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妻子是英康的孙女冯氏，死于嘉庆三年春，葬礼极其隆重，当时的王公大臣无不前往吊唁。除了正妻之外，和珅还拥有许多姬妾，姬妾到底有多少，数不胜数。据说有一次庆典，和珅单为姬妾们买花就用了数万两。在他众多的姬妾中，和珅最宠爱的有二个，一为长二姑，府中人称二夫人；一为吴卿怜，苏州女子，查办贪官浙江巡抚王宜望的部分财产里，就有这位吴卿怜。和珅大约非常迷恋这位吴小姐的绰约风姿，为了讨她欢心，专门给她建了一座小楼，起名迷楼，当和珅被抄家时，这位吴卿怜也引颈向环自尽了。
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结了婚，新娘是早在十年前就已定婚的皇帝的公主。婚礼的排场当然非寻常人所能想象的。乾隆帝对这个最小的女儿很宠爱，陪送的嫁妆比以前的几个女儿都要多。和珅将丰绅殷德夫妇安排住在淑春园的西半部分，和珅自己和他的妻妾们则住在东半部分，好不荣耀。
和珅家有大量的家奴和婢女，并且利用职权，大量使用公役人员，这些人都是为服侍这一家老小的。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的就有一千余人。这些奴才们也和主子一样挥霍无度，平时也狗仗人势，欺压良民，勾结权贵，敛财纳贿。和府管家呼什图，时称内刘，和珅垮台后，内刘家也当然未能幸免，其家产也有十余万，而且替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捐纳了知州、守备、州同等官衔。和府大总管刘全，造的房子有一百多间，和王公大臣的府第相媲关，很多士大夫都争着把女儿嫁给他，家产也有二十余万。
和珅对他的这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并不感到十分惬意，虽然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毕竟是臣属，与皇宫内廷的生活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还有很多皇帝能享用的东西他不能享用；如用，就是违制，罪名就是图谋不轨。对这一点和珅也是不甘心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点愿望，每到夜深，他就在灯下穿戴皇帝的衣服，把窃取来的朝珠悬挂在脖子上，对着一面大镜子，往来迈步，边走边对着镜子说话、微笑。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人听见。过足了皇帝瘾他才把衣服、朝珠卸下来。
乾隆皇帝在平定回民起义后，曾命人用和田玉凿了一匹高二尺、长三尺的玉马，存放在宫中。和珅对此御用宝物也是垂涎三尺，设法将玉马偷了出来，专供其与爱妾在洗澡时乘坐享用。
和珅给自己安排后事也跟皇帝相攀比。他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大块土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在墓前立一石门楼，石门前一地，下隧道，盖正房五间称为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配殿，大门称宫门。墓外有围墙周长二百丈。人们都把和珅的墓称为“和陵”。在围墙的西侧还建有房屋二百一十九间。这套陈设和建筑，完全超越了规定，就连亲王墓地的周长也不过百丈，和珅比亲王的还长了一倍多，简直与皇帝不相上下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如此苦心经营，他死后却没能享受到这份“哀荣”，白费了这一番苦心。
五、乾隆一死和珅嗝屁
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曾焚香祷告上天，许下心愿说：“如果上天保佑，我能做六十年皇帝，一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因而，当乾隆帝坐满六十年皇帝宝座时，决定让位给他的十四儿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不过他一直保守这个心里秘密，直到宣布的前夕，乾隆帝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和珅一个人。和珅眼睛一亮，喜上眉梢，他心想，这下投机的机会又到了。因为事实很明显，老皇帝退位，他感到无所依恃，必须投向新皇帝的怀抱，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带了一柄表示吉祥嘉庆的如意，跑到嘉庆府上，呈献给他；这暗示天大的喜事就要降临，他是提前来表示祝贺的。和珅想通过泄露机密这一招，来取悦于未来的皇帝，博得个拥戴新皇帝登位的功劳，作为日后站稳脚跟的政治资本。果然，和珅刚刚暗送了这一消息，乾隆帝就向内外宣布三十六岁的十四子为他的继承人，并于第二年正式即帝位。和珅暗心高兴，并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博得新皇帝的欢心。
但是，嘉庆早把和珅看透了。在当王子期间，嘉庆就了解到上下内外对和珅是多么愤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奏及者”，表面上看，朝臣均担心乾隆帝“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钳口结舌”。自己登基，如果继续重用此人，就会不得人心。和珅在朝廷大权在握，一呼百应，一手遮天，说不定还会出现逼位的事，这种危险性嘉庆是充分认识到的。还有，和珅的巨大财富也使他眼红，使他嫉妒，他怎能允许一个做臣子的富有超过皇室呢？所以，嘉庆下决心迟早要除掉和珅。然而，老父皇还活着，名为退位，可仍在掌权，并且仍然宠信和珅；太上皇的旨意，仍然经和珅向外传达。因此，嘉庆只好以隐忍的态度对待和珅，强压下愤恨的怒火免得投鼠忌器，引起种种变故，反而不妙。
