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铭鼎也站起身来，避开刘任急切的目光，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低着头，边走边一板一眼地说：
“为了确实控制该部，最理想的办法是，将黄祖埙撤换掉！”
对此，刘任也早有此意。彭铭鼎这么一说，当然是心照不宣，一拍即合，但他仍然不露心迹地问：
“依你看，九十一军军长由谁代之?”
彭铭鼎假装思索了一下，回答说：
“依我看来，最合适的人选，只有曾震五可担当此任。”
刘任心里当然也明白，彭铭鼎推荐曾震五取代黄祖埙是另有所图，但是要换了黄祖埙，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于是，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在通常情况下，要换掉一个军长，也许并不难。但现在是大敌当前，临战换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时的黄祖埙也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他有心北上兰州，却深恐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如果部队到了兰州，马家父子要他打头阵，当炮灰，后悔也无济于事。从内心讲，他的确想把部队拉到南面去，投靠胡宗南，待机而动。可是，就在他的部队从秦安一线撤退时，他找来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第一九一师师长廖风运，共商此事，却因为意见不一而没有结果。后来，廖凤运不战而溃，且受到周嘉彬第一二○军的监视，又怕王治岐第一一九军在武都一线阻截，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最后，黄祖埙没了办法，只好率部开始北撤。
撤换黄祖埙军长的事，一旦实施起来，“中央派”又怕“青马”乘机要争取人事权，以坐收渔人之利。为此，他们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计议，决定双管齐下，将撤换黄祖埙连同暗算“青马”的计划，全盘托出，走马继援的路子，撺掇马继援出面，引其入瓮。
于是，彭铭鼎便以谋士的角色，再次出现在马继援的面前。他首先表示，坚信马继援在此次兰州会战中必胜无疑，接着便献策说：
“彭德怀现在虽然一时得逞，大军逼近兰州，可也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抄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共军就会遭到我三路大军的围攻，挽狂澜，定乾坤，有何难哉！”
马继援一听，喜形于色，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彭铭鼎投其所好，乘机进言说：
“不过，我军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各兵团的作战地区，一定要控制强大的预备队。”
马继援频频点头，连声说：
“说得好，说得好……”
彭铭鼎笑了笑后，进一步把话引向深入：
“最好以陇东兵团一部扼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也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我以为可以把它作为总预备队，令其在黄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之侧背。”
马继援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彭铭鼎笑了笑，进一步以建议的口吻说：
“但是，陇南兵团内部，人事也必须调整。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是胡宗南的嫡系，不可能忠于马长官的事业，并且还有南去依附胡宗南的打算，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若不将此人加以调整，恐贻后患。为了确实控制这支部队，使其为马长官效力，拟应尽早撤换黄祖埙的军长职务，另派忠于马长官的人去接替。”
马继援听完，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若有所思地说：
“这话有理！黄祖埙这个狗娘养的，一贯目中无人，是要把这个东西撤换一下。要不，真的会坏大事。”
彭铭鼎喝了口茶，见马继援心有所动，便接着说：
“还有，在兰州会战开始前，所有军需物资和机关的干属，必须先行后撤。为有利于陇东兵团的尔后行动，长官公署的闲杂人等和干属这个包袱应该卸在河西，不准进入青海。但是，第八补给区(按：国民党蒋介石在各大战区都有补给区，兰州为第八补给区)所有军需物资又必须运存青海。第八补给区的家当不少，为顺利地实现这个转运计划，马长官应派亲信去接掌第八补给区司令职务。”
马继援扬了扬眉，站起身来，高兴地说：
“高见！参谋长高见。”
彭铭鼎此时却装出一副忠诚温顺的样子，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至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我以为，可让其去接替第九十一军黄祖埙的军长职务。此人一定会感恩戴德，为马长官效力尽忠……”
