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大学士等遵旨奏举外任官内居官甚好者，所举数人内即有时任山西巡抚的马齐。当时，首席满洲大学士明珠把持朝政，“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大学士余国柱等人“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如果明珠对马齐印象不佳，大学士等奏举的数人中，则不会有马齐，而马齐荣列其中，表明明珠对他较为重视，抑或有拉拢之意。对于一位外任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逢迎巴结朝中权贵，以此作为升迁之机的难得机会。可是，马齐却并没有“领情”。不久，御史陈紫绶弹劾湖广巡抚张汧贪婪不法事，康熙帝命于成龙、马齐等前往查核。张汧乃由明珠所保荐。此前被派去审理该案的钦差大臣色楞额，虽曾当面向康熙帝保证要“尽心研审”，但奏报中“唯恐累及保举张汧之人，竟为庇护。”（1727）该案经马齐等审理，“皆得实，论罪如律。”马齐因此“声名大显，人称他是廉洁奉公，无所畏惧的清官。”该案顺利审结，为康熙帝于二十七年（1688）二月罢黜权臣明珠，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实际上是康熙帝这一重大举措的有机组成部分。马齐以刚直不阿而深受康熙帝的嘉赞，是年三月升为左都御史。这是他仕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康熙二十七年（1688），马齐参与筹议同俄罗斯定界事宜，奏称中俄边界谈判“所关最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汉官一体差往。”翌年（1689）十一月又疏言：“臣办事理藩院，见凡所题所理之事，止用满洲、蒙古文字，并未兼有汉文。今请……兼用汉文注册，庶化服蒙古之功德，昭垂永久。”这两项建议都被康熙帝采纳，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重要意义愈益显现。可见，敢于任事的马齐，并非有勇无谋之人，他颇有见识，且善于思考，而这两方面的较好结合，恰是其优于诸多同僚之处。
马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担任大学士，开始步入仕途的高峰。此前，还有两事需要提及。一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左都御史的马齐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列位议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并无先例；二是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期间，令马齐与大学士阿兰泰、尚书佛伦等人为首，分三班值宿紫禁城，辅佐代理政务的皇太子允礽。这表明马齐任大学士前，即因才干突出，逐步成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他在协助康熙帝解决噶尔丹问题时的出色表现，又使之进一步受到信任。
四十七年（1708）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允礽，但旋生悔意，拟行复立。可是，他又认为如此出尔反尔大失颜面，故有意透露出这一想法后，采取让众臣于诸皇子中推举的方式，希望众臣能保奏允礽为太子。
是年十一月，康熙帝令全体朝臣推举太子之前，“特谕马齐勿预其事”。然而马齐却没有服从这一旨意。在他与国舅佟国维的暗中倡导下，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鄂伦岱等积极配合，全体朝臣共同保举皇八子允禩为太子，康熙帝的期望完全落空。翌年（1709）初，马齐等人受到康熙帝的严责。康熙帝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马齐被革去大学士，交与允禩“严行管束”，他的三弟马武、四弟李荣保及其族人都受到牵连。
这是马齐的宦海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受重大挫折。虽然康熙帝有特谕在先，但马齐却甘冒违旨获罪之险，在这一关系到清朝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情上，主动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积极参与，实则体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与较强的责任感。因而在此次事件中，他能够与朝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国舅佟国维一起，成为全体朝臣的核心人物。马齐自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后，即任首席满洲大学士，而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中的有关情况则表明，他在满汉大臣中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与此职任相符。这一点在清朝不同时期的首席满洲大学士中并不多见。
