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看他们那么急迫的样子，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真正的目标是陈毅。
“九大”公报发表后，外交部人员敲锣打鼓上街庆祝。黄镇也在行列里。忽然有一个人告诉他：
“黄大使，祝贺你当选为中央委员。”
一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来了个“下马威”
耿飚与黄镇是两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是名气响亮的红色外交家。像大部分老同志一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贯彻也不得力。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无力保护自己，却不肯轻易低头。当有人提出“打倒”他们尊敬的老领导、外交部长陈毅时，他们按捺不住刚烈的性子，公开贴出了反对的大字报，这给他们惹来了麻烦，他们被造反派打成了“耿黄反革命集团”。
事情得从1967年初说起。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黄镇在法国当大使，耿飚在缅甸当大使，他们都曾在外交部当过副部长，是高级别的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和耿飚的夫人赵兰香都是第一批回国，她们一回到国内就被拉到外交部老部东楼西大屋，勒令“老实交代，低头认罪，不准串联，交出黑材料……”并要她们背靠背地揭发两位大使的“问题”。
不交代，就和别的参赞夫人一起拉上台接受留学生们的批斗。
等到耿飚从仰光回到北京时，只有造反派在机场等他，直接把他拉到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逼他“交代”。耿飚要求先向部领导汇报驻缅使馆的工作情况，造反派对他嗤之以鼻，讥讽道：“什么向部领导汇报，你还想搞反对路线那一套！
告诉你，现在是在搞文化大革命，你必须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审查……”另有人呼应：“对，你必须老实交代在驻缅使馆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罪行，所犯的罪行！”
因为刚回国，耿飚还没领教过造反派的厉害，顿时心头火起，冲他们反驳道：“大使回国述职，向部领导汇报工作，这是合情合理，一贯做法，怎么叫反动路线？我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是绝对没有什么罪行！”
造反派毫不示弱，进一步威胁说：“你还要交代在任副部长期间是如何执行‘三降一灭’资产阶级外交路线的！”
耿飚说：“我在外交部工作中执行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没有执行过什么‘三降一灭’的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那你揭发别人也可以。”其中一个造反派“启发”他。
耿飚茫然道：“揭发谁？”
“揭发部领导呀！比如有的部领导访问缅甸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耿飚一下明白了：这是要“揭发”陈毅外长，便直截了当地说：“陈部长访缅时说的什么，做的什么，你们不是也都知道吗？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揭发好了，何必来问我？也许我的水平低，我没有发现他的言行有什么问题。”
造反派火了：“你这是狡辩！你今天不交代，不揭发，就别想回家！”
“为什么不能回家？”耿飚还在顶，“我又没犯法，你们有什么资格拘捕我？”
就这样硬顶了几个小时，看看天色已晚，造反派自己也想回家，就说：“你今天不交代，以后还得交代，躲不了！现在先让你回家，以后随传随到！”
黄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造反派就来了个“下马威”：让他背语录，他背了“老三篇”。接着留学生开批斗会。黄镇承认自己不民主，向他们道了歉，他们都笑了。以后还让黄镇和他们一道去天安门照相留念。
黄镇回到家里，挺自在地扇着鹅毛扇，轻松地对朱霖说：“这些小同志不挺好的吗？”
“嘿，你刚回来。不知道，留学生们还算好，造反派就不简单啦。”朱霖急切地告诉他。“你等着吧，‘好’的还在后头！”
“还这么复杂？”黄镇扇子停了，眼睛开始眨了。
果然，在外交部墙头上已贴出一张“勒令”：
驻法使馆大使，党委书记黄镇，长期不突出政治，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搞“三降一灭”投降外交。文化大革命以来，又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顽固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疯狂镇压使馆革命群众和革命留学生，拉一派，打一派，在使馆革命群众和革命留学生强烈要求下，经中央文革批准，黄镇现在终于被揪回受批了！我战斗队勒令黄镇：1自回国之日起，必须低头认罪，老实向革命群众交代，揭发，检查、批判刘、邓、陈外交部党委及其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罪行；2黄必须每天劳动一小时，随时听候我战斗队的批判，服从我队一切调令，一切行动必须向我战斗队汇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令！
1967年7月24日
另一个“战斗队”也贴出一张“勒令”。内容里又加了几条：立即交出所有黑材料；不得与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通过任何形式进行黑串联，必须老实交代所有黑关系等。末尾语气更重：以上各项如有违抗，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从此，他们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每逢部内造反派联合部外红卫兵批斗部领导时，他们这些大使总免不了要站在旁边陪斗。好在只要低头站着，不必开口说话。
