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仁宗和英宗不同，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即位后，有一股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他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也成为太平盛世，他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成功立业周此，登基以后他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意见。
王安石回开封后，神宗即召入，开头就问，治理国首先先要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怎样？”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宋神宗最后说，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
又有一日朝席完毕，神宗留下王安石再一次议论政事，神宗认为，唐太宗须得魏征，刘备须得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谈能为尧、舜，则必有皋、菱、稷；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他认为，天下有学识的人才不算不多，而帝王常忧患无人辅佐自己治理天下，是由于“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因而虽有贤明的人，也呼‘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神宗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五四凶，”王安石对答说：“唯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届，则皋、菱、稷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不久，神宗又问王安石，自宋朝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王安石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退朝后，写了奏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神宗。
在《札子》中，王安石认为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剖析了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在用人、理财、治军各个方面的弊端，“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劳，而未尝中敕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宫，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表达了锐意进行改革的决心与愿望。
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使要求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呼声也越来越高，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负责名例司日常事务，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副相晋升为宰相，这是变法运动趋向高潮的标志。
三、大刀阔斧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称为新法，新法内容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王安石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把新法颁行于天下。
在具体内容上，各法是这样：
均输法。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借予钱币、米粮作为本钱，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从价格昂贵的地方移到价格便宜的地方去购买，用路途近的地方而取代远的地方，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里所应当置买的东西，价钱便宜的就先购买好，然后贮存起来。此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实行于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荆湖南、北路，王安石选派薛向担任发运使，全权负责举力均输，总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等各项收入。均输法的实施，有效地调整了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减少了纳税户的一些不合理负担，政府的财政因而有所增加。
青苗法。把籴买常平仓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给每家每户，命令他们出二分利息，春天散出，秋天收回。青苗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开始实行，对调节粮价、救济饥民有一定作用，青苗法推行后，南方之民认为“皆便之，无不善者”，一般农民也愿意到州县去借青苗钱。青苗法虽然收百分之十利息，二次借贷收百之四十利息，但还是比私人百分之百的高利低得多，因而对高利贷起了一定限制作用。不过由于青苗钱贷款不敷分配，高利贷在农村还是很活跃，青苗法的实施给国家带来一定财政收入，然而，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吏在散敛青苗钱时敲诈勒索，有时折价计钱，使一些农民蒙受到损失。
农田水利法。发布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发展农田水利，开辟相当多荒田，整治大量陂塘，疏通许多河道、沟渠，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其成就有目共睹。史称“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者”。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根据老百姓家中财产的数量，分别叫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下到单丁、户，这些本来本就不必服役的家庭，也一概叫他们出钱，这叫助役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最多。同时也使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此法熙宁五年（1072）开始实施。这是继均输法之后，对大商人的进一步限制，并首先在开封设立市易务，作为执行市易法的专门机构，还从内藏库拨出一百发给作为市易本钱。以后在杭州、成都、广州等许多城市也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的推行，使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避免了豪富巨贾的压榨，使一部分商业利益从大商人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四至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面积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位分地统计，查验田地的肥沃与贫瘠，确定它们的土色和质地，分为五等，根据土地等级，均定地税数额。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布施行。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推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且只限于五路的平原地区。方田均税法的推行，给隐田漏税的家强地主以沉重打击，对地少地薄而税重的贫苦农民，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
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也是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下面诸方面：
保甲法，把乡村各农产登记入册，二名男丁中取一名，十家为一保，保了都发给弓弩，教他们作战的阵法。此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诸路，最后推广到全国。实行保甲法，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就是使保甲丁成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这是军队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因而王安石要求对保甲兵加强了训练，并取得较好效果。“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到熙宁九年（1076）止，全国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保甲兵已达五十六万多人，加强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饲养，或者官府给予马价，让他们自行选购良马，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有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给予补偿。此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先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六年八月颁布实行。保马法的推行，由于饲养较好，减少了马的死亡，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主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
四、西望国门无力回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的攻击。新法刚一出台，就马上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海评论王安石有十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韩琦把劝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翰林学士司马光在起草批答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的强烈指责新法的词句，他并且引用朋友间应互相劝勉从善的道理，三次写信反复劝导王安石……
他们的反对使神宗开始动摇，并且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也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为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并上章奏请罢职。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奏辩，后来神宗头脑才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遣使督王安石视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进一步推行新法。
然而斗争远未停止，反对派又在免役法、市役法等问题上变着法儿掀起反变法的浪潮。熙宁四年（1071），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刘绘多次上疏神宗反对免役法，声称免役法“有十害”；熙宁五年（1072），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成的后果，面对着进攻，王安石一一予以还击，他上奏神宗反驳说：“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并认为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熙宁六年（1073）七月，反对派对市易务实行的“免行钱”又发动攻击。“免行钱”是将商行为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这是参照免役法而实行的新法规，这个法规使那些肆意勒索的官吏和从中渔利的禁中皇族、后族以至宦官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他们和反对变法派的官僚结合在一起，发起猛烈进攻。此时神宗也疑虑起来，问王安石：“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不便，何也？两宫乃至江下，忧京师乱起，”王安石毫不犹疑地揭露了后族所以反对免行钱的原因。因此更招来后宫的强烈反对，她们纷纷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见风使舵也随声附和，宫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变法的逆流。熙宁六年至八年，又连续发生两年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脸上布满了愁云，在朝上叹息不已，这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变法的口实。变法至熙宁六年（1073），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卖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这时王安石已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因而要求辞去宰相，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二人也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虽然有才干，在变法中也出过不少力，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后，他虽为参知政事，但也一心要往上爬，于是作了些伤害王安石的事，同时他与韩维也不合作，在此情况下韩维请求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为惊讶不已。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以后，虽然还想进一步推行新法，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扩大了，吕惠卿对于王安石再度为相深感不安与不满，他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数次称病不管事，把积压下来的公事都委托我，我怕将来会导致失败而吃罪不起，变法派内部的严重分裂，无疑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而这时新老反对派的攻击火力仍有增无减，甚至天空出现彗星，也成为攻击变法的借口。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这一切都使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同年六月，他的儿子又因病死去，使他悲伤不已，力请解除宰相职，十月，神宗批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出知江宁府，但他并不到任视事，次年六月就辞官退居江宁了。
王安石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共推行七年新法。在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还是基本维持新法的，然而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制改革和强化军兵保甲方面。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幼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当时是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掌朝政，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尽废新法，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虽然也颇有政变精神，也恢复了神宗颁布的一些新法，罢免了一些元祐党人，但新法至此已经是寿终正寝，以失败而告终了。
五、生活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