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恩来事前做了工作，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成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处于孤立的江青仍固执己见，声称她对这件事“保留意见”。第二天，得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毛泽东十分生气，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当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江青被迫表示同意。会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4月4日，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在大会的发言稿。
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担负的第一项举世瞩目的重大任务。
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不顾疲劳和寒冷，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在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个问题上，江青一伙输了一招。
这自然是毛泽东有倾向性的选择。毛泽东一方面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积怨甚多”。他发觉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篡权活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7月17日，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并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的问题。
毛泽东讲得随意，却是多日观察思索的结果。他一讲，许多政治局成员心中有数了。
“风庆轮事件”，邓小平怒斥江青
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像看见一块发亮的金子，她立即提笔批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此时的江青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国之主了，人们不止在一处看到如此的套话，如此的危言耸听，好像地球又要停转了，而且是她最早发现的。真把无知当高深。
像往常一样，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要求抓住“风庆轮”这件事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与此不同，邓小平看了这份材料后，只在上面画了个圈；周恩来也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起航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予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在船员中议论了“样板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了一封1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除了江青的批语外，张春桥、姚文元也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重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二人被扣在上海挨批判，“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进一步发挥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风庆轮事件”是别有用心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顾明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50%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20%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10月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会上首先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指责进口船就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把矛头直指国务院和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对邓小平实行突然袭击，要他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江青气势汹汹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闭目养神的邓小平，微微睁开眼睛，看着远处，慢条斯理地说：“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强加于人。”
“我要调查，我要调查！”张春桥呼地站起来，指了指邓小平，大声说道：
“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了！”
“四人帮”其他几个成员也你一句我一句指责起来。
邓小平点起一支烟，斜睨了这伙人几眼，拿起桌上的烟盒，愤然离座，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王洪文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告邓小平、周总理的状。江青两次召见唐闻生、王海容，要她们向主席反映，结果都没有得逞。
11月，邓小平陪同来中国访问的也门贵宾再次来到长沙。12日下午，毛泽东向邓小平谈了他对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发生争论的看法。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小平坦率地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肯定地说：“我赞成你，他们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小平舒了一口气，顺着毛泽东的谈话方式回答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笑了，赞赏地说：“这个好！这个好！”
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挑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的任务交给他，随和地说了一句：“没办法啊，只好担起来！”
邓小平表示，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主席的信任。第二天，邓小平飞回了北京。
王洪文的长沙之行没有达到目的，江青仍是不死心，她亲自上阵，在11月12日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在信上批道：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写毕，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对江青一直很有意见，这时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很是赞同，点了点头，又在信上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在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委员长后安排宋庆龄为副委员长，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其他人由周主持安排。
毛泽东的信对江青没有丝毫让步，并具体地安排了人事，让江青大为恼火。
本来，按照她的秉性，她是绝不会放弃或轻言退让的，但冷静下来，她改变了一下策略，决定以退为进，再赌一把。于是她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来个“检讨”：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的分析。”即便如此，她仍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又是诉苦，又是要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接到信，不客气地回答：“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在此期间，江青又要唐闻生、王海容在见到毛泽东时，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的天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一次，江青一伙败得更惨。不但没告下状来，还促使毛泽东更快地下了决心，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些提议在后来党的会议上都得到了通过。
至此，毛泽东起用邓小平的组织步骤最后完成了。
整顿的刀刃砍到了“四人帮”的痛处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被历史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重任在肩的邓小平心中并不轻松。早在江西被监督劳动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就有深切的感受。
回京以后的一年多，从反映各地情况的材料和汇报中，他进一步感到了中国这艘航船已经搁浅了，再不往时代的潮流里推一推，恐怕就要陷进淤泥里，越陷越深了。人们往常看到的那个乐观开朗自信的邓小平似乎也变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他的眉头常常紧锁着，手中的香烟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笑容总在他的面颊上稍显即逝。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不能不忧虑。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如不能扭转国内局势，不仅势必影响五年计划的完成，而且还会给实现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20世纪内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带来隐患。国家已到了不整顿就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经过一年来的思考，他决定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办法就是整顿，各行各业包括军队都要整顿，要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
首先抓的是铁路。
接着解放大量老干部。
这与“四人帮”那一套正好对着。于是他们就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把“老干部”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解放后，只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21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对于类似情况，江青总要拔高一筹，她在4月4日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这种时候，邓小平不能置之不理。不说话就会被人理解成默认。他在4月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江青等人所说的“经验主义”问题，以请教方式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于4月23日在新华社呈送的经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公开进行了抵制。
5月3日，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后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开始前，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
毛泽东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
毛泽东随后与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接下来，毛泽东开始了他那段著名的批“四人帮”的谈话。
像往常一样，这次会议仍是由毛泽东漫谈，其他人认真聆听。毛泽东主要强调“三要三不要”原则，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
他转向江青，面色愠怒：“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江青低下头。毛泽东继续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
毛泽东再次重申“三要三不要”。他最后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5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
邓小平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江青面对邓小平的质问，哪里肯服，马上反驳说这是围攻她，搞“突然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