的风格作为创作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其次，现代主义哲学的怀疑批判精神，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五四”前后中国文坛最流行的口号，是作家们言说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使他们在建构新的文学观时，不只是以“怀疑”否定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而且对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文学观作了批判性的检视，提取合理的成分，然后坚毅地走出了近代文学。不仅如此，怀疑批判精神还使他们在创作思想上，大胆地否定旧的价值体系，以科学与民主作为作品的精神构架。他们所描写的人，不再是传统伦理秩序中那种习惯于被动接受既有一切的人，而是具有现代怀疑批判精神的人。人的个性、独立的人格是在审视历史与现实，尤其是在拷问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的。在艺术探索上，对古典文学、近代文学中既有的艺术风格大胆质疑，不只是以白话取代了文言，而且在白话艺术形式探索上，时时怀疑既有成就，不断创新。如鲁迅的小说几乎篇篇有新意，互不雷同。这与他艺术思维中永不满足的怀疑主义个性是分不开的，正如他在《坟·论睁眼看》中所写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方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所以，怀疑批判精神不仅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而且已成为现代“人的文学”观的一种精魂。
再次，西方现代悲观主义哲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悲剧意识，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丰富了现代“人的文学”的内涵。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决定了人的行为与思想，但它永远得不到实现，所以人是一种苦难的动物，永远无法摆脱悲剧的处境。近代王国维接受了这种悲观哲学，为近代文学观的嬗变在思想上作了一定的准备。到“五四”前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学家从反封建文学出发，与悲观主义哲学产生了共鸣，使其影响更为深刻。它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种现代悲剧意识，改变了作家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审美观念，启示他们认识到大团圆模式的虚假性，走出了大团圆的迷津。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指出：“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悲剧意识已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因子融入到作家们的审美心理结构与时代文学氛围中，改变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特性。作家们不再掩饰血淋淋的现实，而是近乎残酷地揭示世态的悲凉、人心的创痛。所以，西方悲观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不仅有助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而且丰富了现代“人的文学”观念。
二、“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
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重要表现，则是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转型。这一转型从发生、完成的文学史过程，特别是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一〉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的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①、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①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语。
注释：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77。关于新文体的形成、特点及意义，参见方长安：《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2（1）。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早在1894年就说过：“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②严复那时也认为要想“国国各得自由”必须“人人各得自由。”③梁启超的类似言论更不鲜见，如他在1900年说：“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④孤立地看，这些言论不谓不深刻，不谓不尊重个性，然而如果放眼那一时代，倾听主流话语，则不难发现他们对个性独立的言说，“仅仅是为了加强国家和民族的共性，因而这种个性，归根到底只是每个个人都能意识到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⑤如《新民说》中写道：“则试以一家譬一国。苟一家之中，子妇弟兄，各有本业，各有技能，忠信笃敬，勤劳进取，家未有不勃然兴者。不然者，各委弃其责任，而一望诸家长，家长而不贤，固阖室为饿殍，藉令贤也，而能荫庇我者几何？即能荫庇矣，而为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终岁勤动，日夕忧劳，微特于心不安，其毋乃终为家之累也？”⑥梁启超所谓的个人，从本质上讲，失去了“个”的质的规定性，所具有的只是对于家、国的一种责任意识，“个”的意识在这种责任意识的遮蔽、挤压中萎缩以至泯灭。他的“新民”目的就在于塑造这种性质的人。所以在谈到自由时他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①高旭说：“屈己以就群，群己两发达；屈群以利己，群败己亦拨。”（《忧群》）。孙中山有类似的言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三民主义·民权主权》），在他那里，个人与国家是对立的，只应有国家的自由，不该有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性。所以，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②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③“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④文学具有关乎一国命运的重要性，文学也自然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如《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兴亡梦》《梦平倭奴记》等，以至于是否具有“国家”思想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标准：“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可谓妇女之教科书；然因无国家思想一要点，则处处皆非也。”⑤所以，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
注释：
①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111。
②章太炎：《明独》，《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
③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1～5。
④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44。
⑤王富仁、查子安：《鲁迅与梁启超———立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上》，《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161。
⑥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89，3。
注释：①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89，44。
②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90。
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6。
④王□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24。
⑤转引自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90。
〈二〉
这种文学中，作为个我的广大社会成员被漠视，或者完全粘附于国家叙事。“个”被抽空，其结果是国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视具体的个人的同时，国家叙事沦为一句空话。这样近代文学无论怎样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实现自己开发民智、匡正国家的政治理想。走出“国家”文学话语误区，使文学转而立足于人，以具体的人作为话语言说中心，无疑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一大课题。
从后来文学嬗变史实看，“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转型的情形极为复杂，而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从日本文学影响角度切入考察，则不难发现白桦派理论的启示、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是最直接的理论推动力。
白桦派因1910年（明治43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长与善郎等。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尊重个性与生命创造力，力图将人从各种束缚中救出，重新调整人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