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山庭在庭园内堆土筑成假山，缀以石组、树木、飞石、石灯笼等。至江户末期，则有所谓“真、行、草”三体，主要是精致程度上的区别。真筑山：格局正规，工程复杂，置石最多，有守护石、请造石、控石、庭洞石、蜗罗石、月阴石、游御石等；行筑山：稍为简略，置石较少；草筑山：布置简朴，置石更少，风格则较柔和。
平庭这种庭园内部地势平坦，不筑土山。根据庭内敷材不同而有芝庭、苔庭、砂庭、石庭等。一般采用低矮的石组，配以园路、“刈”及其他树木，其形式也根据园景繁简程度而分为真、行、草三种。
茶庭与茶室相配的庭园，有禅院茶庭、书院茶庭、草庵式茶庭（通常称为露路、露地）三种，其中草庵式茶庭最具特色。草庵式茶庭四周有围篱，自院门至茶室设置一条园路，两侧用植被或白砂敷于地面，栽植树木，配置岩石，沿路设寄付（门口等待室）、中门、待合（等待室）、雪隐（厕所）、灯笼（照明用）、手洗钵（洗手用）、飞石（即步石）、延段（石块、石板混合铺成的路段）等待客所需的设备。又因茶庭区划不同而有一重露地、二重露地、三重露地三种；三重露地则有外、中、内三区庭园。
枯山水在庭园内敷白砂，缀以石组或适量树木，因无山无水而得名。这是日本特有的造园手法。
（2）日本的庭园建筑手法
日本的庭园建筑手法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的变迁为日本庭园的建筑手法不断增添了新的要素。进入镰仓时代（13世纪）以后，日本积极吸收当时最新的中国文化，从而出现了以来自中国的绘画模式——水墨画美学为构思方法的庭园结构；以别具风格的岩石表示高山、以白砂表示大海来构筑山水庭园，形成了“枯山水”式庭院的雏形。到了室町时代（14~15世纪），“枯山水”手法正式确立。
枯山水庭园是一种缩微式园林景观，多于静谧、深邃的禅宗寺院。在特有的环境气氛中，细细耙制的一片白砂石，布局各异的几块石头，据说能对人的心境产生出神奇的力量，其中所包含的深邃的哲理，则来自禅宗道义。从此种意义上来说，“枯山水”庭园无异于一种“精神庭园”。
另一个对日本庭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可以说是茶道。13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饮茶习惯，在15世纪以后发展成为日本独特的茶道。茶道的兴盛给日本的庭园建筑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庭园——茶院。在通往茶室的小径上铺设踏脚石，不仅可以避免踩踏碧草青苔，更给人“小径通幽”之感。为了便于晚上举行茶会，还在途中立起以前只排列于神社和寺庙参道旁的灯笼。这种设计现在已成为日本庭园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模式。
日本的庭园经历了种种的变化，但其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以新的技法方式取代旧的技法，而是与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一样，以积极吸收新的成分而获得发展。
日本庭园或广袤、或幽邃、或开朗、或深沉，但总的来说日本庭园是以自然为主、人工为辅的，亦可以说是七分自然、三分人工，换句话说其构思与技法的特点就是“自然之中见人工”。
（3）日本的庭园建筑代表
