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生活中，“忍耐、克制、宽容”是一条金科玉律。婚姻虽然只涉及两个人，但两个人假如谁都睚眦必报、斤斤计较、乃至动辄恶语伤人、动手动脚，这样的婚姻总会蒙上重重阴影；夫妻之间互敬互谅，彼此尊重，都宽容大度、忍耐、克制，两个人的心才会越贴越紧，生活中才会有宁静、和谐与欢笑。就像任何一个和谐的政府都是各种互相对立的社会力量互相妥协的产物，美满婚姻也是男女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尤其是男人在家庭中要善于宽容、原谅妻子，万万不可逞意气之强。只要男女双力都讲求一个让字，都善于克制、容忍，最大的怒气、麻烦、乃至冲突都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那种动不动意气用事，凡事都要争个输赢的做法与容忍、克制完全是两码事。一个人不可能无视或不在乎对方的缺点、弱点，对待对方的缺点首先要善意地宽容它，真正地宽容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上没有无缺点和过失的妻子或丈夫，求全责备、不能容人，只能是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好的脾气是最经得起考验和最具有力量的品质。温和的脾气加上自我克制，就会产生耐心，有了耐心，人们才会真正去容忍他人、克制自己，才会静静地听对方诉说，而不会恶语相讥、唇枪舌剑；只有有了耐心，心头的无名怒火才会渐渐平息，无数灾难性的恶果才可能避免。有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对于生活在家庭中的夫妻双方来说也真是金玉良言呀。一句温和的话语胜过十句恶言恶语。
苏格兰诗人彭斯在论及作为一位好的妻子所必须具备的优良品格时，曾把它们分成十个部分。其中的四个部分指好的性格、脾气；理性方面的有二条：风趣幽默占一条；美丽动人占一条。甜甜的笑脸、富于生机和表情的眼睛，纤细、优美的身材，优雅得体的举止等等都使女性美丽动人、更加可爱。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部分，彭斯把它们归人另外一类，这就是属于这个女人或伴随这个女人的运气（命运）。她家的亲戚、所受的教育（这是较高的标准）以及血统等等。彭斯接着说道：“你可以随意将这些内容进行分解、使之条理化，但你必须记住，这些无限具体或条理化的若干条，每一条都只是一个很细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也只能从这个‘部分’来理解它，任何一个细小的部分或几个细小的部分或方面都不足以代替或代表全体。”
女孩子总是善于编织一张张罗网，她们善于捕捉男人；要是她们也善于营造自己的小窝，她们就有希望守住已经捕获到手的男人。男人就像飞鸟一样，你可以轻易地捕捉到它，但却很难把它守住，假如妻子不能营造一个幸福、祥和、快乐的家——家里应该清洁、整齐、快乐充满生机，只有在这样的爱中，丈夫才会消除劳累和辛苦，才会忘却外部世界的烦恼和痛苦——那么应该帮助这可怜的男人，因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家可归者。
漂亮的女孩确实惹人喜爱，但明智而富于理性的男人并不会因为她漂亮而跟她结婚。因为人们都知道，刚一开始的时候，女人的漂亮总是很吸引人、令人心动，但久而久之，人们就觉得单纯漂亮的女孩显得太浅薄、太缺乏内容，因而也就日渐疏远起来。同样，没有修养、没有深度而很英俊的男士也难以赢得少女的心。这样讲并没有低估一个人的美丽或美貌的价值，但要知道，其他许多方面，譬如温和的性格、优雅的举止、风趣幽默等等都跟漂亮、美丽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好看的体形、美丽的脸庞是一个人健康的外在表现。优美的身姿、漂亮的脸庞假如不与高尚的情操、温和的脾气和良好的修养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是娇艳动人的毒花。男人一旦与这样的女人结婚成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就像极为漂亮的风景一样，要是你每天去看，你也会感到单调、乏味，感到无法忍受，那_幅幅徒具形式没有内容的漂亮脸蛋也就像这极为优美的风景一样，久而久之，会使人感到厌倦、无聊、乃至痛苦和无可奈何。今日的鲜花即是明天的枯草，此刻的漂亮明天就会平淡无奇；而从那些相貌平平、其貌不扬的人身上展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宽容、克制等美德则日久越香、经年不衰，使人倍感珍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美德也会日渐成熟，其味愈甜、其香愈久。假如说容貌方面的美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衰竭的话，那么道德、品性之美则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光艳照人。婚后一年，男女双方就很少再关注对方的相貌，也很少再想起她是不是古典美或其他什么形式的美。但夫妻绝对不可能不在意对方的脾气、性格、修养。“当我看到一个脸色阴郁的男人时，”艾迪生说，“我总禁不住可怜他的妻子，我真无法想象与这张阴郁的脸生活在一起的女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每当我碰见一张欢快、坦诚的面孔时，我就会想起这个人的家庭该是多么幸福，他的妻子和小孩该是多么欢快，他的亲戚朋友该是多么欢乐。”
