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历史上背的黑锅也可以彻底砸掉了。毛选上那篇东西（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有人说是毛主席批评你的，说你悲观。”叶群说。
“40年过去了，这笔历史旧账也要清算。”林彪呼应。
在父亲的鼓舞下，林立果也发挥起来：“发言总的是不错的。现在形势大好，搞得好，还会越来越好。不过也要看到，有的人还留着一手，如果风向一转，就溜之大吉。”
林彪感兴趣地点点头：“你说下去。”
“李作鹏给主任的条子，我看不光是为我们着想，也是为他自己留退路。”
林立果指的是叶群刚接到的李作鹏送来的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你再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老虎近来也长进了，”林彪满面笑容，“你能注意到这些很好。不过你还要懂得，这不奇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有不为自己考虑的！所以，重要的是要学会利用人的这种天性！”
“可不是吗！”叶群随声附和，“有奶便是娘，谁都一样。有权就有一切，万一我们丢了权，垮了台，照样树倒猢狲散！”
林彪眉头一皱。他不想在迎接胜利之时听到叶群的丧气话。
毛泽东对“坚持设国家主席”气得手发凉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对林彪始终处于一种既信任又不信任的状态，总的来说是信任大于不信任。庐山会议之后，信任的成分变小了。
毛泽东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否是己所愿，难以揣测；写进党章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的绝对信任呢？从毛泽东偶尔流露的情绪看，未必。
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流露了他对林彪的怀疑和忧虑。“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谈到林彪对毛泽东本人的不切实际的赞颂和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与当时还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之意，毛泽东遂将原件销毁。
以上所引，均来自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仅从此信来说，只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觉察，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说毛泽东已经识破林彪是个阴谋家；再者说，林彪本人从“借助钟馗”到你死我活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主客观的变化。
1966年，毛泽东曾和林彪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林彪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忠诚，曾说过一段大意如下的话，我林彪能有今天全仗毛主席的栽培和提拔，如果换上别人作领导，我林彪可能脑袋早搬家了，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权力。这段话有其可信的地方。林彪虽有能力，却是一个不好处的人，在中国革命史有过多次左倾路线，像他这样的人按理很难顺利通过各种“运动”。但他硬是过来了，不但过来了，而且还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凭林彪的身体、为人和资历，他很难爬到“副统帅”和“接班人”的位子上。道理很简单，在开国元勋中，有太多的“老人”和“能人”，要想取得仅次于毛泽东的威信，那是太难了。而中国又是一个爱论资排辈的国度，林彪可以说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话又说回来，林彪当然明白，放上去的卫星不是真正的星辰：毛泽东能赋予他接班人的使命，毛泽东也一样能收回给予他的地位和权力。写在纸上的东西不是十分可靠的。
再者说，国家不能长期无主席，而毛泽东声明自己不当，再努力一下，把国家主席的位置弄到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巩固了一步——他自然清楚，这也不过是眼前的权宜之计，当了国家主席并不等于不被打倒，刘少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想利用这个位置喘息一下，在位置上等待着“毛泽东之后”更保险一些。
他更明白毛泽东的出人意料，如果他有意提拔张春桥，让张春桥坐上国家主席的位置，那一切将为时过晚。
而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有自己的考虑。鉴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新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个主席，每到重大节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照片并排登在报上。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嫌国家主席一职礼仪性事务多，不愿自己再任此职，而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两个主席的局面，毛泽东打定主意取消国家主席一职。
由于种种原因，到会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觉察叶群等人的阴谋。以华北组为例，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的、大会秘书处印发的全会第六号简报（指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在8月25日印出来了。林彪听秘书念了这份简报，又叫再念一遍。他高兴地咧开了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吴法宪看了简报，立即把西南组的记录人员找来，说：“我们组的简报温度不够，要参照华北组的简报改写，要把我的发言内容写进去。”工作人员改了一遍又送给他，他看了说：“写得还不够，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他还具体交代了要写上哪些字句。
头天晚上还提出自己的发言“不登简报以为机动”的李作鹏，也变了调门，居然“批评”起邱会作来。他手里晃着华北组的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组的局面不行！”
邱会作也急忙调整部署。他不但让记录人员把自己的发言写进简报，还提出他的发言要单独出简报。
他们没有想到峰回路转，形势在悄悄发生变化。
快到中午的时候，叶群匆匆忙忙地给吴法宪打电话：“吴司令，有个情况告诉你一下，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知道什么事吗？”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现在找主席，还能有别的事！听说，毛主席只见了张、姚二人，不见江青。”叶群觉得毛泽东还在支持他们。
“这消息可靠吗？”看上去愚笨的吴法宪反而有些警觉。
“完全可靠。”叶群讲了消息的来源。
放下电话，吴法宪心里就不踏实起来。他自己又给那个向叶群提供消息的人打电话：“听说11楼带张、姚到主席那里去了？”
“是啊。”
“他们谈了什么？”
“现在正在谈呢。你不要紧张，没什么问题。”
听到说“没什么问题”，吴法宪便放下心来了。
这天上午11时40分左右，毛泽东派人通知汪东兴去他那里，汪东兴吃完饭就赶紧去了。毛泽东问他：“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说：“刚看到。”他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第六号简报的。