老奸巨猾的和珅却摸不透新皇帝的心思。从表面上看，新皇帝对他既客气又尊重，有要奏请太上皇的事，他自己不去，还让和珅转奏。而对和珅的献媚讨好，新皇帝则不置可否。这使得和珅一直惴惴不安。于是，和珅就派自己的老师吴省兰去给新皇帝抄录诗草，其实是想模新皇帝的心思。嘉庆十分谨慎，吟咏之中不露任何痕迹。左右的近臣有人批评和珅，他却说：“我正在依靠和相公处理国家大事，你怎么能这样非议他呢？”这些话，当然很快就能传到和珅耳中。和珅用尽了办法，观察一段时间后，见新皇帝没有对自己不友好的表示，于是才稍稍定下心来，也因此放松了对新皇帝的防备。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开始亲政。和珅的靠山倒了，他的官运和命运就快要走到尽头。初五，身着孝服的嘉庆首先向全国发布一道谕旨，对将帅懈怠、军事连连失利及官场中种种恶习，极为不满，诏谕要求从上到下重新振作精神，整顿纲纪，革除弊政。并下令内外大臣特别是负责监察的台监官员，指责朝政弊端，检举大臣不法行为。
嘉庆帝的表态得到不少朝廷大臣的响应，吏部给事中王念孙首先站出来检举和珅。紧接着，御史胡季堂列举和珅的罪状，把嘉庆帝御旨中提出的几个问题通统归罪于和珅，主张给予严厉制裁。嘉庆帝看到时机已成熟，数天以后，就下令将和珅以及与和珅关系密切的户部尚书福长安革职拿问，并委派大员组成调查组，调查和珅的种种罪状。同时，凡属和珅的庄园财产，全部贴上封条，进行查抄。此时，和珅的同伙及党羽们也知道形势不妙，为避免自己受到牵连，纷纷反戈一击，揭发和珅的罪行。
嘉庆帝指令王公大臣联合审讯和珅，敦促其交代罪恶。他还亲自审讯和珅，责问道：“你家中盖楠木房屋，木材是否自宫中窃出。”“房屋均照宁寿宫的式样，是何居心？”
和珅不得不如实回答：“楠木是奴才自己买的，曾派遣胡太监往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所以与宫中一样，其中水晶柱系由宫中窃出。”
“你家所藏珍珠子串比皇宫的还多几倍，你的大珠比朕的帽顶上的还大，你拥有的宝石比内务府的多，这些难道不是你贪盗不洁的证据吗？”
嘉庆帝还问到和珅将出宫妇女选入家中、擅坐椅轿出入皇宫等罪恶，和珅都一一供认不讳。
在弄清了和珅犯罪的根本事实后，嘉庆帝在正月十一日下诏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这些罪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泄露机密，拉拢皇太子，抢拥戴之功；对乾隆皇帝大不敬；欺瞒军机要事，隐匿边报；专断军机处，把持户部；任人唯亲，所举非人；称和珅墓为和陵，园林房屋僭制，有谋反之心；大珠、宝石、珍珠物串都超过御用，衣货千万，金银财产不计其数；开当铺、钱店，与民争利；纵容家奴到处勒索，广置财产；步军统领巡捕营一千余兵丁供和珅私宅役使……不一而足。
嘉庆帝在宣谕和珅罪状的诏书中，同时公布了和珅家产查抄清单，所见者无不瞪大了眼珠子，说不出话来，查抄结果是：
田土八千余顷，房屋二千余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金库内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内银元宝八百九十五万五千多个。珠宝库、绸缎库、人参库都充盈其中。
不过，公布的这些数字，并非是和珅财的全部，由于这些只是短短几天内查抄记录下来的，而和珅转移、隐藏的财产并未包括在内。依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个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当时就对此提出过疑问，建议嘉庆帝应穷追不舍、继续清查，嘉庆帝知道他的话有道理，但却对此讳莫如深，不表态度，反而怪他多嘴。故此，世间对和氏到底有多少家产一直众说纷纭，因此便留下了许多和珅家产的清单，其中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流传最广。
据薛福成的记载，和珅的家产，除房屋住宅花园之外，有田地八千顷，生沙金二百余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金银元宝各一千个，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其他如珍珠、白玉、绸缎、珊瑚、玛瑙、宝石、瓷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当时查抄和珅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六号，估价部分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如果依据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则有八亿两之巨，比清廷十年收入的总和还多。这些财产抄没后，嘉庆帝除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他的亲信和大臣外，其余的都为嘉庆帝所占有，因此民间广泛流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给和珅定罪后，接着给其同党福长安定罪。经大臣会同各有关衙门，一致奏请皇上将和珅凌迟处死，福长安处以斩首。