彭铭鼎的这些话，顿时把马继援说得晕头转向，满心欢喜。马继援立即与远在西宁的马步芳通了电话，彭铭鼎上面讲的那些“高见”，马步芳都表示了同意。那些“高见”中，除了撤换黄祖埙的事，因战局变化太快未能实现外，其余的都按彭铭鼎的设想实现了。
不言而喻，彭铭鼎给马继援讲的那些“高见”，虽然别有所图，但对解放军攻占兰州的作战，在客观上却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当彭德怀的几十万大军逼近兰州的时候，马步芳原先所指望的胡宗南兵出秦岭的希望也化成了泡影。
因为，胡宗南在广州参加“西北军事联防会议”之后，就接受了蒋介石退守川北，确保西南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胡宗南也做了一些争取的工作。所以，胡宗南回到汉中，不仅对兰州会战不积极，就是对“确保西南”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
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胡宗南所采取的策略，也和对其他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就是先策反，争取他能够站到人民方面来，不成再用武力去解决。
为了争取胡宗南能够改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周恩来和彭德怀作了精心的安排。先找与胡宗南有深交的胡公冕先生做工作，又挑选了在1947年的陕北清涧战役中，被我军解放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派其潜入汉中，去做胡宗南的策反工作，鼓励胡宗南反水，不要与人民为敌到底。
当时，胡宗南也确实心有所动。在汉中城内的古汉台他的会客室里，曾三次同张新进行了交谈……
就在胡宗南和张新频频接触的时候，宋希濂部由鄂西退入四川，奉命担负防守川东南的作战任务，他的部队也调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
宋希濂也是黄埔一期的。自北伐战争以来，宋希濂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战功卓著，曾获“青天白日勋章”，很受蒋介石的赏识。
此际，宋希濂手中还有10余万军队。
8月11日，宋希濂偷偷地从重庆飞到汉中，钻进古汉台胡宗南的秘室里，和胡宗南一起，策划着日后的退路问题。
宋希濂说：
“现在部队打仗实在不行呀，兵败如山倒，古今皆然。现在是将无信心，兵无斗志，真的要打起来，你我不当杜聿明，就做邱清泉，要么就做人家的俘虏，要么就被人家一枪崩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胡宗南一到紧急关头总爱用这句话问别人。现在，他又把这句话拿出来了。
宋希濂点拨他说：
“琴斋兄，你太见外了，对小弟我还遮遮掩掩干什么?我在重庆就听说，你早有退往缅甸之心了……”
胡宗南想了一下，回答说：
“我们倒是议了几次，就是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我的部队长期在西北大漠地区作战，对滇缅边境的地形、生活习惯，一切都不熟悉；二是校长能不能批准也很难说……”
“滇缅边境的情况，你不熟悉我熟悉嘛！”宋希濂激动得直拍胡宗南的肩膀，喜形于色地说，“你老兄怎么忘了，打日本时我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参加中国的远征军，不是在滇缅边境战斗了三四年吗！”
“这是真的！”胡宗南也有些激动，“现在看来，只要校长批准，我们这两支队伍就有救了。”
宋希濂走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也来到了汉中。这位洋大人在视察胡宗南的部队时，公开说：
“只要你能有3个兵团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华民国的反共复兴大业就有了希望。这样，我就可以建议我们的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你的部队提供军事援助。”
既与宋希濂商讨了转进滇缅边境的计划，又有了美国盟友的许诺，胡宗南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于是，他立即翻脸不认人，把张新押进了正式的监狱，再也不同张新见面了。后来张新也随着胡宗南的节节败退，由汉中、绵阳、成都、广汉，最后被押解到了四川的金堂县。在金堂，张新乘国民党军队混乱之际，越狱而逃，历经许多辛苦，终于回到了人民的一边。
1949年8月24日，这一天正是彭德怀向兰州发起进攻的前一天，蒋介石带领几位亲信由广州飞到了重庆，着手部署“确保”西南半壁河山的军事工作。
8月25日下午，就是在这个兰州遭到彭德怀全面攻击的日子，胡宗南和宋希濂约好，一同赶到重庆的林森路山洞“林园”去晋见蒋介石，向他们的校长建议把部队拉到滇缅边境去……
不出胡宗南所料，蒋介石一听要把部队转移到滇缅边境去，就惊呼道：
“这是什么话?你们想了没有，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给了共产党吗?”
“不，不是拱手相送，实在是……四川不比台湾，也不能和海南岛和舟山相提并论。共产党可以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这种后果我们可不能不考虑呀!”
