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乔治·路易斯先生同时代的政治家中，还有许多人在政务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并从中找到极大乐趣的，尽管政治生涯终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文学研究之门却永远向这些有文学兴趣的政治家们打开着。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生活中是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在文学爱好方面却又惊人的一致，他们都是荷马和贺拉斯诗作的爱好者、研究者。最近的德比郡郡长在告别政坛以后，创作出了著名的《伊利亚特》改编本。郡长的许多讲演早已为人们忘记了，但是这本改编本却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利用闲余时间写出了著名的《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15]，并编辑出版了《法利利的罗马国家》一书的译本。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迪士累利先生在离休之后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洛泰尔一世》一书。
算得上是真正小说家的政治家除了迪士累利先生之外，英国首相罗素（1792—1878）也算得上一个，罗素还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另外，诺曼底侯爵也是一位资深小说家；而对于利顿勋爵而言，政治只是一种消遣、娱乐，他的真正职业就是文学创作。
适量的工作和劳动是有益身心
总之，适量的工作和劳动对身心是有益的。人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能的动物，他也是由各种各样的身体器官有机结合而成的，所以，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运动无疑会促进身心健康。适量的工作只会有助于这种协调运动，运动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劳动是人这种高级智能动物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无论对于什么人，适量的劳动非但于身体无害反而有益，当然，过量的工作和劳动又会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因为过度劳动打破了机体的内在平衡，在一定时间内过度支出体力和精力，自然不利于健康。一般而言，工作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但是由于工作本身性质、条件的不同，它们对于人的身体和精神也会有不同的影响，那些单调乏味、并不能给人希望的工作自然于身心也是有害的，只有那些积极的、向上的、给人希望和使人振奋的工作才能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样，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这种给人希望的工作自然会给自己和同胞们带来幸福，一个人幸福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就看他能否拥有这样的工作，有人把这种工作称为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适量的脑力劳动并不比其他劳动更容易使人疲倦，或者说具有更大的损耗性。就像适量的体力劳动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一样，适量的脑力劳动也十分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是：任何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承受程度来工作、劳动；过度地劳累超过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无疑会损伤这个有机体；只知道吃、喝、拉、撒，什么事情也不干，这也有害于健康。懒惰对身体带来的损耗要远远大于劳动对身体的磨损作用。
过度劳累又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从长远看，过度劳累弊大于利。忧愁、烦恼是一种腐蚀剂，一旦过度劳累与忧愁和烦恼结合起来，其威力之大足以摧毁任何强壮的身体。没有沙粒的摩擦作用，汽车无法前进，但假如沙粒的摩擦作用加剧到一定程度，轮胎就会磨破，接着就会爆炸。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自身的精力和体力都相当有限，就像一台机器一样，维修，保养得好，机器可以运转许多年，假如只让它运转，不让它休息，机器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人也是这样，只有适当地休息，适当地工作，人这台机器才能长时间地运转。而过度地劳累只会加快生命的终结，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过于劳累。更要警惕劳累与忧心的“联手”进攻。过度的脑力劳动极容易使人精力衰竭，从而打破身体的正常平衡状态，使机体失调，这无疑对人的身体极为有害。就像运动员企图超过身体条件的自然限制去完成一套动作必然会使肌肉过度紧张，导致挫伤脊背一样，过度的脑力劳动只会早日使人的精力衰竭、导致精神失常。
[1]伯顿著：《忧郁的剖析》。
[2]纽伦堡的一位男修道院院长曾送给路德一套车工工具。路德在给这位修道院院长的信中说：“在钟表制造方面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感到太高兴了。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总是醉醺醺的；他们总需要别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了；只要他们的杯中总是满满的，这些醉汉自己倒不会在意是什么时候了，他们也不会自找麻烦地去关心钟表，钟表制造商以及时间本身是不是还在正常运转。”
[3]《伯瑟斯的一生》。
[4]洛克哈特著：《司各脱传》。
[5]塞西在《医生》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了解别人写给这个人的书信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品格和为人等情况，而这个人自己写的信倒很难反映出自己的性格、品格等这些情况。