上述挫折并没有为马齐的仕宦之途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却使他的心灵产生极大振动。其后，马齐为人处事的另一面，开始更多地显现出来，他的为官风格，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这一切应当说无不与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马齐被革职的翌年（1710）底，重新被起用。五十五年（1716）五月，康熙帝认为“今满洲大学士内，无能令汉大臣心服者”，故仍以马齐为首席满洲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直至6年后（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马齐的职任始终如此。可见，他依然在满汉大臣中具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力，并依然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雍正时期，马齐继续担任大学士（雍正十三年九月休致），为帝所保全。不过，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像他在康熙朝那样，因才干出众，敢于任事而受帝青睐，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与其上述品行截然不同的某些特点和性格因素。这是马齐其人的另一面。
随着在政治风浪中的历练起伏与仕宦经验的积累丰富，灵活机敏，善于审时度势，行事稳健的风格，在马齐的身上愈益显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他身历三朝却能稳居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构成其宦海生涯的另一显著特色。
康熙帝去世翌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即位的雍正帝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康熙去世后第21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即“三七”之际，其灵柩由乾清宫移至景山寿皇殿。由于在此期间各项丧仪进行顺利，为此，雍正帝特嘉奖贝子允祹及允禩、允祥、隆科多、马齐等人。隆科多、马齐“俱赏给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并恢复马齐曾被削去的世职，令世袭罔替。雍正帝的谕旨中说，马齐在“此番大事”中“甚是黾勉勤劳。伊之勤劳，非寻常勤劳可比，胜于一切功绩。”表明他对马齐在此阶段的表现十分满意。
不久，马齐奏请纂修圣祖实录，雍正帝随即任命他为圣祖实录监修总裁官（按，监修总裁官后又增加张廷玉及蒋廷锡2人）。如何撰述康熙朝两废太子以及包括雍正帝在内的诸皇子储位之争、雍正帝即位等重大事件，是纂修圣祖实录的难点。马齐膺此重任，可见雍正帝对他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返国后的报告中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康熙帝召马齐嘱托皇位传承大事，并非事实，不过，这一传言说明，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将马齐视为新帝胤禛的佐助者。
马齐兼有其祖机敏灵活，富有识见与其父兄缜密稳健的两方面特点，应当说是哈什屯的孙辈中最能干的一个。他在康熙四十八年受挫以前所表现出的锐气和无畏精神，则是其超出祖、父、兄弟之处，可惜在他的晚年已消失殆尽。此外，随着为官日久，马齐的贪婪欲望也在逐步发展。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中国因此丧失了部分领土。签约期间，主管中俄交涉事务的马齐，“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俄国代表团团长）萨瓦”，作为回报，马齐曾接受过后者一千卢布的贿赂。马齐任山西巡抚时口碑甚好，但这毕竟是其在仕途中跋涉未久，初有起色之际。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对马齐的指斥中，曾谈到后者“但务贪得”，他说：“张鹏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时，马齐当众前詈之曰杀材，因不馈伊银币，遂尔辱詈。谁不畏死，敢不馈之银币乎！”贪污索贿是传统社会官僚体制下难以抑制的仕风，在康熙中期以后的满汉大臣中并非个别现象。但是，马齐在中俄边界谈判中的上述表现，与一般的索贿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其性质要严重得多。
雍正九年（1731）后马齐已年过八旬，但却始终未曾请求休致，这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虽在高位，有名无权，然而却是雍正帝所谓优宠前朝老臣方针的一位体现者，他对于急欲维护、改善形象，提高威信，团结满汉大臣，稳定人心的雍正帝来说，还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尽管自己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然未到退场之时，如果提出这一请求，或许会招致不好的后果。可以说在这一方面，马齐与雍正帝配合得相当默契。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即雍正帝去世后第二个月，马齐“引疾乞休”，“以原品休致”。这一适时引退，为其漫长的仕宦之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马齐还另有所思。乾隆元年（1736年），马齐疏陈其祖哈什屯劳绩，“得旨，入祀贤良祠。”马齐以硕果仅存的三朝耆宿身份，向即位后即着手纠正雍正帝对宗室重臣打击面过宽的做法，并拟通过普施恩惠，以扩大统治基础的乾隆帝提出这一请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获得首肯的充分把握。事实也是如此。马齐此举，多少表明他对康熙帝于一废太子期间，指斥哈什屯在蓝旗事件中的表现，始终耿耿于怀，因而借此良机，为祖父翻案。
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马齐病危之际，乾隆帝的有关讲话对他做出很高评价，称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在马齐病重期间，乾隆帝曾派御医调治，并差其弟和亲王弘昼、皇长子永璜代为看视。马齐去世后，乾隆帝赏银治丧，给谥文穆，数年后又令入祀贤良祠。
