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岳州被北军夺回，于是议和之声再起，张作霖见此形势再次电告冯总统称：“南方经常造乱，扰乱国政久矣。胜则前进，败则求和，其无诚意乃众所周知。今幸岳州恢复，如趁此时机全力猛进，荡涤邪气，坐镇西南当非难事。今闻朝野至今尚有唱和议以掩总统耳目者，惟望我大总统万勿听信邪说，重蹈覆辙。”他极力反对议和主张战斗。
在乱糟糟的政治氛围中送走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过完年后，北京政局的发展一如张作霖所愿，偏袒南方的冯国璋总统敌不过张作霖的武力和徐树铮的计谋，终于同意请段祺瑞再度出山收拾残局。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次搬进总理府，这样北京政权再次落人皖系之手。他一上任，马上就宣布对南方用兵，继续他的“武力统一”计划，南北之间重又开战。
张作霖因拥立段祺瑞重新组阁功勋卓著，因而很得段祺瑞的信赖，显得十分得意。段内阁成立后，北京附近的奉军开始撤走南征，以张景惠先遣队为首，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以及新编各混成旅陆续南下，3月末时，二十九师的五十七旅第一百一十三团已经抵达徐州。
南下奉军与日俱增，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师长以及许兰洲、张作相、张景惠和其他各混成旅长等，分别进驻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陕西、直隶各省，总兵力据称有五万人。
徐树铮足智多谋，自命为段祺瑞的继承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梦想着得到最大的权力和荣耀。但他徐树铮虽然有旷世之才智，但手下却无一兵一卒，因此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依然凭着一副聪明过人的小脑瓜，绞尽脑汁扶植自己的势力。
徐树铮一度以南征问题为契机说服北方强者张作霖，自己担当了奉军副司令，拥有奉军实际指挥权，这是徐树铮的一大成功之举。这以后，徐树铮简直如龙得水，如虎生翼，骤然间成了政坛上举足较重的显要人物。徐树铮作为主战派的急先锋，以武力为后盾，统率大军南下，在湖南、湖北各地大显神威，有时抽出空来，又跑到京津地区进行阴谋活动。
由于北方南征军于湖南战败，南北形势发生骤变，南征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引咎电请辞职，徐树铮接替曹锟亲任总司令。他刚一接印，就策划将奉军开往第一线进行决战，这是徐树铮多年的宿愿，暴露了他的野心，即以奉军精锐为主力使北洋军的阵容强大，以便击败南军一统天下，从而掌握更大的权力。
把奉军南征的一切指挥权完全交给徐树铮的张作霖突然显得十分狼狈。原来狡猾的张作霖和徐树铮结成密约派奉军南征的目的并非想直接担当实战，堂堂的声明只不过是自我宣扬而已。当时张作霖想，在南征的名义下可以捞取更多的军费和武器。到时由曹锟、张怀芝等北洋军在前线卖命，而奉军则只要从后方予以声援威吓南方。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上前线的打算，对张作霖来说不能损伤自己的一兵一卒是徐树铮理所当然应该保证的。
而徐树铮却用奉军独挡湖南战场，他在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指挥部，把张作霖同意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徐树铮又召集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人到长沙，会商奉军入湘作战计划。
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使张作霖麾下的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将领很是不满。从张作霖任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的当时便有不快之感，耻于受徐树铮的指挥。但张作霖被徐树铮的口才所迷惑，对徐树铮绝对信赖，因此当张作霖的面反对徐树铮都有所顾忌，因为汤玉麟就是因反对张作霖宠信的王永江而弄得不欢而散的。这些人只好默然忍受。
后来，徐树铮的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日甚一日，奉军将领都极为愤慨。一些人便向张作霖建议说：“奉军应由奉省军官统率，何必要聘请外人？”他们揭露徐树铮的奸诈虚伪促使张作霖重新考虑。张作相进言说：“我们奉军在前线卖命，而最后的胜利成果却将被狡猾奸诈的徐树铮一人夺走，结果是奉军成了国民唾骂的对象，那我们也太吃亏上当了。”
张作霖的智囊人物奉省文治派的重要人物督军署秘书长袁金铠也识破了徐树铮的诡计，他进言说：“徐树铮不过借公之力，伸个人之权以因私而已。”他列举徐树铮种种跋扈言行，劝告张作霖疏远徐树铮。
这时的张作霖也开始感到后悔，他急速改变南征方针。为了限制徐树铮的专权，他接受了孙烈臣等人的劝告，由三师长分别统率奉军；架空徐树铮；为了避免和南军冲突，张作霖决定不听徐树铮的计划，把奉军撤离前线。
