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斌负有才略，且善于权变，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至元四年，山守东京。第二年，大军南征，取道寿张。军中有士卒骚扰百姓，滥杀无辜，强占民房。崔斌了解这一情况，立即快马赶到军营，对军中主将说：“未至敌境，先杀吾民，国有常刑，你也跑不了。”于是，犯法的士卒被关进监狱，处以重罚。由此军纪肃然，再也不敢骚扰百姓了。这年正遇灾荒，朝廷征税仍然和往年一样。崔斌奏请给予减免。又请求朝廷“发币十万缗，以赈民饥”。至元十一年九月，元朝发动伐宋的襄樊战役。当时崔斌为河南行省金事。当商议进攻虎门山战斗方案时，崔斌提出：“自视山西抵万山，北抵汉江，筑城浚堑，以绝怕援，那么襄阳就可以得到了。”这是一个可行性很好的计策。为支援襄樊前线，巩固后方基地，朝廷准备征调曹、设民丁，屯田南阳。崔斌请求罢免曹、濮屯田，以近地兵多者补之。为筹集军怕，户部给滨、棣、清、沧盐券，崔斌决定招募农民以大米来进行盐米贸易，结果远近商贩争先恐后，络绎不绝，不仅远近农民得到实惠，增加收入，而且军怕很快就筹集到。世祖又下达旨意：“河南籍兵二万，以增加襄樊。”崔斌认为这一举措必将大大加重人民的兵役负担，马上上疏说：“河南户少，而调度繁多，实不堪命，应该减去一半。”世祖觉得崔斌的上奏有理，接受了他的请求。同年，世祖命丞相伯颜总兵南征，改河南行省为河南宣慰司，加崔斌为中奉大夫、充宣慰使。当时南征的襄阳、正阳诸军，皆取道河南，军需供应事务虽然千头万绪，十分繁忙，然而崔斌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一点也不缺失。伯颜大军既渡长江，即令阿里海牙进取湖南，世祖派崔斌作他的副手，并拜雀斌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二年十月，元军围困潭州，守军在守臣李奇率领下顽强抵抗，元军三月攻之不下。崔斌率兵进攻铁坝，阿里海牙中箭负伤，不能指挥。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诸将采纳了崔斌“焚烧敌人角楼，断绝敌人后援，堑城为三周，如此则城可得”的计谋，猛攻铁坝，“布云梯鼓噪而上”，崔斌身先士卒，“挟盾先登”，一举攻克。阿里海牙持酒慰劳崔斌说：“取此城，全靠着您的力量啦。”铁坝既克，崔斌又向阿里海牙献计说：“潭人胆破矣。若敛兵不进，许其来降，则土地人民皆我有，自此以南连城数十，可传檄而定。若纵兵急攻，被无噍类，得一空城何益？”阿里海牙虚心采纳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策略。第二天，即张贴告示，晓以利害，陈述祸福。潭州城中军民纷纷争出投降。诸将怒其顽抗多时，对出城投降的军民想全部杀戮。崔斌则对诸将讲清“兴师本意”，在于拓地安民，而不能以屠杀为事。诸将又说：“编民当如公说，敌兵必诛之。”崔斌又解释说：“彼各为其主耳，宣旌之，以劝未附者，且杀降不祥。”经过一番仔细的思想教育，诸将才放弃了“欲屠其城”的打算。潭州“一城之人，赖以全活”。由此，湖南诸郡，闻风皆下。世祖得到潭州及湖南胜利的捷报，特别嘉奖崔斌，进他为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潭州人民对崔斌非常感激，为他建立生祠，以表彰和纪念他为湖南人民所推行的德政。至元十三年，崔斌奉命把谕广西以后，又回来湖南任职。当时，潭州属邑安化、湘乡、衡山以南，周龙、张唐、张虎等聚众在各地起义。为镇压起义，崔斌驻军南岳，为分化瓦解起义军，他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同僚们对来降者“议欲尽戮，以惩反侧”的建议，采取只“诛其首恶，胁从者尽释之”的英明政策，湖南的社会治安于是得到改善。
至元十五年，当时已升任中书左丞相的崔斌，随元世祖到察罕脑儿，世祖问崔斌：“江南各省抚治如何？”崔斌乘机借题发挥，阐述他对吏治和用人的主张。回答说：“治安之道在得人，现今用非得人，必须改革。”并历数权奸阿合马结党营私，安插亲信，致使吏治腐败的情况。世祖听后，立即命令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查问，并汰其冗员，黜其亲党，检核其不法，罢天下转运司，天下为此事感到欢欣鼓舞。不久，尚书留梦炎、谢昌元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通文墨者。”世祖乃命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以加强江淮行省的管理。崔斌到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为除积弊，抚慰百姓，政绩卓然。
此外，崔斌还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过多剥削和压迫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他无论是任地方长官，还是为朝廷重臣，都尽力减轻人民的差役和赋税负担，实行比较宽缓的政策。
二、为官清廉秉持公正