梦窗国师的西芳寺庭园代表了镰仓时代后期的庭园风格。其主要部分是黄金池，周围将琉璃殿（遗址）、潭北寺（遗迹）和旧湘南亭配置于自然环境的中心。西芳寺里以洪隐山垒石为主，称为“坐禅石”的装饰随处可见，整体的空间构成上与《作庭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属寝殿系的庭园大体一致，作为精神是体现所谓“禅”，作为枯山水垒石是过渡时期的样式。梦窗国师还曾为甲府、镰仓等设计庭园，对后世庭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室町时期的东山殿（慈照寺）就是仿照西芳寺庭园营造的池泉庭园，风格具有寝造和书院造的过渡阶段特征。
室町时期以后，以禅宗寺院“塔头”（木寺境界内的小寺）为主，池泉、枯山水的修建层出不穷。与以往禅宗样式的伽蓝建筑非常一致的形式相对，禅寺的庭园表现了禅的理想世界，受到中国古代神话中蓬莱山、佛教须弥山等或相关的宋元水墨山水画等的影响。
室町后期、桃山、江户各时期的例作不胜枚举，江户中期以后，像《筑山庭造传》这样的书作为样本而被广泛流传，其影响在今天的庭园中也能看到。
大德寺大仙院的主庭为南庭和西庭，南庭是仅有两处“盛砂”（高高铺在门旁的砂子）的白砂庭园。据说方丈南庭曾经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寝殿造南庭使用白砂是为使室内明亮而进行的采光手段，现在的妙心寺方丈前庭也是同样的形式。据说东庭是开祖古岳宗亘作的微缩景观，以东北隅的立石作为主空间，配有瀑布、急流、桥、堰、船等景物，由此可以理解作者表现大河风貌的意图，但过多的“景点”使这里过于喧闹。近年，依据江户后期“大仙院庭园指图”形成了带有渡廊形的别有情趣的空间形式。
京都龙安寺石庭由五群白砂配置于十数个石头上，使五处垒石之间取得均衡，恰到好处，是很见成效的一种空间构成。只要再增加或减少一处，都会产生不安定的感觉。作者虽未留名，但其非凡卓绝的意匠和设计才能令人折服。关于其年代有室叮期的说法，但前庭中配置观赏石，大概已是桃山时期的了。
醍醐寺三宝院的庭园是在室町前期再建的基础上，由秀吉让庭师贤庭大规模改建的，耗时13年。秀吉死后，设置了庭石，所以各部分的手法不甚统一。然而整体的配置豪爽而明快，特别是池水边的石头，表现出装饰性很强的桃山时期的特征。
桂离宫是江户初期小堀远州的杰作，闻名遐迩，其整体设计和局部的意匠都很精到（下片有详述）。从空中看，其整体的配置从古书院开始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各部分均以多种手法营造，各处的尺度十分和谐，发挥了园林艺术的最大表现力。在苑路漫步，便可充分理解每个景致本身和相互之间形成的美。
南禅寺方丈南庭是远州另一派的例作，以东南隅为主空间，围墙对面的瓦以及远山形成的背景使这个庭园格外迷人，整个庭园浑然一体，独具风采。
金地院是南禅寺的塔头（本寺境界内的小寺），由僧崇传接受远州的意见而营造，为鹤龟的代表性建筑，将鹤与龟作为重点。其他庭园中也有省略鹤的造法。在金地院的空间构成中，鹤岛、龟岛均以同等关系放置在左右，形成美妙的空间。
圆通寺以典型的“借景”手法营造，借景以美丽的背景为首要条件，还要有积极的取舍意识。在日本，构成室内垒石修剪的草木、中景（竹林）、远景（比睿山）等美妙的空间排列体系似乎已成为常用的手法，树丛成为连接远近景的媒介。
奈良的慈光院庭园和大德寺方丈东庭等，也曾是极好的借景庭园，这些规模小而技艺精湛的庭园，巧妙地借取了许多自然的景物。在修学院离宫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个宏大的自然主义庭园里，自然景物成了主角，其优雅浪漫的风格，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思。
（第五章）朝鲜建筑