陈毅成了造反派攻击的主要目标
到了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就外交部运动发表讲话，把祸水引到了打倒陈毅上。极左势力犹如风助火势，趁机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了部党委，篡夺了外交业务大权。
耿飚经常被叫去问话。先是就刘少奇访缅纠缠不休，见捞不出什么油水，便把目标转向陈毅。他们问耿飚：“既然你说刘少奇没有到使馆来，那么代表团里谁到使馆来了？”
耿飚想了一下：“陈毅同志到使馆来……”
还没等耿飚说完，造反派急不可耐地追问：“他对你讲了些什么？快交代他说的黑话！”
耿飚看他们那么急迫的样子，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真正的目标是陈毅同志。因为对造反派来说，刘少奇毕竟已是“纸老虎”，而陈毅才是他们要揪的“活老虎”。于是有着丰富对敌经验的耿飚不慌不忙地说：“陈外长到使馆来对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主要是讲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我听不出有什么‘黑话’。至于我本人，陈外长只是询问了使馆情况，并没有讲其他的话。”
造反派还是不肯放松：“1964年陈毅访问缅甸时，说了哪些黑话？干了哪些坏事？”
耿飚仍是不紧不慢：“那次访缅，主要是周总理和缅方会谈。周总理的发言已登在报上，你们要看，我可以找来……”
“你这是耍滑头！”造反派气恼地发出警告：“你这么顽固，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下次还是要交代你和陈毅的关系！要揭发陈毅的问题！”
使馆学习班连续开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首先逼黄镇表态。
黄镇穿着衬衫坐在桌子后面，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不停地交叉着，又松开，眼睛从一边转到另一边。
“你为什么不揭发陈毅的问题？你对陈毅到底怎样看？讲吧！”造反派下令说。
“关于陈毅同志的问题，”黄镇又转动着眼睛，“我不是已经表过态了吗？我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
“你这是耍滑头！”造反派又逼宋之光表态，宋之光也绕着弯说话，反正是不同意王力的意见。
“你们没有发言，我也知道你们要说什么！”造反派负责人冷笑了一下，“树倒猢狲散，陈毅完蛋，你们统统完蛋！散会！”
晚上，黄镇、朱霖回到家中，望着桌上的饭菜，谁也不想动筷子。
性格直爽的朱霖已经按捺不住性子，对黄镇说：“明天我可要直说了，为的是将来有个是非。”
黄镇把眼睛紧眯起来，对朱霖仔细地瞧了一会，说：“我不反对你直说。也许你说会比我说更有力。我的意见是宜粗不宜细。总之，外交部不是卖国部，陈毅同志不能打倒！”
第二天，朱霖站起来发言：“对王力同志的讲话，我有四点想不通。第一，外交部不是卖国部。第二，不能打倒陈毅，陈毅同志是老革命，有贡献，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只是缺点错误，他执行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政策路线。”她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闸，越说越响，越说越细，“有人说1965年记者招待会上陈总讲话有问题，那个稿子我想也一定是经中央领导同意的，不应由他负责。第三，说外交部变修了，腐化堕落了，都是特权阶层，我不能同意，我们都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毛主席没变修，我们怎能变修？第四，说老外交人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交部小将可以出国办外交，比老的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天上掉不下个英雄来！”
朱霖一番话讲得痛快淋漓，把憋在肚子里的话都倒了出来。与会者面面相觑。还没等她坐下，几个人就站起来把朱霖批了一通。造反派更是跺地捶桌子：
“你这是胡说八道！反对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就把她的发言抄成大字报逐条批驳，从老部东楼二层一直挂到一层，标题是《朱霖大反扑》。没想到中午一场雨给冲刷得干干净净。
黄镇冲着台上的谢富治大喊起来
外交部“夺权”活动在节节升级。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脖子上都被挂了黑牌子，押到王府井“示众”。周恩来闻讯，叫谢富治把他们找回来，谢富治竟当面顶撞。造反派把矛头对准陈毅外长，几次要在外面拦车，拉去批斗。总理就让陈毅住到人民大会堂边厅休息室。造反派带姚登山去和周总理纠缠，从半夜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连精力过人的周恩来也困倦不已，心脏隐隐作痛，连服了两次药，也不见好转。保健医生搀起周总理要离开人民大会堂。临走，周恩来还冲着姚登山厉声说道：“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马上赶来，站在这个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造反派哪里肯听？在开大会时周总理一走，他们就在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勒令”各使馆领导夫妇必须参加。回国的外交人员坐在二楼前几排。黄镇看见台上的陈毅紧抿双唇，面色严肃，白绸短袖衬衣洇出汗迹，心想今天凶多吉少。一看见陈总旁边坐着谢富治，黄镇心里才踏实一点。他想谢是公安部长，又是老部队的，既熟知陈毅，又掌生杀之权，他至少可以保护陈总免受人身攻击。
