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她向秘书们打招呼：“我上钓鱼台去了。”她打这个招呼，是怕万一有什么急事找不到她，秘书好知道她在哪里。她自我解嘲道，“首长怕影响我休息，不愿意让我常去钓鱼台，但我不去怎么行呢？我在为首长跑，但他现在不太理解，也许以后会理解的。所以，我去钓鱼台的事，你们不能叫首长知道。”
“如果首长问呢？”
“如果首长找我，你们就说我在休息。你们要保证众口一词，不管首长怎么问，你们都必须一律说我在休息。几个内勤由李文普布置，也不准他们乱说。”
叶群的这一招还真灵。有几次林彪查问：“叶群呢？”
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在休息，其实叶群已去了钓鱼台。
过了几个小时，内勤又来传林彪的话说：“找主任。”
“你没有告诉首长，主任还在休息吗？”
“告诉了，但首长还是要找。”内勤笑了笑，“首长问过几次，我们都说主任在休息。首长说，叶群怎么一天老是睡个没完呢？看来首长有些怀疑了。”
“是不是主任出车时，首长听到汽车响声了？”秘书问内勤。
“不会。”内勤笑着说，“首长房间的玻璃隔音，主任又是从东侧门出车的，绝对听不到。我去对首长说说。”
内勤又一次去对林彪说叶群在休息，林彪这才不再坚持找了。但巧的是，内勤还没退出来，叶群却在林彪的正门外出现了。
“他们都说你在休息，你怎么这么快从正门进来了？”林彪有些疑惑地问叶群。
“谁说我在休息？我刚从钓鱼台回来！”这句话一出口，把内勤弄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而叶群自己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够了，她对林彪说：“是我告诉他们那样说的，怕你着急，我从钓鱼台带回来好消息，你听了就不会生气了！”
……
叶群把许多精力用在观察和联络钓鱼台11楼上。
1967年国庆节前夕，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谢胡来访，叶群也被安排在迎宾的党政军领导名单之中。这种场合，好出风头的叶群从来不用催促，早早就驱车去首都机场了。可过了不久，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发现叶群又回来了。于是好奇的工作人员问：“主任不是接外宾去了吗？”
“我去了，但没等外宾到，我就溜了。”叶群颇有些得意，掀了帽子，透着风。
“那好吗？”
“有什么不好？”叶群情绪颇佳，对工作人员的反问毫不反感，反而兴冲冲地大讲起她为什么提前退场的“道理”来。她说：“我到机场一看，别人都陆续到了，唯独没见11楼的。没有11楼，我怎么好出场呢？我对总理说，江青没来，我也不奉陪了。总理严肃地说，你走不得！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自己，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叶群很为自己的举动得意，说得都笑了起来。
“总理说得对，江不去，你就溜，这不成理。”趁着叶群高兴，一名工作人员故意刺了她一句。
“你们不懂。”叶群继续表白，“你们不懂江的分量，总理也不一定懂得这个分量。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里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这不知是叶群的心里话还是谋略。反正，她往江青身上狠下功夫。
一天晚上，叶群匆匆从钓鱼台回来，兴致勃勃地拿着一卷文件，对几个秘书说：“这是一件珍品，你们看看！”
秘书们围上来，叶群并不急于展示她的宝贝，仍在渲染：“这确实是件珍品，不容易看到的。”
这仅是两页纸，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字，秘书们一看便认出是陈伯达的字迹。从开头看，它是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一封信。在第二页的落款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了江青外，全都签了名。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
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款“主席”二字上已经画了圈，从这个铅笔画的圈向右上引出一条线，线头指向毛泽东亲笔批的几个字：“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这确实是珍品。”叶群又一次重复着，“这涉及对11楼的评价，而且有主席的亲笔批字，非常宝贵。现在是要给首长讲讲，首长也要有个明朗态度。你们谁去办这件事？”
“当然是讲文件的两位老张。”郭连凯指着张云生和张益民说。
张云生问叶群：“这封信上附的江青1937年发表的《公开信》在哪里？”
“在我这里。”叶群打开她手里的一本旧杂志，翻到《我的一封公开信》（蓝苹）那个标题，在秘书们面前晃了晃，又把杂志合上了。“这封信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鲜明的，但11楼的意思是不愿意让它扩散，因为那是3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的人们不容易理解。”
“我们不看为好。”张益民故意顺着叶群说，“但我有个建议，这个文件最好由主任亲自给首长讲，便于和首长研究如何表态。”
“要讲就快去讲，再过一会儿，首长就要休息了。”李文普也添上一句。大家都看了看表，才晚上10点多钟。林彪一般是在晚11点前后就寝，但靠近休息前听讲文件是会影响睡觉的，因此专管林彪生活的李文普这样催促也很自然。
