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梅奥在霍桑工厂的活动减少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励该公司运用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生产管理；他还在关于工业中人的问题的讲话中回顾了这些实验，并帮助合作伙伴发表这项工作的细节处的研究成果，并宽容批评这些研究成果的人。
梅奥的青光眼手术很成功。他需要新的镜片，而且为避免抽烟时刺激眼睛，他买了一副长长的彼此交错的鹅毛翎管眼镜架。同事和合作伙伴们从来不知道梅奥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副眼镜架，而且多年来称它为时髦的矫揉造作——除了把措辞巧妙的用语戏剧化之外没有什么作用，只不过在年岁渐增的学术人士可以允许的怪癖目录中又增加了一项。
在伦敦康复期间，梅奥从怀特海那里获悉大萧条是怎样严重危及霍桑实验的，人们要求梅奥支持一个方案以保护研究人员免遭节流措施的伤害。5月份以来，研究团队中的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离开了；测试室的女工也被撤换了；工龄较短的赖特和迪克森可能被迫提前退休，不过，他们的上司答应，在与梅奥协商以前不会让他们离开。但是，担心自己位置不保的高级执行官突然宣布，将在梅奥回霍桑以前解雇迪克森。可想而知，赖特必将是下一个被解雇的人，于是，他向普特南建议：中断测试室的研究，详细描述中继器装配测试室的观察资料，分析其他所有的数据，写完那本书。他和迪克森将在梅奥的指导下在哈佛大学从事所有这些工作。彭诺克喜欢这个主意，而且赖特相信，如果由梅奥亲自把这个想法告诉斯托尔，斯托尔会同意的。于是，当年10月，梅奥在纽约听取了怀特海、罗特利斯伯格和沃纳的简要汇报之后，他找到斯托尔谈话。与此同时，他放弃了西部电气公司原计划支付给他的2500美元聘金。斯托尔接受了这两个提议。这将极大地缩减梅奥的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高兴，因为至少有一年时间他不必“到芝加哥进行可怕的远行了”。而且，他可以不受约束地撰写洛厄尔讲稿——他应邀将在12月发言。在此期间，罗特利斯伯格计划在赖特和迪克森的帮助下撰写霍桑实验报告，怀特海开始分析测试室的女工的产量记录。
被撤换出测试室在后来又被迫离开霍桑工厂的女工，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通过埃米莉·奥斯本的努力，一直为梅奥所关注。1933年1月，当奥斯本在芝加哥开始她的新研究之时，她为这些女工们安排了一次会面。玛丽·沃兰哥在一家橡胶工厂干活，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珍妮·瑟齐奥一度流浪街头，之后在她父亲担任守夜人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包装通心粉的工作，薪水低得可怜。特丽萨·莱曼失业，不过她希望在经济大势改善后与男朋友结婚。洛蒂·布拉兹杰克失业，与她同住的一家人也大多失业。安娜·赫格兰结了婚，住在迪卡布（DeKalb），近乎赤贫。这五个女工很少会面，她们对于在霍桑工厂的那几年拥有共同的记忆。珍妮认为她们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纽带，相信西部电气公司在大萧条期间对待工人比其他公司要强多了。最后，珍妮找到了一份周薪13美元的工作。对所有的女工来说，寻找和保持工作是很困难的，每个小时的报酬不超过20美分。
1933年，梅奥的洛厄尔讲稿以《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TheHumanProblem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一书出版了。在第一章中，他回顾了对工业疲劳的研究，并推断，疲劳是由一套复杂的变量组成的，进一步的实验应该通过量度标准和观察而不是直接操纵来控制这些变量。他总结了疲劳实验室的研究，对实验室中有机体的平衡和工作中的疲劳进行了比较，陈述了这个比较的局限。通常，在工作中，干扰导致有机体的失调，这可以通过血压来衡量。梅奥认为，疲劳是有机体处于失调的一种状态，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疲劳是工人耗费并耗尽体力的结果，这两种观点可谓大相径庭。第二章
回顾了对工作的单调性的研究。研究表明，单调性因个人、其社会处境和工作条件而异。梅奥描述了他在费城开展的研究，并推断，工人经过休息后，单调性降低了，产量提高了，工人的流动率下降了，工人的心理健康和总体福利改善了。第三章
总结了西部电气公司关于霍桑工厂的研究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当休息间歇被引进用以克服疲劳和工作的单调性的时候，它们在那些影响工人工作的决策中给予工人更多的自主权，它们在这个限度内具有一个次要的作用。此类自主权增强了工人的内在情绪平衡，帮助他们达到一个稳定状态，从而使他们能够应付工作中的实验所带来的许多变化，并决定他们每天运用其技能的良好程度。第四章
报告了云母切割间的研究和访谈项目的情况。因为面谈法从询问式转变为个人对话式，因此这些访谈为管理人员的培训提供了案例材料，并揭示了监督管理就像疲劳和单调那样，是由许多变量组成的复合体。第五章
