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真的到了周恩来手中。他看信后，立即派人来看黄琪翔。黄琪翔悲愤地告诉来人，造反派经常抢东西，抄东西，逼着他每天写材料，还要挨斗、挨打、强迫劳动等等，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生命就会有危险，希望能够搬家。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黄琪翔一家搬进了后来的新居。
从1966年8月搬到农工党宿舍到1970年5月迁出，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黄琪翔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他深信这黑暗凶残的局面绝非出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漫漫长夜必将过去，自己必有重见天日之时。但终因长期遭受折磨，精神压抑郁闷，患了心肌梗塞症，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于1970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郭秀仪于当日上午11时写信给周总理，报告这一不幸消息，下午2时周恩来便派人来看她，代表他对郭秀仪表示慰问。当时正值“四人帮”横行之时，一般民主人士都被看作“牛鬼蛇神”。但周恩来仍然指示政协特为黄琪翔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了花圈，表示哀悼。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事情。（见《黄琪翔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宗仁留下的“历史文件”
在“文革”初期，黄琪翔家中受难时，曾登上他的老友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的家门，向李叙述他家的不幸：存款现款首饰等财物，都被席卷一空，家里的服务人员也造反了，眼前生活都成了问题。李宗仁听出黄琪翔的意思，是想在李公馆借住些时日。可这时李家的情况也起了变化，厨房和服务人员也怠工了，他也不能做主随便招待客人，他只好不安地婉转表示这里也很不方便了，黄琪翔只好怅然告辞。
这件事像针似的刺得李宗仁心里隐隐作痛。他既伤感老友被抄家揪斗或殒亡，又畏惧自身的安全。
本来，1966年7月，李宗仁在原夫人郭德洁女士病故后，才与新妻胡友松刚刚履行了正式结婚手续，婚后，周恩来还专门安排了“专列”，让李宗仁到北戴河度蜜月，并叮嘱一定要保证安全。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拔地而起。李宗仁定居北京后，曾向总理建议由他策动另一些闲居海外的人士回国。
这些人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生活在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吴尚鹰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与孙科意见相左，寄居美国，李宗仁到美国后，与之过从甚密，李回国前曾邀其一同归来。甘介侯和桂系有一定的关系，据说郭德洁对李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李宗仁通过司徒雷登与美国拉扯关系，完全是甘介侯从中疏通。毛邦初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1950年因以他名义存的1000万美元外汇之事，和台湾闹翻了，避居墨西哥。周恩来表示，除甘介侯以外，其他的人都欢迎。李宗仁还向香港的黄旭初、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要尹冰彦以李的名义致吴尚鹰、毛邦初问候和邀请的信函。“文革”一来，他还真庆幸这些人没有回来，否则人人自危，无颜以对老友。
但政府还是保证了李宗仁的政治待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李宗仁也被请上了天安门。周恩来和李宗仁见了面，关切地问：“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气色比刚回国时好多了，身体还不错嘛！”
“谢谢总理。幸得总理多方关照。”李宗仁感激地说。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问：“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摆摆手：“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这我就放心了。”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眉间舒展了，“这就好。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谢谢总理。”李宗仁向周恩来伸出了手。他们握手告别。
可李宗仁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正当大多数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牛鬼蛇神”们，蛰居家中唯恐惹事时，李宗仁在清静了几日之后，又打算像往日一般请客吃饭，把一伙老友邀来相聚。章士钊接到他的请柬，赶忙来函制止，并劝李宗仁说：“当前运动正进入高潮，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如我公经常宾客满门，置酒高会，恐为群众所不谅。”李宗仁这才作罢，遂心中老大不快。
接着，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使李宗仁痛心的事接踵而来。最使他触目惊心的是，与他相交数十年的老友黄绍不堪凌辱自杀身死的事情。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黄绍去医院看病时，红卫兵冲进他家去造反，先没有找到黄绍，有点心不甘。刚走到路上，正遇黄看病回来，于是，红卫兵一拥而上，将黄拉转回家，抄家，罚跪，拳打脚踢。黄家这样被冲击了两次，黄绍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身亡，时年71岁。
李宗仁的另一名老友刘斐也遭到黄绍同样的境遇，抄家、抽打、罚跪之后，又将存折和现款全部收走，刘斐本人被打得卧床不起，夫人伍淑英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剃了阴阳头。全家只剩下9分钱硬币，粮票也被收走了。做饭的阿姨和开车的司机闹开了怠工，粮店和煤店对被抄家的居民停止供应，生活立即陷入绝境。刘斐被迫去扫街……
李宗仁这才意识到形势不容乐观。
9月15日夜间，李宗仁正在书房看当天的《参考资料》，胡友松在看英文稿《李宗仁回忆录》，警卫秘书陈贵上楼来说：“李先生，楼下有人找。”
李宗仁跟着秘书下楼来，客人已在客厅等候，他很客气地说：“李先生，国务院领导同志请您去疗养一个时期。今晚，我就是奉命来接您和您夫人的。”
军人出身的李宗仁有几分警惕地说：“我身体很好，没有必要去疗养。我就在家里好了，哪里也不去。”
来人显出为难。可是又似有难言之隐，说了半天都是重复刚才的话，而李宗仁也听烦了，哪里也不去的主意十分坚定。来人无奈，只好告辞走了。
大约11时，李宗仁夫妇已经入睡，秘书又在门外传话说，楼下又有人来。
李宗仁披衣下楼，心中很是蹊跷：这样晚了到底有什么事？
这次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他一见李宗仁下楼来，十分抱歉地迎上去说：“李先生很对不起，刚才来的那位同志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见李宗仁情绪尚好，便继续说道：
“刚才总理听完汇报，又全面地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哦，是总理派你来的？”
“是的。”
“那好，我听总理的。”
李宗仁痛快地答应了，高副局长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李宗仁上楼去，和胡友松商量了几句，两人就提着一个皮箱下楼来。他们一出门，看见一辆大轿车已停在门口，这是周恩来的红旗轿车。李宗仁夫妇跟着高副局长钻进车里，车尾喷出一丝轻烟，就驶离了。警卫秘书很纳闷：他们这是去哪里？
汽车在夜色里穿行，从长安街往西开去，停在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门前。原来，周恩来见局势进一步动乱，有可能冲击一些统战对象，就指示解放军总医院，将院内的高干病房全部腾出来，将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安排住进去，实行保护。这里楼门厅有军人值班站岗，不但和外界隔绝开来，就是内部也无法串联接触。他们住在这里，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殃及于此。为了以防万一，每人必须取一个假名。就这样，李宗仁成了“王敬之”，胡友松成了“唐伟”。
李宗仁在这里度过了最乱的日子。
这年的国庆节，李宗仁仍被邀请上了天安门。他仍由高副局长从解放军总医院直接送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开始前，上主席台的人都在休息厅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时，突然从门口走进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女人。人们都站起来和她握手。她和程潜握手时，因旁边的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和另一边的傅作义握手招呼去了。她像一阵风走过去。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
傅作义颇有惊色：“她是主席夫人，你怎不认识？”
李宗仁神色不安：“我只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可她今天改了服装，我认不出来了！”话语间颇觉失礼，后悔不及。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专家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制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出院，迁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多年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9月30日，他应邀出席国庆节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呆了两个小时，回家后顿觉身体不适，次日又病倒住院。关于此事，周恩来曾对程思远说过：
“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