在如何选择一个好妻子这个问题上，彭斯先生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参考意见。彭斯先生特别强调我们应该注重女子的脾气、性格和德性，而不能只看重外表。伯利勋爵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英明的政治家，对于一个男人应该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妻子，伯利先生也很有见地。伯利先生曾和他自己的儿子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令人满意和高兴的是，”伯利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人。在择妻这件事上，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富有远见，万万不可草率行事、凭意气用事。婚姻直接关系到你以后的生活是否美满幸福，直接关系到你的前途是否光明，你的后代是否繁荣昌盛。择妻就跟指挥打仗一样，决定性的战役会影响整个历史，婚姻这一仗直接关系到你的一生，一旦出了些许差错，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对待婚姻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仔细地了解她的性格、品德、智力情况，要了解她父母双方在年轻时期的历史，尤其要深入了解女孩母亲的有关情况。[4]不管这个女人的出身多么显赫、高贵，不管她家多么的富有，假如这个女孩身体虚弱、能力低下、道德败坏，你千万不可为她动心。自古以来，显赫的出身并不能在市场上买到任何东西，无数贵族、绅士等上层人物的子女都是一群废物，千万不可因为贪财而去追求那些素质低下、长相太差的富豪千金；假如这样的话，人家会嘲弄你的新娘，会在你的背后指指点点，厌恶和悔恨之情就自然会产生，这时，你后悔和憎恨又有什么用呢？千万不要找一个侏儒或傻瓜，尤其要注重女人的智力，要仔细辨别，弄个水落石出。因为假如你的妻子太矮小，你的后代也会像侏儒一样；假如你的妻子智能低下，你的后代也会智力低下，这自然会使你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苦。而且你会讨厌她的讲话，因为要你总是面对一个傻里傻气、颠三倒四的女人的唠唠叨叨，你的肺都会气炸。怎么还愿意与她交流、谈心，怎么还乐意与她生活在一起呢？”
妻子对于丈夫的道德品质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道德败坏、心胸狭窄、贪图享受和自私自利的女人往往会使自己的丈夫目光短浅、自甘堕落；而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妻子也会使自己的丈夫目光远大、品德高洁。许多男人之所以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一辈子浑浑噩噩、一事无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娶了一个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而又蛮横不化的妻子；贤淑的妻子总是用慈爱之心去抚慰劳累的丈夫，让他在家中养精蓄锐，使他的身心都得到休息，并渐渐加强他的道德修养、激活他的进取之心、增强他的知识和才干。不但如此，那些心地正直、聪颖过人的妻子总是支持丈夫的正义追求，鼓励丈夫为高尚的事业献身；与此相反，那些只图自己享受、没有道德感的妻子总是有意无意地促使丈夫堕落，自我毁灭。这一真理给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托克维尔认为，脾气温和、道德高尚的妻子是男人一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说在他一生当中，他曾耳闻目睹了许多身体虚弱、意志力薄弱的男人显示出了惊人的公共道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男人身边有一位品德高尚、通情达理的妻子，她们给他们增添了无限的勇气，鼓励自己的丈夫干一番有益于公众的事业，这些妻子们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职业精神给她们的丈夫以巨大精神支持。同样，托克维尔先生也看到许多原本豪爽、高浩、宽容大量的男子汉因为找了一个心胸狭隘、自私自利和道德败坏的妻子而渐渐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庸俗宵小之徒，在这种人眼里，已经没有半点社会责任感，没有半点敬业精神。