但前面口口声声喊南进讨伐，现在突然僵旗息鼓，张作霖担心舆论会对他过不去。为了顾全自己的体面，已达到抽身保底的目的，张作霖又想出了鬼点子。他先是极力强调中俄边境紧急，屡述苏俄的东进和根据中日军事协定需要出兵北满等，以此说明奉军不能长期远征南方。此外，张作霖还强迫政府支付六个月的军费150万元并供给武器弹药。张作霖狮子大开口，他知道自己所提的这一切政府根本不能做到。既然政府无能作复，然后他就可以以政府无力提供军费和武器为借口断然撤军，这是张作霖给政府挖的第二个陷阱。
徐树铮也察觉到张作霖态度的突变，料想担当第二路总司令调动奉军将成为画饼，从此也就断了念头。本来徐树铮最渴望的就是武力。此时群雄割据，无论是谁想统一中国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如果没有武力，则等于离水蛟龙，无论如何也成就不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徐树铮见张作霖改变态度，于是铤而走险急速招募自己的私军。
但因经费来源和武器供给尚无着落，徐树铮又想出一个歪点子。徐树铮和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因此他借同窗之谊极力进行拉拢，结果徐树铮如愿以偿，由杨宇霆管理的奉军军费中偷用一部分资金和利用丁超保管的奉军一部分武器，招募了自己的私军。
好事多磨，官场晋升
徐树铮战场上不太顺利，但在操纵北京政局上却一帆风顺。他在段祺瑞的指使下，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布置了一所较宽大的房舍，作为接近他们的议员们的聚会场所，这所房舍名叫“梁宅”，是一所旧官邸。最初参加者仅十几人，多在晚间无事的时候，随便到那里坐坐，彼此高谈阔论。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随之又添设了棋类、麻将等娱乐用品，使梁宅有了些俱乐部的性质。当时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词挺好，这就叫安福俱乐部吧。”段祺瑞就是通过安福俱乐部，结集了一批官僚政客为他服务。
徐树铮首先在重新上台的段内阁支持下举行新国会的选举，段派靠政府的权势选出了御用党的绝大多数议员，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安福俱乐部成员。正副总统的选举期已迫在眉睫，北京政界各派都积极开展幕后活动。
巧于投机的张作霖自南征以来，尽管自己在拥立段内阁时功勋卓著，但他再三请求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官职却始终没有得到政府发表的正式任命，因此心里愤愤不平。奉军南征时徒尽其劳而一无所酬。张作霖心想这次可趁机按以前和徐树铮的约定，夺取副总统一职，实在不行的话以武力相压。7月28日，张作霖借口商讨时局问题率重兵进入天津。
张作霖在天津和冯总统、段总理的代表以及曹锟、徐树铮、田中玉、倪嗣冲、张怀芝等北洋派的武将们会合，就总统选举问题、讨伐南方问题、国防对策等时局问题进行了商讨。其中关于副总统选举的预备会议问题是讨论的重点。其次当然还有张作霖的副总统问题，张勋特赦以及选举奉天代表刘恩格为下议院副议长等问题。
对正副总统的人选各派都在暗中较劲并积极进行活动，甲论乙驳乙提甲压，一时难以达成一个共识。各派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得十分激烈，张作霖也不甘寂寞，试图为获得副总统的桂冠而奔波。徐树铮此时也想乘机履行张徐密约，以期缓和两者间的不睦关系，因此主张选举段祺瑞为大总统，张作霖为副总统，并为此而积极活动。
徐树铮拉拢张作霖无非还是鼓励张作霖将全部奉军都开出来对南方作战。张作霖这次变得十分狡猾，他声称自己坚持南征方针决不动摇，但可以以奉军为各路战线上的总预备队，随时开赴急需增援的地区。他想坐山观虎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时各省督军也识破了张作霖的用心，纷纷表示，奉军兵精粮足，装备精良而且一直没有经历大的战斗，所以应该作为前方的主力。双方互相推托，争执不下。
天津督军时局会议最后以南北统一为当前当务之急而统一了意见，决定推举在政见上主张和平统一的北洋文治派的元老徐世昌为下任大总统。大总统早已大体内定因而并无太多异议。难题倒是副总统的人选。
直隶督军曹锟和奉天督军张作霖是副总统位子最具实力的两大竞争对手，而且他们都以参加过南征为自己表功，因此调解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徐树铮曾经“一女许二夫”，既把副总统许诺给张作霖，同时也曾向曹锟表示过同样的态度。徐树铮见张、曹二人争执不下，他根本不敢出面调解。
在协商陷入僵持不下的形势下，各派代表又另辟蹊径，有人建议由段祺瑞当副总统算了，但由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受到国人唾弃，加上直系军阀与之不睦，皖系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因而提议不了了之。
争来争去，最后大家内定的副总统还是曹锟。原因是政治上均衡的需要。首先是大总统冯国璋完全没有当选为下任大总统的可能了，因而作为直系冯总统的继承者曹锟成了直系努力扶持的重点人物。其次是张作霖也因周围形势所迫只好作出让步，把副总统让给曹锟，以换取直系对他担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的支持。