崔斌不仅有勇有谋，通晓为政之道，而且其禀性刚直不阿，为官清廉，疾恶如仇，敢与横行不法、蠹国渔民的权奸做坚决斗争。他当着元世祖的面，就能够敢于直面指斥奸党，并且有时也敢于指责皇上的过失。元世祖是一位励精图治、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他在执政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极为主张并支持采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来聚敛财富，充盈国库，以解决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财政支出。为满足自己嗜财贪利的欲望，元世祖终于找到了这种善于“理财”的所谓“人才”，这就是权奸阿合马。阿合马原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仅凭着善于玩弄权术，善于迎合元世祖嗜财贪利的心理，而官运亨通。元统三年（1335），元世祖任命他领中书左丞，兼诸路转运使，独揽国家财赋大权。至元元年（1336）擢他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阿合马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至元三年，世祖设立制国使司，让阿合马兼领使职。至元七年设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录尚书省事。此时，阿合马大权在握，权倾朝野，他一方面极力采取追征赋税、官办矿冶、实行钱钞和盐法等一系列“理财”措施，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提拔其亲信，安插党羽到机要部门，收揽人心，把众多子弟、亲戚和心腹安插到朝廷各要害部门。就这样在朝廷上形成了一个以阿哈马为首的官商“理财派”集团，他们欺君罔上，专横独断，把持朝纲，并极力破坏和阻挠元世祖推行的汉法，压制、排挤和打击推行汉法派大臣。崔斌是汉族大臣中的重要成员，便挺身而出，与其他汉族大臣一起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崔斌愤怒地指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他在元世祖面前，多次指责阿合马的不法行为。
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江南初平，官制草创，由于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江南官僚冗滥尤其严重。这些官吏加狼似虎，鱼肉百姓，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压迫和剥削，当时出任镇国上将军、淮西宣慰使的昂吉儿入朝，把这些恶劣情况在元世祖面前病说了一番，世祖听说这些情况，十分惊讶，即命平章哈伯、崔斌等人进行“减汰”，并发布诏书，告谕江淮军民，使之家喻户晓。哈伯、崔斌等人接受任务后，铁面无私，大刀阔步进行整顿，不仅使江南的吏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阿合马的势力也是一次沉重打击与削弱。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以阿合马把自己的家人、亲戚全都安排进朝廷要职为由，对世祖说：“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令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崔斌又说：“阿合马先自己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或为将作院达鲁花赤，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速公道，”崔斌的弹劾如重型的炮弹，击中了阿合马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的要害，此时元世祖也感到阿合马做得太过分了，遂接受了崔斌的建议，一并罢免了阿合马家人及亲属的官职，这其中包括罢免被阿合马提拔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的长子忽辛。阿合马集团此时如坐冰山，危在旦夕。
三、奸臣狠毒忠良遭害
像历史上许多奸臣一样，阿合马为了把持朝纲，牟取私利，他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结党营私，“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阿合马不仅本人身居高官要职，掌握国家财赋和行政大权，他的儿子、侄子虽因崔斌弹劾而一度被罢官，但不久又官复原职，甚至被晋升。真是“一门子弟，并为要官”！阿合马权高势重，气焰十分嚣张。他公然宣称：“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也就是说他能够独断专行，而他人不得干涉，有许多大臣因畏惧其权势而依附于他。一些文人也纷纷为阿合马歌功颂德，更有许多商贾为谋取官职而向其大量行贿。一时间，他在朝廷上下的同党竟多达七百一十多人。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坏事做绝。天下人一提起阿合马，无不咬牙切齿。
阿合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想尽办法，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势，维护既得利益。凡是反对他的汉族大臣，如史天泽、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无不受到他的排挤、打击和陷害，甚至连元世祖忽必烈的亲戚、丞相安童也被他排挤出朝廷，到极北的边境地区达十年之久。田崔斌在元世祖面前屡斥其奸，阿合马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定要把他杀死才罢休。至元十五年秋七月，因江淮行省至关重要，崔斌被任为江淮行省左丞，以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管理，崔斌赴任后，阿合马心中有鬼，即以恶人先告状的惯用伎俩，罗织罪名，进行诬告，最后以擅自改任官吏、私铸铜印、增支粮食等莫须有的罪名，把崔斌和阿里伯逮捕下狱。元世祖看到阿合马诬告崔斌等人的材料，有点怀疑，很想听听崔斌、阿里伯本人的申辩，便对阿合马说：“阿里伯等说了什么吗？”阿合马当然不允许他们直接向元世祖申辩，也不会让元世祖直接听取他们的申辩。他在元世祖面前一口咬定，崔斌等人的所谓“犯罪”属实。阿合马一方面以假材料欺骗元世祖，另一方面又把崔斌等人的申辩截留不让它到达元世祖手里。最终元世祖听信了阿合马等人的谗言，下令将崔斌和阿里伯处死。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元朝历史上一桩震动朝野的大冤案终于铸成，崔斌含冤被杀，终年五十六岁。
