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根据当时的西北战场的形势，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对于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当前不必乘胜去迎击敌人，等华北第十八、十九两兵团到来后，再和敌人实施决战。如果敌人在我华北部队到来之前反扑西安，我现有部队就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并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宗南集团和马继援集团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迷惑和欺骗敌人，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命令在西安的第六军采取各种办法大造华北兵团入陕作战的舆论。于是，第六军就打着华北兵团的番号，在西安等地到处号房子，贴标语，大造声势。当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带着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到第一野战军的7个团到达西安时，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第十八兵团的先遣师6月7日到达时，西安又举行了热烈的欢迎。西安的这一系列活动，很快就通过国民党特务和敌机的侦察传给了胡宗南，使其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一时不敢贸然行动。
但是，年轻气盛好大喜功的马继援，却求战心切，率部孤军深入，向我咸阳一线蜂涌而来。此时，老奸巨滑的马鸿逵为了保存实力，却密令卢忠良率其宁夏援陕兵团“釜底抽薪”，悄悄地撤出战斗，致使马继援部在咸阳一线狂妄地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6月13日，我第十八兵团最先到达咸阳一线的第六十一军一部，向敌发起勇猛反击，一场激战，使其扔下2000多具尸体后，狼狈地后撤至醴泉一线，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反扑西安的阴谋遂告失败。
此后，胡宗南将其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的主力则集结于乾县、礼泉地区，西北战场一时显得沉寂起来。
6月初，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经过一个多月休整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的3个军和隶属十八兵团，在山西作战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十九兵团，近20万大军，先后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沿同蒲铁路和汾河谷地南下，开始了向大西北的进军。
开始几天，部队都是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的，每周行军5天，日行程50里。但是，部队刚刚出动，就接到彭德怀从西安发来的急电。电报说，西北地区即将开始麦收，而8月又将进入雨季，如果我军在6月底7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不仅会陷于雨季，对我军作战十分不利；而且陇东、陇南的夏麦将被敌人抢走，增加我军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彭德怀在电报中要求部队，每天行程要不少于70里。于是，部队遂根据彭德怀的指示，日夜兼程，以日行程70里的速度向西北挺进。
部队渡过黄河后，彭德怀对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已经作好部署，要求华北两兵团，于6月底以前，一定要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并准备迅速投入战斗。于是，我西进大军就越走速度越快，到后期就变成了日夜兼程的强行军了。华北两个兵团克服重重困难，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按照彭德怀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了指定的西安、三原和富平地区，并迅速集结完毕，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了适应西北战场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同意，第一野战军成立了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这样，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的部队的总兵力已达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迅速实行了战略展开，从而揭开了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
战略决战方案
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咸阳的阴谋失败后，长期在国民党和“马家军”压迫下挣扎的西北各族人民，开始从解放军的捷报声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与解放的曙光。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还必须在进行一些重大的战略决战，给当时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由于华北的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使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多人。这与胡、马匪帮的27个军，74个师，共约38万余人相比，数量略有超出。但是，因为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能够集中于我军正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的7万余人以及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前委扩大会议。
杨得志、李志民、周士第、王新亭等将军，奉命从驻地出发到古城咸阳参加了第一野战军召开的这次前委扩大会议。这是华北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入陕以来，野战军召开的首次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前，彭德怀在和杨、李、周，王诸将军握手、寒喧之后。说：
“你们这次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的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我们的主攻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要讲的是，你们对‘二马’切不可盲目地轻视，决不可有半点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
彭德怀讲完。就顺手递给杨得志一份电报。这是毛泽东于6月26日从北京直发他的。
杨得志打开电报，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杨得志读完电报，顺手又递给了兵团政委李志民。
此时此刻，杨得志将军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他想的是：毛主席想得实在太周到了。“知彼知己”，在毛主席那里，绝不是讲讲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敌情我情的了解和把握，没有半点的疏忽和马虎。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野战军和各兵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
在会议召开前，彭德怀就多次同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就西北战场我军的战略决战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问题反复地交换意见。
这是实施战略决战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战略决战能否顺利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因此，彭德怀曾多次把当面之敌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提出自己认为较为稳妥的作战方案。毛泽东也多次给予指示，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
根据对当时西北战场实际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认为，胡宗南集团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但在连续遭我军的沉重打击后，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的部队，在当时西北战区的敌军中，则是最有战斗力的。因此，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关键是消灭青、宁“二马”的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的主力，就可以基本解决西北问题。他们认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的主力，远离他们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不远，在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在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我华北两兵团经过千里进军，部队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十九兵团刚刚到达指定位置，要对敌发起攻击，其准备时间显得过于仓促。