“不，不行！绝对不行！”蒋介石坚决地否定了胡宗南、宋希濂转进滇缅边境的建议和计划。
胡宗南和宋希濂向蒋介石的第一次进谏，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蒋介石的两位不知趣的“高足”，又进行了第二次进谏。蒋介石初衷不改，根本听不进去，并严厉责令胡宗南固守四川，守好成都和重庆。随后，蒋介石又好言抚慰道：
“你们只要坚守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北平、上海、南京等等，又统统会是我们的……”
胡宗南的逃缅计划破产后，他预感到自己覆灭的命运不可避免，回到汉中就把自己关在古汉台的房间里，谁也不见。他拉上窗帘，点上红烛，时而哼几句京剧，时而骂蒋介石“老糊涂”，骂蒋介石把他的几十万大军给毁了……
这时，彭德怀已经走进了兰州的“三爱堂”。
“下一步又该轮到谁呢?”胡宗南在他的屋子里这样想。
战前彭老总视察地形
战争中，在攻击发起前，往往是部队最为紧张的阶段。
兰州城郊，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解放军各部队从驻地到前沿，都在加紧赶修工事，筹备粮草，储备弹药……
由于大军的长驱直入，加上这儿原本不是根据地，后方无依托，在兰州和“马家军”作战，困难就更大一些。彭德怀、许光达、王震、杨得志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决定不盲目进攻，不打无把握之战，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发起攻击。
彭德怀自从作出了对兰州进行全线试攻的决定之后，乔家湾指挥所里就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这里，虽然离前沿阵地很近，枪炮声能听得清清楚楚，但他还是要经常跑到前沿阵地上去看看。他要亲自去看看部队试攻前准备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他最不情愿坐在指挥所里听别人的汇报，这是他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
今天，他又要到前沿阵地上去了，他要尽可能地自己去观察、去掌握，去检查部队战前的准备情况。他认为，自己所亲眼见到的情况，往往是比较精细、比较准确、比较可靠的。当然，他这么做，并不是不相信干部、不相信群众，而是为了尽量避免主观判断上的错误，减少指挥上的失误。一句话，就是为了减少牺牲和流血。因此，彭德怀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上，出现在前线指战员们的面前。
彭德怀的性格是内向型的。
此时，在彭德怀的肩头，又压着关系到千百万人的鲜血与生命的重担。他的内心绝对不比其他任何人轻松，但他的表情却是从容的，自信的，不慌不忙的。他明白，尽管解放大军的英勇追杀，尽管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与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代人的鲜血流成了江河，但是兰州之战，仍然是关系到中国西部命运的一场大战。因此，他不能不认真地对待，进行周密的运筹。
第六军将要攻击的目标营盘岭，位于兰州以南皋兰山的中央，与敌人在西边的沈家岭和东边的马架山阵地互为依托，相互衔接，并以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为骨干，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防御体系。
巍峨的皋兰山，以营盘岭为最高，第六军能否拿得下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进程和结局。
彭德怀站在距敌人前沿阵地很近的山头上，面对着敌人的皋兰山阵地，指着营盘岭下的一个名叫下庄的小村子，对一直站在他身旁的罗元发说：
“根据这个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你们要很好地组织侦察，要确实把敌人这里的火力搞清楚。然后，再研究如何从敌人正面突破的问题。”
听了彭老总的这番话，罗元发想：
“在战术上，彭总历来要求我们尽量从敌人的侧翼实施迂回、分割和包围，这次为什么要我们从正面突破呢?”
罗元发怀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把敌人的阵地又仔细地观察了一遍。
原来，营盘岭上有一组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环形集团工事，构成了敌营盘岭的主阵地。以此为依托，“马家军”又将山崖削出了三道峭壁，每层约3丈高，设了3道防线。最下一层更高，约4丈的样子，它的下面就是下庄。主阵地的东西两侧，都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登，而且敌人可能料到解放军善于使用迂回战术，特别加强了两侧的火力配备。
罗元发在重新看了地形后，想了想，对彭德怀说：
“彭司令员，我有个想法。是不是部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从下庄发起正面攻击，以少数兵力从侧面助攻，吸引敌人的火力，在我正面攻击得手后，再从两翼投入兵力?”
彭德怀听了点了点头，说：
“这样才好。”
看完地形，彭德怀一行来到山背后。彭德怀选择了一块草地，摆了一下手，招呼大家过来，说：
“这地方挺好。来，我们坐下来，再仔细谈谈吧！”
大家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坐在草地上。一位参谋以极麻利的动作，把一张军用地图迅速摊开在彭老总的面前。彭德怀一面看着地图，一面让大家各抒己见，献计献策。于是，这些跟随彭德怀征战多年的指挥员们便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
在谈论中，有个别同志流露出一种轻敌情绪，说什么“我解放大军的声势早把马步芳父子吓破了胆。听说他们正把兰州的军用物资和工厂机器往西宁他们的老窝里搬，说不定，咱们的大炮一响，就会夹着尾巴溜掉的”。还有一个团长拍着他的胸膛说：“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团，给我两个钟头，保证完成任务！”
彭德怀听到这些议论后，一丝忧虑的神情爬上了他的面庞，不由得把浓黑的眉峰抖动了一下，抬起头来，朝着那位团长看了一眼，严肃地说：
“同志哥，这可是你的一厢情愿，马步芳父子会简单到这样的地步吗?”
讲到这里，他见大家有的伸了伸舌头，有的在相互挤眉弄眼，特别是那位团长立即低下了头。停顿了一下，彭德怀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马继援这个狂妄的家伙可是你们六军的老对手了，难道西府战役的教训同志们都不记得了吗?我不是批评谁，也不是说同志们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不好，而是说不能轻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战争的科学真理……”
彭德怀看了大家一眼，不愿再提起1948年在西府战役中，六军因为轻敌而遭受严重损失的那些伤心的往事，便有意地停顿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