托克维尔自己总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值得赞美的贤妻而由衷地感到幸福。[5]在给挚友的信中，他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妻子那温和的性格、高贵的品质和过人的胆识总是给他巨大的支持，给他无穷的抚慰。托克维尔对现实世界和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了解得越多，他就越觉得一个和睦、健康的家庭对于一个男人的品德（尤其是形成高贵的品德）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他强调指出，婚姻对于一个男人的幸福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总是认为他的一生是相当幸福的。“许多人所共知的幸福我都有幸享受到了，”他说，“但首先，我要感谢我能拥有一个舒适、祥和的家，家是人生的幸福之本。随着年龄的增大，年轻时候曾经不屑一顾的家庭生活在我看来越来越重要。今天看来，温暖而舒适的家足以弥补其他的一切‘损失’。”在给他的知心朋友克尔格雷的信中说：“在我的所有幸福中，最重大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幸福就是我碰上了玛丽。你真不知道在重大关头，她是什么样子。平常她是那样地温和、柔弱、和婉，而一遇到什么麻烦、痛苦和磨难，她又变得如此坚强有力、精神饱满，她从来不在任何困难和痛苦面前低头，她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有许多麻烦和苦恼使我都心神不宁、寝食不安，而她却不为所动，仍然心平如镜，她心平气和地劝慰我，使我镇定，给我力量。每次她都显得如此的宁静、安详、从容不迫，真叫我暗自佩服。”[6]托克维尔在另外一封信中说道：“我的夫人是一位心明眼亮的聪明人，我有什么事决断不下时，她总能给我指点迷津。她的表情和眼神会告诉我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我真的无法向你描述，与这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多么的幸福。当我要说或要做一件我自己认为完全正确的事情时，玛丽的脸上总是露出赞许和骄傲的神色，这种表情真使我情绪高涨；同样，每当我要干什么亏心事时，我的良心会责备自己，这时玛丽的脸色也显得阴郁和焦急，这就告诉我，我不应该昧着良心去干坏事。尽管我在她心目中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但我还是很高兴地看到她很敬畏我；只要我一如今日这样真心地爱她，我完全可以相信，我绝对不会被人引诱去干一件亏心事。”
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写作的文学工作者——由于他生性刚正不阿、独立不羁，生活与他早已无缘——托克维尔因年事已高、身体衰弱而不得不隐退，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以前，病魔时常光顾他，由于多病，他变得心烦气躁，容易发怒，有时也吹毛求疵。但他仍坚持写作最后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写道：“我在桌前坐了五、六个小时，但再也无法写作了，我这架身体机器已经失灵了。我需要大量的休息，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假如你真的知道这位气息奄奄的作家承受了多少困惑与茫然的话，你就可能想象得出他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假如没有玛丽这个老伙伴给我的安慰，我早就无法继续我的工作了。要找到一个跟我自己这样脾气的人合得来的老伙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玛丽的性情是这样地温和，她从来就是这样，她的耐心和温和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打起精神，使我消解莫名的烦躁。她的温情、她的善良、她的耐心，一直陪伴着我，而今，我已是日薄西山，我感到特别地烦躁，只有她才能给我心灵的慰藉，她无负于我，我的玛丽！”[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