“首长既然快休息了，不给他讲也行。”其实叶群早就存着别的想法，“李根清会仿首长的字，叫他代首长批句话就成了。这样，既不用惊动首长，也免得他批字太累，明天再补报也不迟。你们看好不好？”
秘书们没想到叶群的主意比他们的还大胆离奇，谁也说不出话来。
趁着大家默不作声，叶群叫人把李根清找来。他来毛家湾工作已经两年多，和其他人都很熟。他在林办保密室工作，但还是战士待遇。由于他写有一笔好字，又兼性情老实、耿直、稳重，不仅几个秘书喜欢他，常和他开玩笑，林彪叶群对他也比较器重。叶群就着大伙的笑声，竟也说得幽默：“真的，我想重用一下你。”
“主任也拿我开玩笑！”李根清坐在叶群对面的椅子上，有些不好意思。
“不是开玩笑。”叶群说，“我想叫你仿首长的笔体批几个字。”叶群把那封信展开，指给李根清看。“这上面，主席已经有了批语了，首长也要批句话。首长快休息了，身体又不太好，我想不让他过度劳累，就由你代代笔吧！”
“批什么？”李根清知道这样不好，又不好拒绝。
“批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对江青的评价这么高呀？”李根清吃惊地冒出一句。
“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致做出的评价，你没见那封信的签名吗？而且主席已看过，说明也认可了。首长表态要明朗，这不会有问题。你就代批吧，出了事我顶着。”
“这几个字我也没练过呀！”李根清还有些为难。
“你先试试，我看行不行。”说完，叶群便领着李根清到隔壁房间去试字去了。过了十几分钟，叶群拿着李根清代批的那件“珍品”，又回到秘书办公室来。
“你们看，根清仿首长的字像极了！”叶群眼角眉梢都是笑。
秘书们围拢来，争着看李根清的“杰作”。只见文件的第一页林彪的名字上用红油笔画了一个长圆形圈，圈尾顺势向旁甩出一条线，连着几个歪歪扭扭的红字：“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在秘书们的眼里，这几个字明显不是出自林彪之手，但出了毛家湾，没有几个人能看出破绽。
叶群又叫秘书将“珍品”复制20套，她自己又到钓鱼台16楼开会去了。直到过了午夜12时，秘书才将20套影印品和原件交给她。她将这些东西拿进去，不一会儿出来说：“江对复制的东西很满意，你们可以回去了。”
叶群在江青身上下的功夫没有白费。1966年10月，林彪提议并以军委名义命令，聘请江青为“全军文化工作顾问”，为江青进一步插手军队开了绿灯；作为回报，叶群以林彪“联络员”的身份经常列席中央文革会议。1967年初，军委文革改组，江青当顾问，叶群为成员，又使叶群在军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1967年8月，钓鱼台与毛家湾合谋，向毛泽东先斩后奏而拼凑了个军委办事组，叶群名列第三，一跃居于各老帅之上。1967年底，叶群又成了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的中央碰头会成员，俨然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68年3月，林彪又使出一招：
把江青的行政级别由9级提高到5级。林彪还在公开场合高喊：“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
也就是在这次林彪讲话的大会上，叶群带头狂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毛家湾与钓鱼台合作：“炮打张春桥”事件
1968年4月的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就布置秘书郭连凯替她把半年前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话找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
秘书被叶群的举动弄糊涂了。因为要让发现问题的不是别人，而是江青的大红人张春桥。叶群敢拿他做文章？聪明的秘书们想，要么就是张春桥出了问题，被最高领袖点了名？据“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一个本来很红的人瞬间下滑，那只有伟大领袖亲自点了名，定了性。可敏感的毛家湾并没有接到这样的信息。那到底为什么叶群一出钓鱼台就来找张春桥的问题？
当郭连凯报告叶群“没看出什么问题”时，叶群又问另一位秘书李春生：
“最近顾阿桃有什么消息吗？”
李春生回答说没有。叶群又让挂通空军的何汝珍。电话挂通后，叶群亲自对何汝珍说：“我告诉你，你赶快打个电话，叫在太仓的那几个人马上撤出来，越快越好！不要说我叫撤的，不要打我的旗号。你懂吗？你既然懂，就叫他们赶快离开太仓吧！少嗦，快，快！”心急火燎的叶群一边说着“快快”，不管对方是否有话要讲，就“咔嚓”一声将电话机压上了。
叶群说的顾阿桃，当年也是个“明星”人物。顾阿桃本人是个朴素善良的家庭妇女，当时50岁上下，出身很苦，一字不识。但很有学习毅力，她用简单的画图代意，学了几篇毛主席著作。正巧，她所在的江苏常熟县太仓公社洪泾大队，正是叶群“蹲点”的地方。叶群也算是“慧眼识珠”，将顾阿桃节节拔高，吹上了天，成了报纸电台到处宣扬的“活学活用典型”。叶群离开不久，“文化大革命”就起来了。
叶群为了让这个“典型”按她的政治需要发挥作用，从“文革”初期开始就几次派与她一起蹲过点的何汝珍去太仓活动，同时还授意何汝珍叫上海空军江腾蛟手下的几个人常驻太仓，指挥顾阿桃和当地群众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后来顾阿桃和洪泾大队的一些人都公开表态拥护上海的“一月风暴”，反对在当地支左的××军以及以许世友为首的南京军区，其幕后操纵者就是叶群。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上海“工总司”正在插手江苏，阴谋把江苏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但受到江苏广大军民的坚决抵制。叶群这样插手太仓，是向上海方面作的一种支持姿态。现在她急匆匆地要从太仓缩手，说明那里的政治气候有了突变，也说明从毛家湾伸出的这只黑手要另指他方了。