集中关注工作中有助于界定士气的心理和社会体验。梅奥把霍桑实验和英国人的研究同让内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起来描述强迫症人格：他们有种不完整、不如他人、虚幻不实和被围困的感觉，他们感到身不由己地趋于某些有违自己意志的想法，并有与这些想法作斗争的紧迫感；他们思考起来有困难，不能轻易地专注于他的处境或者与其处境有关的想法，喜欢抽象的理智化胜于具体的想法，他们漫无目的地长时间闲聊，重新思索显而易见的事情，感到作出决定是个负担；令人痛苦的优柔寡断主宰着他们的行动能力，他们小题大作，不去深思熟虑地处理大事，反而斤斤计较于字面意义。然而，他们的行为并非不同寻常，因为人们能够发现他们在办公室里进行强迫性的工作，检查已经做过的工作，声称他们相信自己有很强的自控力。他们崇尚努力工作，知道努力工作是正确的，他们所过的生活全无情感上的满足。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条件使人的机体失调，让人自尊心受挫，觉得其社会生活微不足道，那么他就会接受与强迫症人格的幻想相类似的幻想。梅奥表示，在工厂中，工作组织得不好，常常导致工人疲劳和自尊心受挫。他指出，在工厂以外，现代城市生活有可能使工人产生一种社会无用感。为了研究社会因素的作用，梅奥概述了源自中继器装配测试室的观察结果——正式的社会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结合得很糟糕，致使产生了限制产量的现象和个人无用感，梅奥还说明了各种不合逻辑的合作基础。第六章
思考了工业化对社会秩序的广泛影响，质疑现代工业是否导致雇员的强迫性行为。梅奥分析了帕克和同仁（芝加哥大学）的工作，并推断社会需要有秩序的生活、进步以及使人有行动和思考的自由，这些传统的瓦解，易于导致为社会所接受的情绪和想法的崩溃，产生犯罪和自杀等现象。对于这一点，进一步的支持来自迪尔凯姆、弗洛伊德、哈布瓦赫和J．s．普朗特等人的著作。现代工业化将导致强迫性行为的论点，对于研究过失、犯罪、劳资关系、精神神经病、自杀、教育和不稳定的经济消费，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此类社会研究并没有跟上技术研究的步伐，而技术研究则恰恰是快速工业化的基础。在第七章中，
梅奥思考了政府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他首先抨击了美国、欧洲和苏联的政治家，指出了他们的无知和操纵式的统治方式，并指出他们如何造就了一个反常的社会，如何助长了贪得元厌而不是研究导致社会反常的条件来对付社会疾病。他概述了他的社会功能理论、教育目的、传统规则对于训练人们的社会交往技能以实现健全的而非强迫性思维的重要性。梅奥主张，快速的技术变革摧毁了工作中的传统惯例，对工作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些工厂在此类条件之下，对于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来说，会导致自尊心的受挫，导致他们未能社会性地适应新的工作安排。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常常被一个强迫症者所领导。离开工厂的工人不断面临新的生活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他们的文化与其他人的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正常亲密的家庭生活的惯例被摧毁了。不合逻辑的传统所带来的安慰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变得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不具备任何社会职能，与集体没有任何休戚与共之感。社会功能的缺失导致不安全感，导致对生活提出令人愤怒的要求，而缺少团结阻止他们获得基本的技能。他们就像留在工厂中的工人那样，转向被强迫症者所领导的不合逻辑的社会组织寻求帮助。这类强迫症患者，就其真正的个性来看，必然允诺以某种政治解救之法，而这种方法是绝对弥补不了最初的损失的。
最后一章重申了霍桑实验的结果和这样的命题：疲劳和单调是因机体的生理和心理平衡受干扰而造成的。他概述了帕累托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思想。如果有能力的人员和家庭（精英）从较低阶层到较高阶层的必要流动被打断，那么精英分子的循环就会终止，社会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梅奥认为这种循环已经受到干扰，而社会领袖却不了解这一点。工作的工业化过于迅速导致社会变革，鉴于上面这一点，当社会变革期间，社会必然诞生具有高度“综合化头脑”的管理者。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精英阶层是存在的，但是在对人的理解和控制方面却未经训练，缺乏为促进合作所需的生物和社会行为方面的知识。这些人必须被找到，并在理解不合逻辑的社会准则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面接受训练，由此，他们处于管理职位之时，就能够改进那些维持工作士气的方法，而不是在雇员和雇主的冲突中偏袒某一方。问题不在于谁应该控制社会、工会或者管理层，而在于为了进行明智的控制需要开展什么研究。我们必须消除无知，扫除文盲，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如果这种新型管理者想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在倾听方面接受训练，了解他们在理解所听到的东西方面的局限性，看出个人和集体态度中合乎逻辑的、不合乎逻辑的和非理性的成分。这样的管理者需要接受大学训练，学习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困难，这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