朝鲜的文化，早期也多自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建筑艺术早期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平壤附近的乐浪遗址出土了中国式的建筑物的遗存，包括高台和建筑物的基座，这些建筑物的式样与中国的建筑有着直接的相似性，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朝鲜建筑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建筑的显著影响。
古代朝鲜的宫廷建筑，也与中国古代相近，从形式来说，大体一致。由于它是仿唐的建筑形式，例如屋顶坡度比较平（中国古代到了明清，屋顶坡度明显变陡）。
百济和新罗时期的一些石制建筑还保留至今。如百济时期益山郡弥勒寺石塔和扶余定林寺石塔，以花岗石仿制木塔的结构形式。两座塔每层均为向上逐渐缩小的方形平面，并有假梁柱和角部微翘的屋顶。而同时期庆州的芬皇寺塔也是以石料为建筑材料，以中国唐代砖塔造型为原型，整体简洁大方，后世的宗教建筑也多以此作为遵循的依据。
（第一节）朝鲜建筑起源与发展
朝鲜和日本自古就同中国有亲密的文化交流关系。由于交流的关系始终不断，所以中国建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在朝鲜和日本的建筑里都有所反映。不过，她们最全面和最大量地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正当中国的唐朝，此后的吸收，在规模上和组织上都远远不及，而且长期处于封建分裂状态之中，进展迟缓，所以，朝鲜和日本的建筑中保存着比较浓厚的中国唐代的建筑特色。
1.朝鲜建筑起源
虽然中国的史书《三国志》和别的记载里提到古朝鲜在史前有三种住房：洞穴房、原木房和高架房，但是至今已发现遗址的只有洞穴房。洞穴房的结构包括一个深20~150厘米的坑和由类似三脚架的原木框架支撑的，可防风雨的草、泥上层结构。
新石器时代的洞穴房的坑为圆形或者椭圆形，长约5~6米，中央有火塘。早期的洞穴房绝大多数筑在小山上。随着这类住所逐渐向河边移近，土坑变成了长方形，面积也逐渐加大，并设有两个火塘。原木房是用原木并行相叠垒成的，在拐角处交叉相叠，用泥填满其间的空隙以防风。现在在山区仍能找到类似的住房。高架房很可能起源于南部地区。据说，高架房最造来贮藏谷物的，因为放在高处动物够不到，也比较阴凉。这类房子是现在的双层凉亭和瓜果园里的看守棚的前身。
372年佛教经中国传入后，高句丽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在1936~1938年进行的一系列发掘中发现了平壤附近几处大寺院的遗址，其中包括清岩里、元五里和山高里的古寺遗址。在发扬工作中发现，这些寺院是以一种人称“三殿一塔”的高句丽格局建造的，即东、西、北面各有一殿，南面是大门。宫殿似乎也一直是这样的布局。高句丽时代古坟壁画对研究当时的建筑有重要价值，因为许多壁画上所画建筑的圆柱是顶端有柱头的、有收分线的中胀型柱。这些壁画表明，作为高句丽建筑特点的隅撑结构和木材上的彩色在当时已经使用。
百济受高句丽影响，也受黄海对岸的中国影响。百济向南扩张，475年迁都熊津（即今公州），538年再次迁都到泗（即今扶余）。随着这种扩张，它的艺术变得比高句丽更丰富、更精致，建筑也更灵活，使用了曲线设计。虽然百济时代的房屋已荡然无存，但是从百济艺匠和技工帮助修建的日本法隆寺可以推想，百济建筑艺术在384年佛教传入之后进入全盛发展。在古建筑遗址发现的纹砖和其他遗迹以及历经沧桑留存了下来的石塔都是百济技术高度发展的证明。
据记载，百济建造了许多宫殿，但是，除了《三国史记》内提到的宫南池遗址之外已经一概不见踪迹。
1980年发掘了位于全罗北道益山的百济最大的寺院弥勒寺遗址。这次发掘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百济建筑的事实。弥勒寺的一座石塔是至今尚存的两座百济石塔之一，是韩国所有的塔的原型。弥勒寺本来有三座塔，布局异乎寻常，作东西走向直线排列，每座塔的北面有一座殿。每一处塔和殿的周围似乎都曾有顶盖的走廊围绕，形成三所自成一体的称为“一殿一塔”格局的寺院。中间的塔据发现是木造的，另两座是石塔。在木塔的北面和南面发掘到了一座大讲经堂和一座中门的遗址。
