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山东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如烈火越烧越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宾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准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淦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大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向南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一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旧唐书·杜如晦传》卷六六）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杲，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是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荣、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和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充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馑、疲倦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巴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军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闼，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闼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闼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魏征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闼，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社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运筹帷幄，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已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曰：“建平文雅，体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二、玄武事变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民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民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24），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尥蹶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诬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良臣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李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龄、杜如晦二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无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龄、杜如晦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已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支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辞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川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支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询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进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净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净臣看做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侍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语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尸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译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勣，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书外人评：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虽不及房玄龄，但在协助唐太宗李世民建立朝章制度、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政治形式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为开创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辅助太宗匡正得失--魏征传
一、投奔瓦岗寨辅助唐太宗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馆陶（今属河北）人。
其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有大志，好读书，多所涉览，尤属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
李密见到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但李密在惊奇魏征之才之余，并不采纳他的计谋，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岗军首领翟让，瓦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
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半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朱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无不胜矣。”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之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到京城长安。魏征归唐后，并不见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写信，劝他归唐，徐世勣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
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勣归顺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