毛泽东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江青“反林有功”的由来）不等汪东兴说话，毛泽东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东兴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以后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我很气愤。”
毛泽东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又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汪东兴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教导和信任。谈完话后，时间已到了下午2时了，毛泽东要他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泽东办公处开会。汪东兴通知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泽东对林彪特别强调：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转。我说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不要当。”
“我原来是主张设国家主席。开幕那天讲话，又讲了天才问题。是不是我擦了一根火柴，把庐山的房子烧掉了？”
“也没那么严重。军队的一些人，像吴法宪，跟在陈伯达后面跑，上了大当。”
“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好意，结果弄糟了……”
“庐山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回北京再谈吧！”
毛泽东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那时，毛泽东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泽东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泽东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而其他的人还在分组讨论。3时左右，叶群给吴法宪、邱会作等打电话，要他们仿效华北组六号简报，集体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邱会作来到西北组，看到康生及组长不在，一打听，才知道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开会去了。邱会作一向心眼多，他觉得事情可能有变，便不动声色，连放在皮包里的六号简报也没拿出来。
吴法宪来到西南组，也看到组长不在，便问：“到哪里去了？”副组长告诉他，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这没有引起吴法宪的注意，仍一门心思按叶群布置的干，念完六号简报，要大家举手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不久，组长开会回来了，谈了毛主席刚才召集的会议，要立即收回六号简报。
吴法宪一下傻了眼，手都不由抖了起来。10年之后，他在自己的供词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脸色苍白，嘴唇紧闭。他立即把叶群叫进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叶群神色紧张地跑出来，对秘书说：“首长在主席处开会回来了。主席说，对那几个人烧一烧可以，不要烧焦。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
叶群还指使人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她在分组会上发言的记录。
吃晚饭的时候，吴法宪给邱会作打电话，问邱会作：“你发言的简报发了没有？”邱会作说还没有发。吴法宪告诉他：“情况有变，不要发了。”
其实，狡猾的邱会作听到风声后，早就将他发言的简报压下来了。他也要求记录人员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他的发言记录，结果遭到拒绝。
在北京的黄永胜，很快听到了风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晚上，他一连几次打电话到庐山找吴法宪。直到26日凌晨3时，吴法宪才有时间给黄永胜谈情况。黄永胜要吴法宪赶快告诉工作人员，把给他起草的发言稿烧了，把在北京搞的记录也烧了。
林立果则像条疯狗，到处打电话布置“撤退”。他气急败坏地对林彪的秘书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8月25日晚，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叶群是最沮丧的一个。几天来的过度兴奋，乍一碰壁，觉得浑身酸软，抬不起头来。不仅是身体疲劳，更重要的是精神打击。女服务员进屋来轻声告诉她：“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加庐山，晚上准备看电影。”
“知道了。”叶群闭上眼，喘着粗气，说：“有人找我，就说我病了。”
她真是病了。她弄不懂局势会如此逆转，全部的希望瞬间化为泡影。
又有人敲门。她正想发作，一听是与林彪有关，只好作罢。服务员在门口轻声说：“主任，这是秘书让我送来的，说是首长口授给秘书写了送给你的。”服务员把纸条放在床头，轻手轻脚走出去。
叶群拿起纸条，看了几遍，揣摩着林彪的用意。纸条上写着：“忠心、热心、细心、好学、好问、好帮助人。”什么意思呀？三个“心”，三个“好”，是林彪对她的称赞还是要求？弄不懂。她爬起身来，去找林彪。
汪东兴把这几个人销毁发言稿的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
“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急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陈伯达“翻船落水”，江青得意忘形
26日和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于8月28日晚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后来又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林彪到处散布：“军队的老干部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这些老干部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有一次，康生在林彪面前说：吴法宪说假话。林彪立即顶回去：
“他不是说假话的人。他跟我几十年，没有听到他说过假话。”
叶群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你为了捍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后来看吴法宪不作检讨过不了关，又对他说：“林总在主席那里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检讨一下就算了。”林立果也给吴法宪打气：“这场战争有得有失，打了平局，一比一。”他打电话给北京的周宇驰，让周代表他给吴法宪家里送糖果，以表示慰问。
李作鹏、邱会作还凑在一起帮着吴法宪写检讨，要吴法宪检讨中不要涉及叶群和他们两人，不能过线。为了防止吴法宪说漏嘴，一再关照：“检讨时只得照稿念，不能多说一句，要沉住气。”
毛泽东在这几天里连续找人谈话，开小会，每天都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往往在凌晨二三点钟，从芦林一号回到住所。芦林一号是专为毛泽东修的别墅，但毛泽东只在这里办公，睡觉仍回175号美庐别墅。夜间，庐山就像缠着一层布，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脚下的路就更看不见了。毛泽东让人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是还是照不见路。只好由两个干部提着马灯，在汽车两侧行进，照着路，汽车像蜗牛一样缓行。经过几天的调查，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泽东还给林彪看过。毛泽东在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