[6]《关于科学方法的讲演》。
[7]下面这段话是从《玻尔·莫尔公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专心致志于各种工作，尽心尽力于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小事，友好地与各种人们交往，处理好各种令人讨厌、使人为难的事情，这都会训练我们的智力和应变能力，这也是培养自己遵守纪律的好机会。这种观点今天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认为处理日常生活琐事、或从事一般性的交往都仅仅是为了谋生的观点是庸俗的。处理好这些日常事务乃是个人整个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胜任复杂和艰巨的社会生活。不管他是不是喜欢这样做，他都必须明白，这也是工作。在处理这种日常事物的过程中，他同样需要专心致志、自我否定、自我克制。这也是对人的能力一种训练。无论是谁，他都不可能全身心地扑在自己的事业或职业上，而把这些日常事务抛在一边。不抑制自己的种种冲动，不约束或压制自己的种种空想和怪念头，不处理好这许许多多的日常琐事——逃避对自己的训练——这样的人最终也胜任不了自己的工作。要胜任工作，就必须有较好的修养。人们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要善于自我控制，对生活、对工作要充满热情和激情，要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要尊重知识，所有这些都是必备的修养。这种修养使人们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能使人坚强有力，尽管这种修养并不一定能造就优雅之士或者绅士。”
[8]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在一次谈话中，激烈反对那些为了发财致富而自寻烦恼的人。这时有一个人指责泰勒斯，说他像一只狡猾的狐狸，自己发不了财，就指责别人的缺点；他自己不那样做，当然不会有那些缺点、过失。这个玩笑倒激起了泰勒斯的兴趣，他决定亲自试试自己的能力。他立即开始经商，一年过去了，他手下接纳了天下的名商巨贾。这种巨大的成就，即使各个行业中那些最有成就的、最有经验的商人一辈子也达不到。见蒙田著的《随笔记》第一卷。
[9]贝利曾经说过：“注重思维的人往往习惯于反复思考，直至形成连贯的思想体系，而那些注重实际的人则在复杂的交往中，渐渐获得了快速敏捷的行动能力。这两种人在思维方式、行动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往往在行动能力方面差一些；反之，只注重实际的人则思考能力差一些。这两个方面的能力确实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在一方面强，必然在另外一方面就弱一些。”接着，贝利先生补充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有些人是朝廷中的重臣，却是生活中的小孩子。”
[10]有关威灵顿在印度战役的作战情况见诸报道之后，他的一位朋友读后问威灵顿：“勋爵，在我看来，你在印度主要是如何弄稻米和公牛。”“确实如此！”威灵顿说。“假如我没有稻米和公牛，我就没有人，没有人，我就会被别人击败；相反，我有了稻米和公牛，我就有了人，有了人，我就能战胜敌人。”
[11]帕默斯顿的一位朋友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件轶事：有一次，这位朋友问他。一个人的壮年时期是哪一段。帕默斯顿立即回答道：“79岁”。旋即，这位老人又欣喜地补充道：“我刚满80岁，看来我刚刚过了壮年时期。”
[12]柯勒律治在给年轻朋友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指出：“除了极为个别的特例外，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快乐和幸福，更不用说什么天才式的人物了。简单的工作只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它不需要人们具有什么非凡的意志力就可以干好。只要具有普通人的心智、身体健康并愿意努力的人们都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有规律性的工作中，人们的体力和精力都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智力也能得到开发和运用，因此，正规的工作往往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快乐。轻轻松松地无忧无虑地休息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想，尽情地娱乐、尽情地玩耍，这三个小时的欢快也要远远胜过几个星期艰苦而强迫性的文学创作所制造出来的大量文学作品给人带来的欢快之情，只有真正的快乐才是无价的……假如你们要我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把令人沉重的文学创作和自己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的成功例子，我们只要看看西塞罗和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就可以了；至于近代的莫尔——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培根、巴克斯特（可以看成近现代的例子）、达尔文和罗斯科就更不用说了。”
[13]在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列颠印度史》的作者穆勒的极力推荐下，李嘉图先生终于发表了这本著名的《经济收益理论》。李嘉图先生在写下此书之后，自己感到极为不满意，准备付之一炬，但穆勒独具慧眼，极力劝他发表此书，果然，此书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4]他的父亲约翰·卢伯克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15]跟坎一样，格莱斯顿先生对文学也有非同一般的爱好。有一次，他在公室等待南兰开郡的联合投资者的到来，他一边耐心等一边埋头翻译一本他正准备出版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