叶群刚放下这个电话，另一个电话机的铃声又响了。
叶群一听是许世友的电话，马上接过去：“许司令吗？你好啊！好久没看到你了。是啊，我太忙了。”等对方讲过一阵之后，叶群冒出这样几句：“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对，有人反对你。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那个人，我不说名字，你也会知道他是谁。对，对，我对你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叶群在和许世友通电话的时候，李春生一直发愣地望着她。张云生也盯着叶群。当她点出反对许世友的人是“东边的那位”时，在旁的几个秘书都听出她是指张春桥。她昔日一直在暗中策划整垮许世友，如今又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挑拨离间，而且竟敢在深知内情的李春生面前说谎，真是厚颜无耻。
又过了一天，叶群在毛家湾接见了从上海来的江腾蛟。在长时间密谈之后，又在一起吃了饭。江腾蛟后来派人将一份揭发张春桥问题的材料送到毛家湾。叶群看过之后，亲自作了一些修改，又退回江腾蛟重抄了一式两份。这两份揭张春桥的材料，都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了毛泽东，另一份给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后边的这一份，没通过林办保密员发出，而由叶群亲自送到了钓鱼台。
不久，上海便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浪潮。小字报的传单也到处飞。在《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印发的《十个为什么》的传单中，基本上是针对张春桥的。特别是后四条：“七、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社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八、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邱会作’？九、《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十、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而最使张春桥不安的是街上出现了“狄克（张春桥笔名）攻击鲁迅，罪该万死！”“狄克，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不知从哪冒出一个叫“揭老底”的战斗队，刊印了鲁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
和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张春桥老婆、后名文静）怎样成为“东方的摩登女士”等文章，上海一时间掀起揭张春桥老底的热潮。
张春桥终于吃不住了，眼看着，他要成为“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端出来的第四个恶棍。
张春桥除了指挥王洪文率队冲击文汇报社，再就是向北京钓鱼台的江青求救。
江青心里有谱，不紧不慢地问张春桥：“是不是再给上海发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你现在就把电报内容告诉我，我马上发到上海！”
“不，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恐怕还不行。”
“中央文革的牌子还不响吗？”江青有些吃惊。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春桥连忙解释，“因为这一回的主要的炮打口号，说我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杨、余、傅都是军人，只有以林副主席或者中央军委的名义，给上海发紧急电报，才能最有效地制止这一次炮打……”
“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挂了电话。
叶群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将情况报告林彪。本来，张春桥和林彪之间说不上话。“文革”前，林彪身为元帅，即使到了上海，也不会把柯庆施身边那个“政治秘书”张春桥放在眼里。自从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林彪才注意起他来。
不过，这时的林彪仍是深居简出，张春桥难以接近他。虽然张春桥借助于江青，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赖，但是鉴于林彪当时的地位，他还得对林彪敬其三分，找机会接近。1967年11月，毛泽东的一句话，无意中为张春桥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那时，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考虑“九大”的准备工作，他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应当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