天津会议最后达成协议，新的正副总统当选的同时，冯国璋总统宣布下野，段总理则在各派联合下挂冠组织新阁，承袭段内阁的原有政策，团结一致对抗南方。
张作霖若有所期若有所失，对天津会议的决定没有一丝抵制、破坏的反应，他眼巴巴地静观时局的推移。
天津会议停止举行后，各省督军都回本省，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查帐”。他查出了3月25日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际只收到了180余万元，这其中所缺绝大部分经费都被徐树铮用在编练私军和新国会选举上了。
张作霖查明之后暴跳如雷。徐树铮答应他的副总统飞了不算，现在他又狐假虎威调动奉军到第一线作战，而且他竟然敢挪用奉军的军费建立自己的私军，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张作霖只觉怒火中烧。张作霖盛怒之下，马上宣布撤销徐树铮奉军副司令的职务，并对外宣称要和小徐算总帐。
徐树铮见事情败露，害怕这个暴躁的东北王发起虎威大闹中原到时恐怕没自己好果子吃。他忙托人向张作霖求情。徐树铮一共在小站招募了“参战军”五个混成旅，这次他乖乖地交出其中三个，以缓和张作霖的情绪。
新国会于8月12日在北京举行开院式。冯国璋总统、段祺瑞总理以及各总长和文武百官列席，各国驻京公使也来凑热闹参加观礼。一时间鼓乐齐鸣，开院仪式显得既热闹又庄严。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宣布解散。
在这之前，张作霖也曾对天津会议时没有能占到便宜而愤愤不平。他对副总统的地位犹有恋恋不舍之意。张作霖当时曾把驻在京奉线廊坊的奉军五个营开往黄林，进而进驻南苑，对政府采取了挤迫和威吓的态度。当时张作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奉系议员当选为众议院副议长。
当时天津会议正副议长本已内定，选举安福派领袖王揖唐和王印川，但安福系接到张作霖的提议后，为了使张作霖和徐树铮关系恢复融洽，决定劝说王印川将副议长让给刘恩格。于是在8月10日安福国会在京召集开会。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收买，在各省选举中获胜，绝大多数议席都为安福系所有。因此国会选举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李盛铎为参议院议长。而刘恩格如愿以偿得到众议院副议长一职。这样张作霖入关后的愿望只此一项得以实现。
刘恩格是辽阳人，与袁金铠、于冲汉等人在奉天官界中俱为辽阳派领袖。他在民国二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属于国民党，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二次革命后，他被京师军政执法处逮捕，是当时所谓议员之一，后被释放在家受监视。袁世凯死后，他当了张作霖的秘书，后被推荐为临时参议院议员。这次新国会选举在张作霖的争取下，荣任众议院副议长。他在议会里率领奉省议员代表张作霖。
对副总统一职张作霖几经活动都无功而退，他终于放弃了强硬意见，决定先把东三省巡阅使一职争取到手，然后巩固东三省地盘以图未来更大的发展。他在对张勋特赦等其他二三个问题向政府作了申请后，因中央时局已告一段落，就在8月28日夜悻悻地乘车返奉。
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参众两院联合选举，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下任总统。徐世昌则表示，当大总统只能一届，下届大总统必须由段祺瑞来干。他对议员们赠送亲笔对联和自题照片，以示联络。投票前，每个议员拿到出席费300元。有少数议员不愿受控制的，只好以每张选票5000元进行收买。这些费用由安福系所控制的华通银行支付。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选举结束后，有些议员又受金钱驱使，分别以不同身价被聘为新政府的顾问、咨议，每月薪水从200元到1000无不等。
9月5日，继续进行的副总统选举却卡了壳。当时有消息说，冯国璋愿以13000元的代价替曹锟收买选票，而张作霖愿出16500元与之竞争。尽管天津督军会议内定副总统为曹锟，但一到选举时情况却风云突变。
当时，对于副总统人选各派也是各怀心腹事。皖系主张虚此席以待南征有功者，想把副总统一席作为诱饵，鼓励各省督军南征。而老谋深算的徐世昌想虚此席以待南方领袖。他特别属意于护法军政府主席岑春煊。徐世昌想借此席位获取西南军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
徐世昌、段祺瑞都不支持副总统选举，安福议员们也就不热心谁来当副总统了。有的议员干脆公开表示：“我们选举总统尽了义务，选举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了。”结果，那天两院到会议员仅有102人，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体会，副总统选举流产了。安福派议员30人联名提出动议，副总统选举暂时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