仅存的另一座百济塔所在地棗定林寺的遗址是1982年发掘的，在石塔北面发现了成前后排列的一座主殿（大雄殿）和一座讲经堂的遗迹，在石塔南面发现了也是前后排列成行的一座中门、一座大门和一个水池的遗迹。据发现，从中门到讲经堂曾有一些走廊围绕寺院。从扶余军守里一座寺院遗址和1964年发掘的也在扶余的金刚寺遗址可以看出，这种“一塔”格局是百济典型风格。但是，金刚寺的建筑物是东西走向排列成行，不是南北走向。
新罗受佛教影响是在527年以后。它同中国之间隔着高句丽和百济，因此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被冲淡了很多。正是这个缘故，新罗文化发展比较迟，但是也比较富于独立性和首创性。
在新罗时代初期的寺院中间，皇龙寺是在1976年有步骤地进行发掘和研究的。据发现，这座寺院规模相当宏伟。它建在一个方形区域内，周围有围墙，最长的一边达288米。
仅仅计算在走廊围绕之内的面积就约达8800坪（19040平方米）。据《三国遗事》记载，645年皇龙寺建造了一座九层木塔，高225尺，合现代尺度是80米左右。记载中还提到主殿内供有巨大的释迦牟尼像。这座像的石基座至今犹在。皇龙寺建于六世纪中叶，香火旺盛了680余年，其间曾多次更改殿堂布局。在其鼎盛时期，即668年新罗统一韩半岛之前，皇龙寺是“三殿一塔”布局，与百济弥勒寺的“三殿三塔”格局有很大不同。
新罗时代的另一座大寺院是芬皇寺，在它的遗址上至今仍立着一座三层石塔，据记载这座塔原本有九层。从残存部分可以看出，这座塔是用凿成砖形的石块筑成的。遗址上还留有一些插旗杆的石基座和其他石质遗物。
2.朝鲜建筑发展
新罗在660年击败百济，继而在668年击败高句丽，第一次统一了半岛，号称统一新罗。为击败另外两个王国提供了精神力量的佛教昌盛了，建筑和各种艺术也随之而繁荣。许多建筑方面的杰作产生于这个时期，尤为佛国寺及其用人工凿成的石窟庵为其中最优秀的典范。
佛教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其他形式建筑的发展，包括宫殿和住宅建筑。那个时期宫殿建筑的典范是庆州的东宫，其花园里的池塘雁鸭池遗址已经在发掘中发现，并且修复。历史记载中提到的大寺院有50多个，其中有10个以上（包括佛国寺在内）至今仍在开放，虽然这些寺院里的木结构建筑造于较近的年代。
艺术价值最高的是佛国寺。它竣工于752年，总建筑师是金大成。寺院位于吐含山西坡，殿堂建立在由自然石和经过凿削的岩石垒成的高高的台基上，石块大小不等，镶嵌得很美观。台基周沿围有石栏杆。寺前曾经有过一个莲花池，象征寺院与尘俗世界相隔。有四座称作桥的石阶梯通入寺院正院。东边两座桥通往多宝塔、释迦塔和大雄殿，即供释迦牟尼像的主殿。西边两座桥通往供阿弥陀佛的极乐殿。释迦、多宝两塔是新罗时代宝塔中间最美的两座塔。这两座塔使佛国寺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双塔”格局的典型，同时也表明石塔已经取代在“一塔”格局中受喜爱的木塔。
佛国寺内现在所见到的木结构建筑绝大部分建于朝鲜时代后半期，因为原建筑已在外国频繁入侵中被毁。集会大堂无说殿、供摩诃毗卢遮那的毗卢殿、供观音菩萨的观音殿以及一些走廊已在1972年修复。
在吐含山较高处由人工凿成的石窟庵是韩国石窟建筑最伟大的艺术杰作，庵内安置着世界上最完美的释迦牟尼像。石窟庵是佛国寺的附属部分，地点特意选在能眺望东海的位置。庵内有一间前室，有一小段甬道从那里通入一间穹隆圆形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