造反派不停地煽风点火，罗列陈毅的“罪行”，连带着黄镇夫妇等一起批。
批判的呼声愈嚷愈高，一个穿背心的像个运动员的家伙，噌地跳上台，一把抓住陈毅的衬衣，举手要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镇心急火燎，恨不得上台去一把把那个家伙揪下来！他腾地从座位上站起，两眼射出了怒火，颤动的手指指着主席台，厉声喊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这时候，人们的目光刷地一下转向站起来的黄镇，空气非常紧张，好像一场凶恶的战斗一触即发的样子。谁也没有说话，只听见黄镇说话的余音在大厅里铮铮作响。好心人暗中直捅朱霖，想让她制止黄镇的贸然行动。朱霖也是猝不及防，心口怦怦直跳。
谢富治装聋作哑。那个举到空中的拳头也愕然停住。这时，警卫人员一挡，急忙把陈毅搀到后台去了。
黄镇木然地站在那里，眼圈红了，情绪有些反常，嘴唇翕动了好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
朱霖把黄镇拉到座位上。听众当中有些感情脆弱的女同志跟着红了眼睛，其他人都静静地听着，气氛沉闷得像个地窖。黄镇缓过神来，伤心地喃喃道：“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
耿黄“合谋”，带头写出大字报
由于连日的折磨，耿飚的身体日益衰弱，不久就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和肺结核，但造反派说他是装病，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不让他去住院。
后来还是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到三○一住院，耿飚这才住了医院。可只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又被赶回去，继续接受批斗。
本来耿飚一家与姬鹏飞、曾涌泉、罗贵波4个副部级干部住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的一个院里，因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被勒令限期搬家。
耿飚被造反派赶得无处居住，只好和夫人赵兰香挤到黄镇家楼上。两家都是八九口人，根本住不下，耿飚就让成家和有地方去的孩子们搬出去住。
本来住在东交民巷时，造反派不许他们走动，连交谈也不许，所以和姬、曾、罗等战友见面时只能彼此点头示意。现在搬出来反而自由了。开始老大使们在食堂里议论外交部的问题和周总理的处境，但在这里不便深谈，于是定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的家，一个是黄镇的家。曾涛的家在国务院对面，是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第一次串联在曾涛家，大约有12个人。除了耿飚、黄镇外，还有仲曦东、康矛召等大使。过去这些大使都是坐小轿车的，“文革”中谁也不愿意也不便叫车子坐了。上下班不是步行就是坐公共汽车。为了串联，能骑自行车的，自己骑了自行车来；多数是坐着“两轮车”来的，也就由儿子或者女婿骑了自行车，他们坐在后座架上送来的。大使戏称这是坐“二等车”。
第二个地点就是黄镇家，这也是一个独院。这些人中不少是三野的干部，对陈毅比较了解，对他过去的丰功伟绩都知道。要打倒陈毅，他们都打抱不平。
而耿飚和黄镇住在楼上楼下，议论什么更自由。
耿飚和黄镇在交谈中都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不满和忧虑，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更是忧愤无比。
耿飚和黄镇商议着：“造反派能写大字报，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大字报阐述我们的观点？”
“对！”黄镇赞同地点点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几个司局级干部也要写，我们跟他们一起写吗？”
耿飚考虑了一下：“不行，还是分开写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逼迫他们干的。”
“行。我们俩起个草，再征求别的大使意见。”
“你是秀才，你执笔。”耿飚提议。
黄镇也说：“你是老参谋长，足智多谋，点子多，咱们还是一起写吧。”
于是，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传阅，同意的签名。传阅过程中，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26人，按签名的顺序为：耿飚、黄镇、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赵行志、杨琪良、章文晋、张世杰、何英、姚念、柴泽民、熊向晖、韩克华、岳欣、俞沛文、陈志方、周秋野、杨守正、陈坦、陈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张海峰。
11月12日，由耿、黄等26位大使签字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外交部墙上，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反对“把十七年的外交工作说得漆黑一团”，特别强硬地指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一再侵袭我部，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窃失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影响极坏！”
1968年初91位司局级干部也写了批判极左思潮和保护陈毅的大字报。
一时间，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