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毛远新应该留下！”王洪文厉声喝道，“他是中央最全面了解毛主席指示的人了，为什么让他回去？如果政治局委员要了解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问谁去？”
“远新不能走！”姚文元急忙表态。
江青又说：“毛远新必须留下，还要他处理主席遗体保留等后事呢。”
华国锋马上顶她：“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
江青瞪大眼睛，呼地站起来，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主席的后事我不参加了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参加吗？这是造谣！纯属造谣！我根本没说过！”
华国锋说：“你在9月19日的会上说的嘛，你可问问汪东兴同志！”
汪东兴应声说道：“是的，江青同志是说过这话的。”
“啊，东兴同志，想不到你也造我的谣！”江青一面大嚷，一面就去抹眼泪，抽抽噎噎地说：“当时在场的还有洪文、春桥嘛，我根本没讲过那个话！你们这是合谋赶我走嘛！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走！主席的一切后事我要参加到底！打死我也不走！”她用余光搜寻着会场，见王洪文、张春桥竟没有表态支持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会场一时僵持住了，有碍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委员们不好表态。张春桥就趁势说道：“我看还是这样吧，毛远新同志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也只有他能看懂。”
好几个政治局委员表示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李先念见势发言说：“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说，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叶帅和华总理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李先念的话影响了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李德生说：“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
“我也同意！”汪东兴等人也陆续表态。
两派意见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开到凌晨还无法结束，汪东兴惦记着国庆之夜的活动，还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稍有疏忽就可能出纰漏，急着要去安排一下。他先给张耀祠通了信息，又告诉了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武健华要做的事情，要求他们把天安门的安全、服务两项任务部署好，要做到严密细致，确保安全，万无一失。然后又通知中办秘书处副处长周启才，要他把天安门上的会务工作准备好，特别是对参加会议的人数和名单要搞清楚，没有记录在案的人不要放行。
与此同时，吴德也给北京市委秘书长周家鼎通了电话，要他把北京市承担的各项任务组织好，并和中央办公厅紧密配合。
当他们俩打完电话，回到会场时，会议仍在进行。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许多委员建议休会，江青把愤怒的目光扫向他们：“喂喂，我看你们是不想讨论了！那好，有关的人留下，无关的都走！”
王洪文附和：“国锋同志，让几位年龄大，身体不好的都退席吧！”
张春桥说得更加明确：“剑英、先念同志身体不好，建议先走。”
华国锋眼看这种局面很难形成决议，就对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突然以她尖厉的声音喊道：“散会了，散会了！”
人们一齐把目光转向她，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谁都知道，江青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今天会议的主持，并不具备宣布散会的权力，她怎么能随便喊呢？
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江青又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
王洪文以副主席名义加强了语调，也说：“没有关系的都走！”
叶剑英和李先念一看这个情况，如果不走，使得华国锋很难下台，就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愤然退席。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吴桂贤、陈永贵等人也站了起来，跟着退了席。
汪东兴没有走，他仍坐在离华国锋不远的地方。于是会场只剩下6个人，除了“四人帮”，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四人帮”坐在桌子一边，华国锋和汪东兴坐在对面。
江青环顾左右，又提出毛主席住处的文件和档案应由毛远新清理保管：“党的三中全会应该全面地学习毛主席的临终前的一系列指示，这一切离开了远新是不行的，究竟远新走与留，得开了三中全会才能定。”
华国锋要插话，张春桥就打断：“江青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嘛，你急什么！”
华国锋只好坐在那里，任凭那几个人一唱一和。他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没有用，那几个人早就串通一气，任何不利于他们的决议都会遭到否决。他坐着，直到江青他们说累了，或者说失去批驳对象。华国锋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江青同志，你今天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江青又找到了攻击的靶标，一扫刚才低迷的情绪，精神抖擞起来。
张春桥附和：“毛远新留下来，正是为了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一下火了：“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什么报告？
谁让你们准备的？”见那几个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华国锋又恢复了常态：“同志们不要再争吵了，现在双方的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
会议不欢而散。这是江青集团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与江青的正式摊牌，两派争斗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华、叶、汪策划“决战”时刻
一般党史研究者认为，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关键人物是华国锋。
原因很简单：因为华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如果没有他定下决心，其他人的地位不够。而叶剑英则是军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这样重大的决策没有军队支持，还是纸上谈兵。当时军队将领频频出没于叶府，大都表示忠诚叶剑英，这也促使叶剑英最终想到武力解决“四人帮”。而汪东兴作为中南海以至北京最重要武装力量的控制者、8341部队的“掌门人”，他的倾向也有决定性的意义。此时凭着对毛泽东的忠诚，对江青等人的厌恶，他表示完全拥护华国锋的领导，并保持长时期的密切联系，策划捕捉“四人帮”的步骤。
在华、汪和叶之间，进行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是李先念。
李先念也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人，建国后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政府系统工作，此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除华、叶、汪之外老干部系统中的第四位人物，他对江青等“四人帮”也极为不满。9月21日，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遂赴叶剑英西山的住所，为防走漏风声，他们打开收音机，用笔纸交谈。叶剑英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并提出了“开会解决，其他方式”两种方案。
李先念从西山返回之后，华国锋以看电影名义，请李先念、吴德两人到中南海国务院礼堂后面的小会议室，秘密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3人通宵谈论，直到凌晨5时。华国锋最后定下了决心：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