书外人评：古人择良木而栖，不过是为了一伸报复而已，崔斌所为，最终也是为了匡世济人，所以他助蒙古夺天下，清廉自守，坚决与阿合马的斗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在那个时代，虽志有可钦敬，操行有可推崇，一旦君子被欺之以方，便永无翻身的机会，崔斌者流，也便成为了悲剧。
擅权专政十恶不赦--阿合马传
一、独霸朝纲横行不法
阿合马（？~1282），回纥人。出生在花剌子模细浑河（苏联锡尔河）畔的费纳克忒城。其家为蒙古弘吉那部按陈的属民。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阿合马是怎样来到元朝的。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拥戴下，在开平即大汗位；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政府专门，把国家的财赋职权委托他进行管理。阿合马上奏世祖下令分条规划，向各路运司宣布晓谕。下一年，因为河南钧州、徐州等州都有炼铁设备，请朝廷授予宣牌，以振兴冶炼的利益。世祖把开平府升格为上都，又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兼管中书左右部照旧不变。阿合马上奏请求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加强炼铁行业，每年上缴铁一百另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这一年秋天十一月，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合并到中书省，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官阶为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正月，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的事务。过些时候，制国用使司上奏：“把东京每年纳税所得的质地稀疏恶劣不能使用的布，就在当地用来买羊。真定、顺天的金银不合规格的，应当重新冶铸。别怯赤山生产石绒，把它织成布，用火不能烧着，请求派遣官员加以开采。”又上奏说：“国家的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大，今年从皇上回京以后，已经支出了纸币四十万锭，恐怕明年会不够开支，应当酌量节约使用。”十一月，制国用使司又上奏说：“桓州峪所开采的银矿，已经有十六万斤，每一百斤可以得到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要的支出，可以出售锡来支付。”世祖全都同意制国用使司的请求。
至元七年正月，设立尚书省，裁撤制国用使司，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的为人，智谋多而善于言辞，以功利和取得的效益自负，人们都称赞他有能力。世祖急于使国家富起来，就试着让阿合马办事，很有成绩。又看到阿合马和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阿合马屡次有理由使他人屈服，由此而对阿合马的才能表示惊奇，授予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无不听从，却不知道他的专权任性越来越厉害了。丞相安童容忍了很久，上奏世祖说：“臣下我最近上奏说凡是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按照通常的制度向皇上奏事，其中的大事要经过臣下等人议定再上奏，已经得到圣旨允准。现在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直接上奏，似乎违背了臣下我以前向皇上的奏报。”世祖说：“你所说的话的确很对。难道阿合马由于朕对他很信任，敢这样办吗？他不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当像你所说的那么办。”安童又上奏说：“阿合马所任用的部下各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任用不当，但已经得到圣旨让他咨请中书省宣布，如果不给，恐怕将来会有别的话。应当试验他的任用的人是否有能力，时间一长就会自然明白。”世祖认为安童的话有道理。五月，尚书省上奏要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后来御史台认为现在到处在捕捉蝗虫，百姓劳苦，清查户口的事情应当稍稍缓办。于是就停止不办。
开始设立尚书省的时候，有圣旨说：“凡是加以考核选举的大小官员，由吏部拟定他的资历，呈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咨送中书上奏。”到这时，阿合马提拔他自己的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丞相安童因此上奏，世祖命令去问阿合马。阿合马说：“事情不论大小，通委任给臣下，所任用的人员，臣下应当自己挑选。”安童因此请求：“从今以后只有严重刑事以及调任上路总管，才归臣下管理，其余的事情一并交给阿合马，以便事情职责分明。”世祖都同意了。
至元八年三月，尚书省再次把清查核实户口的事情上奏请求分条规划下诏通告全国。这一年，上奏请求增加太原的盐税，以纸币一千锭为经常的数额，仍然让本路兼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