当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在为从何处向敌人开刀的问题而反复思考的时候，敌人因获悉我华北两兵团先后入陕的消息。青、宁“二马”的主力从乾县、礼泉地区迅速撤退到了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在我发起突然进攻时遭到聚歼。此时，胡宗南的主力则猬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作集团配置，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
胡、马的这种兵力部署，是一个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但是，青、宁“二马”的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一时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一带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便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从而为我造成了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面对这一情况，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心以第十九兵团钳制青、宁“二马”，集中第一、第二和第十八共三个兵团的兵力，发起旨在歼灭胡宗南主力的扶眉战役。
在第一野战军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主席在6月27日，就曾电示彭德怀：
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在这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对贯彻执行毛泽东这一电报指示精神的问题，彭德怀也将和与会的将领们进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
聚首古城咸阳
7月6日，第一野战军的前委会在古城咸阳开始举行。
时值炎夏，热气袭人，参加会议者如同钻进了蒸笼，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军衣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
在当时没有任何现代降温设备的会场里，确实热得使人有点难受。但是，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与会将领们的心情都不免有些兴奋和激动。大家不住地摇动着手中的扇子，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凉意，使自己的头脑冷静起来，以便能够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记下来，认真地传达到部队中去，在西北战场上打一个大胜仗。
会议开始后，彭德怀司令员首先讲话。
他站在挂满军事地图的一面墙壁下，两道浓黑的眉毛高高地挑起，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来自各兵团的这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借助有力的手势，用洪亮浑厚的嗓音，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有关情况：
“……目前全国的形势很好，那是明摆着的。在各个战场上，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和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于盘踞在西北和西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白崇禧等人的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这两块地区，作为他们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讲到这里，彭德怀稍稍停顿了一下，用右手抓起放在桌面上的军帽，又重重地甩了一下，接着用一种毫不含糊的、坚定的语调说：
“这，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的痴心妄想！”
屋子里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鼓掌声。
彭德怀在大家的掌声停息下来后，双手插腰，提高嗓音，接着说：
“同志们!目前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确实是一片大好。特别是渡江战役的胜利，我军已经转入了战略性大追击，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和西南的军队还有80多万，这个数目不小啊！因此，我们还得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再打几个大仗，硬仗！尽早地彻底解决西北问题，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献上一份厚礼。”
他讲到这里，停下来，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说：
“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装备精良的一支嫡系主力部队，在我西北战场上多次遭我军的打击，虽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也大大削弱，但仍有17个军41个师，20余万人马。青、宁“二马”所拥有的9个军33个师(旅)，约18万人马，则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有利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讲到这里，不久前胡、马联合反扑咸阳的战争阴云又浮现在他的面前，使他久久难以平静。他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接着说：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虽然长期以来就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很难联到一起，但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大西北这块地盘，也还是极力想把这些家伙尽量拉到一起。为此目的，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就以‘青海王’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的主席，千方百计地想拉拢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集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马步芳这个家伙受宠若惊，利令智昏，野心也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不久前竟伙同马鸿逵组织了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统一指挥，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敌人的企图，不过是一枕黄梁。我军严阵以待，在适当诱敌深入之后，予以坚决的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两个兵团入陕的安全集结……”
听到这里，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低声交谈了几句后，便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紧张而严峻的脸上，静听他继续讲下去。
彭德怀用一只大手按住桌角，另一只手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望了一眼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用一种兴奋和激动的口气说：
“华北两兵团来到西北后，我们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就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41万人。这个数字与胡、马三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当。然而，我军的这些兵力可以集中使用，可以从容裕如地分散和集中，敌人的兵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能够集中于我军当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部的7万余人，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共计15万人。因此，西北战场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讲到这里，把他的右手向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下，然后又迅速把五指握起来，狠狠地砸在讲桌上。
会场顿时一片宁静。
西北军区的贺龙司令员，手握大烟斗，笑眯眯地津津有味的抽着烟。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等人，都连连点头。表示了对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的完全赞同。
彭德怀停了一阵，擦了一下满头的汗，伸手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