华国锋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告他的决定，很快得到了叶帅的赞同。于是，解决“四人帮”的基本方式即最后确定了下来。关于行动的时间，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都认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需要有段时间调整情绪。因此初步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第一个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进门时，他把身边的随从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进了房间。
对于叶帅的到来，汪东兴知道肯定有要事要谈，急忙扶叶帅坐下，亲自端上龙井茶，请他指示。
叶剑英喝了几口茶，望了望窗外，缓缓说道：“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东兴有些激动：“我跟叶帅想的一样，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见汪东兴这样说，盯着他看了片刻，探过身子，压低声音问：“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仰天长叹一声：“该摊牌了！机不可失，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
沉默一刻，叶剑英补充了一句：“至于结局，可能是喜，也可能是悲，就看天命了！”叶剑英交代汪东兴，此事再找华国锋谈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这天晚上9点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向他报告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详细汇报了谈话内容。华国锋说：“你们所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问题是如何具体化。你可以先考虑一下。”
得知叶剑英的态度后，10月5日下午，华国锋来到玉泉山9号叶剑英住处，直接与他交换意见。华国锋说：“总的看，形势对我们有利，对‘四人帮’不利，最根本的是天怒人怨，党心、军心和民心之所向。特别是军队掌握在党的手里，固若金汤，就什么也不怕。当然也有困难，不好说有绝对把握。”
叶剑英说：“这是一步险棋，而且是一步很险的棋，但又非走不可。”他历数“四人帮”的罪恶，继续说：“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根源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华国锋颇有同感，他说起前几天江青等人对他的“逼宫”表演，气愤地说：
“他们几个人纠缠不休，就是要把我换下来。他们要‘安排江青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江青已是政治局委员，还要安排什么工作，无非是要我下台！”
叶剑英点点头，赞同地说：“他们的矛头是对着你的。”
“所以这次我下定决心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是继承主席的遗志。主席生前讲过多次，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实在要解决。不解决，他们篡了权，后果不堪设想。”
“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叶剑英望着华国锋，鼓励说：
“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同他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主席不在了，你是第一副主席，只要你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大家都会拥护的。”
华国锋表示：“我早就想好了，只要叶帅给我撑腰，军队支持我，我就不怕。
好吧，我们就按照刚才商量的去办。”
随后，华国锋来到汪东兴的住地——中南海内南船坞“水上房屋”，与他商谈拘捕“四人帮”的细节。
汪东兴听到华、叶的谋划后，非常高兴，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认为：“现在虽说不是很有把握，但我坚信，只要华总理和叶副主席带头干，事情办得周密，就一定会成功！”
在此期间，汪东兴已经和张耀祠、武健华在办公室开过会，他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对这几个家伙采取行动，大家先研究一个行动方案，但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据武健华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第一，要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权力紧握在手。他曾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我们可以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请他参加，他绝不会拒绝，届时可一举抓获。
第二，按照惯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谁也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他们不会怀疑。
第三，不说毛选的事也可，可提出另外一些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作为常委，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或因故请假。
第四，怀仁堂是最好的采取行动的地点。
根据以上考虑，张耀祠等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之后，再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汪东兴把他们研究的结果又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听后说：“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时间越长，保密越困难。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果他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汪东兴答应下来。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果然来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
叶剑英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具体部署和行动方案一一道来。叶帅仔细地听着，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道：“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他指出一点：
“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做到。”他提出：“按照部署，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帅笑了一下：“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汪东兴点头答应：“请叶帅放心。”
但他是睡不稳的，毕竟此事生死攸关，他哪睡得着！
“四人帮”没有闲着
10月是北京的金秋，是个收获的季节。1949年人民“收获”了共和国，并为此而每年礼庆。1976年的10月又将迎来什么，是凶是吉，人们都在暗中期盼。
自然，“四人帮”并不知道这是他们覆灭的月份，但政治势力的剑拔弩张他们无疑是感觉到了。他们正在加速夺取最高权力的步骤。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他要新华社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照、办公照，洗印114张，并从27张8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像，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改。摄影师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而现在照？他说准备追悼会用。
10月3日，“四人帮”从9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