对于这本书，大多数评论是有利的，其中有许多都精确地按照梅奥所写的文字叙述。他被描述为一个不同领域知识的诊断专家和整合者，才华横溢，发人深思，有胆有识。有一位评论者把他与怀特海、斯宾格勒、蔡斯和芒福德等人相提并论。他的思想是无价之宝，审慎、透彻、清晰和重要，给人以启迪。这本书被推荐给社会科学学者、医学界人士、工业政治活动管理者和培训经理。
批评来自《纽约太阳报》（NewYorkSun）。该报判定梅奥是过时的人物，谴责他就经济问题提议人类学的研究。《新共和报》（NewRepublic）的评论员觉得梅奥对社会不幸的非经济解释让人反感，他认为，梅奥是行为错乱的科学家，这样的人偏离实验室之正道，只是用胡言乱语来指导他们，事实证明他们对坚实的事实论据反应迟钝、麻木不仁。
对梅奥来说，好评是意外的欣喜。梅奥看过《精神健康》中的评论后认为，这些评论表明，评论员了解他正在谈论的事情，梅奥写信告诉多萝西娅：“他们给予的高度赞誉让我受宠若惊——宁可习惯于另类评论或者被略而不评。”宾汉姆在一张便条上表示，这本书展现了霍桑实验的硕果累累；英国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院的查尔斯·迈尔斯也送来一张便条：
我显然低估了您深入浅出的分析能力了，因为我没想到您能够把任何东西都打造成真正一流的东西……我从未料到的是，您妙笔生花，打造了一部大获成功的著作……当然得有人做这件事情……
我真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我将尽我所能敦促每一个人阅读这本书。
作为霍桑实验的一个早期批评者，科恩豪瑟把这本书描述为“极具建设性……留下的问题比它解答了的更多……切中现代生活的要害……可喜的是，它无视那些把各门学术知识领域隔离开来的藩篱”。然而，在《美国公共健康期刊》（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上，海赫斯特（Hayhurst）发出了抱怨，这本书引文冗长，章节没有列出，没有提到本领域的某些工作者，未能看到舍弃金本位制的经济意义，行文冗长哕嗦。不过，他还是承认，对合作的“最后定论”处理得巧妙娴熟和独具匠心，霍桑实验在实践上的应用具有“启迪意义”。
在学术上给予溢美之词最多的要数《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不过，它针对的不是书的章节而是问题的主体。罗伯特·帕克全面回顾了这本书并得出结论：它“浅显易懂，给人以启发和指引，是一部对广泛的科学理论阐释得格外准确的知识性著作”，它给予均衡概念以“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更准确的内涵”，它例证了来自不同学科、解决复杂问题的专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带来“最有效的成果”。
在1932～1935年间，梅奥与西部电气公司的联系很少。1933年11月，他访问了霍桑工厂，讨论因一项计划员工代表的引进而可能引起的问题。一年后，他为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关于中继器装配测试室观察结果的报告作序，他强调，只有在工作场所的权力机构和工人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一种“愉快的均衡”，才能产生极好的结果。1935年秋，他建议该公司的官员为一例古典偏执狂病人提供专业指点；这年早些时候，他曾就科学管理问题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题为“科学管理中的盲点”的论文。
这篇文章回顾了霍桑的所有研究，再次强调了对中继器装配测试室工人的观察结果，所谓“管理层与工人之间必然地或不可避免地存在敌对状态”的假设是无稽之谈。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从现实组织中获得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梅奥警告说，当科学管理向工人呈现合乎逻辑的技术创新时，工人将会用他们已确定的不合逻辑的工作惯例予以抵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工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各种变化，这些变化并非是由他们发起的，反而却使它们丧失了意义、重要性和传统。于是，他们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变化进行报复，这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