书外人评：马齐是清前期满族大臣中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身经顺、康、雍、乾四朝，亲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始终保持高位，在康雍年间长期担任首席满洲大学士，马齐当属在满族贵族中并不十分多见的一位“能吏”。然而他所从属的三位主子即康雍乾三帝，也全都是才略杰出的历史名君，更重要的是，几乎与马齐“历相三朝”同步，三帝将皇权的集中与强化，逐步推向中国皇权发展进程中的最高峰。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马齐只能是被皇帝严控于股掌之间，用以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得力工具，他的才干不可能真正发挥。与大多数清朝官员、满族贵族相比，马齐的仕途相当畅达，且圆满而终，但如果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与才干的充分发挥这一角度审视，不能不说又具有较大缺憾和一定的悲剧意味。
历仕三朝为官五十--张廷玉传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修撰《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以来已肇其端，但时续时断，张廷玉雍正三年署理大学士，次年实授，他任此职直至致仕。与此同时他还身兼数项要职，多次出典会试及其他考试。雍正朝的多数诏谕规制均出其手。乾隆四年（1739）拟对厄鲁特部用兵，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指挥战争，以及保密起见，朝廷特设了一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军机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清廷中央政府权柄最重要的政务机构，分走了内阁在拟旨颁诏及向各省当局发送指令等方面的许多事权。第一批派充此职的大臣有张廷玉、胤祥和蒋廷锡，张任此职直到乾隆十四年致仕。
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恩宠，赏赐极多。雍正元年恩赐府评一所，雍正七年又另赐较大府第一所。雍正三年以圆明园南面一座旧园赐之居住，以便皇帝移居夏宫小住时就近奉召。此园曾为索额图所有，张廷玉人居之后以“澄怀园”知名。张致仕后，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人居其中。这座为众多文人赋诗赞誉的园林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此外，皇帝还不时赏给银两，有一次赏他一所值三万五千两银的典铺。张还得到少保头衔及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世职后由其子张若霭承袭。
张廷玉受命参议各项重大国事。当时雍正朝对厄鲁特用兵失利，致使平定西北之役受挫，当此之时，雍正皇帝向大臣商议对策，张廷玉率先主张停止用兵，因而有了雍正十二年的议和。雍正皇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及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当时大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典。
张廷玉也有好多年的时间颇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乾隆元年（1736）高宗即位不久即晋升张廷玉为三等子爵，张廷玉作为顾命四大臣之一，在几年中协助处理国家政务，于乾隆三年初封世袭三等伯，第二年加太保。但是他后来却逐渐失宠。乾隆六年刘纯勋上奏言张廷玉桐城亲朋做官的人过于多，张廷玉由此曾几次受到朝廷告诫应谨饬此事。乾隆八年免其伯爵世袭。由于张廷玉年事渐高，因此他一再乞休，皇上以其既奉遗命配享太庙，当于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未批准。乾隆十五年一月一日，皇帝终于准其致仕之请，命待来春离京。一月十六日张廷玉奏请陛见应对时，他对身后是否能配享一事颇有疑虑，乞皇帝一言为券。乾隆皇帝为释其疑虑，特颁手诏并制诗示意。一月十九日张廷玉本应入宫谢恩，但由于风雪严寒只能派其子代往。乾隆原已对张廷玉的公然不信任感到不满意，此时乃发怒气，且在几位大学士面前形之于色。次日张廷玉诣阙为前日的失礼举动谢罪，乾隆责怪大学士泄露消息，同时也斥责张廷玉虚饰。几天后皇帝削去张四个月前晋封的勤宣伯爵位，同时宣渝：张廷玉虽实不当配享，仍准其所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请离京，适值几天前有皇长子之丧，皇帝因而诏责其不合礼仪并收回配享成命。他仅以原任大学士头衔返回故里，推迟已久的致仕才得以实现。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廷玉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五十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尽管如此，当他五年之后去世时，仍得以享受追求多年的配享太庙荣典，成为独一无二享此殊荣的汉族官员，谥“文和”。
书外人评：张廷玉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治世名臣，其吏治思想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对康乾盛世的形成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现今仍有一定借鉴价值。
改土归流有功朝廷--鄂尔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