但嘉庆皇帝考虑到，倘若把他父皇最亲信的和珅拉到大庭广众之中，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这对于已故的老皇帝的脸面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于是决定赐令和珅自尽，判福长安死刑。
正月十八日黄昏，在乾隆皇帝去世的半个月后，执法官员捧着嘉庆帝的圣旨，到监狱宣读，和珅跪在地上，听完后叩头谢恩。然后对他的儿子和福长安说：“我和你等服侍先帝已经很久了，本来应当一道同归，现在皇上已有钟爱之臣，不再需要我们了，我就先走了！”说完，悬梁自尽，福长安等跪在一边看着和珅气绝身亡。嘉庆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的平庸之处。
书外人评：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间，重要的升官和珅封爵就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是和珅对乾隆能揣摩其旨意，迎合其所好，满足其欲求，博得其欢心。和珅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成了社会现象，可以叫做“和珅现象”。和珅这样一个出身“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侍卫，32岁成为军机大臣。以后更是青云直上，富贵常葆，登峰造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和珅现象”的出现是老年帝王专制的必然。专制，就必然滋生腐败机体上的毒瘤。
屡起屡蹶伊犁将军驻藏大臣边功最多--松筠传
松筠（1754～1835），字湘浦，蒙古科尔沁部玛拉特氏部族人。其祖达尔弥岱主动投归皇太极，从此隶蒙古正蓝旗。松筠初以翻译生员任职理藩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充军机章京，累迁至内阁大学士，乾隆五十年因中俄发生边界争端，奉派赴库伦，第二年任库伦办事大臣，留驻库伦，直到乾隆五十七年。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贸易曾因为边界争端而数度中断。乾隆二十九年第一次暂停互市，乾隆三十三年两国代表又经过多次协商后，才予以恢复。第二次大约中断了一年之久，第三次则由于乾隆五十年因布里雅特人越境劫掠蒙古人而中断。乾隆五十七年松筠与俄国使臣塞尔巴特在恰克图签订《新恰克图条约》，新约共计五条，除重新强调罪犯应由所属国审理外，原则上和雍正五年所签订的旧约无多大变动，各自审理罪犯的办法合乎双方的习惯。
乾隆五十八年松筠回至北京，先后出任几个部的侍郎和军机大臣，当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他曾陪同英国马夏尔尼使团进出北京，由于马夏尔尼曾在俄国住过三年，松筠也曾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打过交道，两人一见如故。松筠给英国使臣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英使的记载中，尊称他为“松大人”。
乾隆五十九年初，松筠出任吉林将军，同年稍后调任驻藏大臣，任职到嘉庆四年（1799）。他著有两部有关西藏的书：《古藏图说》、《西招图略》、《西藏巡边记》。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与《秋阅吟》以记西藏之行，所撰长诗《绥服纪略图诗》，不仅记述西藏的历史，而且涉及中俄关系，他在诗中详细自注多处，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嘉庆四年松筠出任陕甘总督，其正值围剿白莲教民起义的战争在这一地区进行，他参与了制定镇压教民的军事布署。嘉庆五年他暂署湖广总督，同年又调任伊犁将军，不久以一再奏请弛禁私盐、私铸钱币而遭斥革。嘉庆七年复职，任职至嘉庆十四年。在他的主持下，几位流放伊犁的学者编出一部有关新疆的历史著作，共十二卷，名《西陲总统事略》。道光元年（1821）由武英殿修书处刊印，宣宗皇帝为之作序。
嘉庆十四年松筠复调任陕甘总督。第二年初，转调两江总督，任职到嘉庆十六年，此时，他还兼管治河事务，嘉庆十六年任两广总督，同年秋授协办大学士，奉诏还京，兼吏部尚书。嘉庆十八年夏，又重新出任伊犁将军，授东阁大学士，不久改武英殿大学士。嘉庆二十二年后，因上疏谏阻仁宗皇帝赴满洲拜谒祖陵一事，使嘉庆对他很不满意。道光二年宣宗即位后，授左都御史。并于次年授军机大臣，道光二年及道光九年曾两任直隶总督。道光三年到道光四年任吉林将军，道光十一年奉旨致仕。第二年又奉诏任理藩院左侍郎。道光十四年致仕，第二年去世。谥“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
书外人评：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他历事三朝，在其漫长的宦途生涯中，历尽盛衰荣枯，数次因为直言谏阻而被贬官，但为官仍旧清正廉明，一片忠心为国。他对清王朝的边疆建设作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积极主持编写了许多有关边疆史地的著作，其中《钦定新疆识略》即是他著名的论著之一。他称得上是学者型的大臣。
经营天山最后的公爵--长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