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还发生了另一场重大的诗歌事件，就是“盘峰诗会”中出现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立。其实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观念之争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分子，其最初身份都是对照于“权力诗坛”而存在的，他们在90年代的写作都具有“知识分子性”，而存在的方式也都曾是“民间”的。换句话说，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美学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有微妙的差异。但随着权力诗坛的趋于弱化，在他们两者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权力之争”。很显然，身居京城的“知识分子诗人”是90年代诗歌参与国际化进程的最大获益者，在政治与文化紧张关系逐渐缓和之后，原有的异端身份随之淡化乃至消失了，而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与翻译的兴盛，则使许多身处文化便利与开放前沿之地北京的诗人，一变而成为了声名远播的“国际诗人”。这样，身居外省、几乎与身处京畿的诗人同时成名的那些，便成了相对“被遗忘”的一群。这种巨大的不平衡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刻意放大与前者的差异，夸大同“本土”、“传统”、“民间”、“现实”等等场域的关系来扩展其合法意义，并且进而实现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身份矛盾——即所谓“国内流亡诗人”的说法，以及写作的“不及物性”的批评，以争取在经典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自身利益。
确实，“民间写作”的这一诉求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在盘峰论争及其余波中，民间一派成为了获益者，并且因为对于精英诗坛新的权力格局的打破，而为“中间代”、“70后”、“80后”以及“网络写作”一代的粉墨登场创造了条件。借着网络新传媒的蔓延，还有千禧年新世纪的节日狂欢氛围，中国的诗坛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局面。
四 当代诗歌的“地域性意识形态”特征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笔者对“当代中国民间诗歌地理”的描述，近乎于使用了一个传统的“时间叙事”，这几乎也是没办法的事，任何社会科学的命题都是历史的命题，不可能在完全取消时间因素的条件下完成一个历史叙述。我们所需要做的，一是尽可能地展开历史过程中的空间因素及其丰富性；二是在建构历史的逻辑与整体性时，尽量避免使用时间意义上的简单价值判断。很显然，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确有这样一个趋向，即它的民间特性、地理文化差异性处在一个“渐趋丰富”的过程中，而这一点也十分符合“进步论”的历史逻辑，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一过程中的空间丰富性，我们也确未能充分展开，因此，下面我要对于当代民间诗歌的地理属性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首先是“地域性意识形态”的差异。如同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中所阐述的，城市所构成的权力中心支配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而另一些居于边缘地带的地区则要努力冲破这种权威。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外省”与“民间”这类词语的日益显豁即与此有关。“外省”一词本无本土含义，是翻译文学中关于“巴黎”的对应物的一个特殊符号，它几乎是“乡村”或“郊区”的同义语，但随着2000年一份民刊《外省》（河南诗人简单创办）的出现，这一词语在当代诗歌中渐渐被确立了其与“京城”相对的意义。盘峰诗会之后的数年间，看起来是“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两种观念之间的对立，其实就是在这一旗号下“外省诗人”与“京城诗人”之间的分野。因此，“民间”立场及其表达方式——“说人话”的“口语”，还有“本土”的经验内容，便成为与“不说人话”的“雅语”，还有非本土的外来经验，以及现实的不及物状态的内容之间构成了对立的一种形式，并因此具有了另一种“道德优势”。这其实便是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力量，它结合了中国久远的革命民粹主义传统，与日益发育的大众意识形态，确立了自己在新语境中的身份与角色，以及价值与位置。
相比之下，“京城”原来由权力层级结构与官方意识形态、还有来自国际汉学的跨国影响、甚至“全球化”的总体文化逻辑所赋予的混合优势，在世纪之交似乎突然丧失了合法性。在延迁多日的论争中，知识分子诗人群体似乎显得有些无心恋战，其声言“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歌理想也显得略带悲情。然而这个群体在事实上仍然据有“国际化”的优势，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为例，他们在新世纪之后仍是经典化程度最高的诗人，并且日益享有国际性的声誉，每年有大量时间是在欧美与世界各地巡游和访问，这仍然是“外省”诗人们徒有艳羡而无力相比的。如今，两个事实上边界已日益含混的阵营，是以这样一种奇怪的交错与胶着的方式存在着。其中“民间”一派的领军人物于坚、韩东和伊沙等，也都有机会被译介和频繁出访，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已经“国际化”了，但是两相比较，他们的“待遇”还是不同：北京的“知识分子诗人”仍然拥有另一种不可动摇的“等级优势”——即全球性的诗歌知识以及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更高级”的阐释空间与可能，所谓庞德、史蒂文斯之于西川，里尔克、纳博科夫之于欧阳江河，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之于王家新，普拉斯之于翟永明……人们似乎习惯于在一个世界性国际化的诗歌谱系中诠释他们，赋予他们以一种类比的优势；而“外省”诗人便大约只能依据“本土”、“现实”等“地方性知识”来阐释其意义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地域内部的景观。仍以北京为例，在它的大街小巷中活跃着形形色色的诗人群体，他们寄生于各种体制：民间的、官方的、学院的、亦官亦商的、资本与企业主的；身份则上至官员，下至打工者，有小企业主、记者、书商、制片人、IT行业从业者、行为艺术家、冒牌学者、草根画家、行僧或食素者、无业游民、甚至痞子混混，他们构成了一个为本雅明所描述过的“游荡者阶层”。这个阶层也除非是在今日的北京，在过去，或是别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想象他们会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却能够被养活，并且找到自己的生存快乐与发迹之途。在北京的大大小小的朗诵会与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中，他们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交错构成无数个小圈子，也很快分化甚至反目成仇。也因为这样一个环境，北京成为了众多诗歌民刊、诗歌组织的温床。在这里活跃着《诗参考》《诗江湖》《第三条道路》《新诗代》《新诗界》《卡丘主义》《小杂志》《物》《红色玩具》等等比较固定的民刊，也有很难数计的以公开出版的方式面世的同人书刊；就经济力量来说，北京也通常有着外省很难匹敌的投资者，以中坤集团为例，其2006年开始承诺给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唐晓渡等主持的帕米尔研究院各投资一千万元，这样的投入堪称迄今为止的中国之最。虽然据说投资并未完全兑现，但至少在帕米尔研究院的名义下，“中坤国际诗歌奖”已经举行了两届，其影响也堪称严肃和巨大。这类活动中所具有的学术含量也是外省很难匹敌的。即使是在上海那样有经济力量的城市里，也很难想象会有一位企业家把巨额的资金投向诗歌事业。
但在另一个经济发达、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地区广东，却迎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诗歌繁盛时期。那里资金雄厚，流动人口非常多，但多数是底层人物或是两极分化的人群。但正是在这里，在世纪之初会聚了众多的诗歌写作者，仅以2005年、2007年由广东官方召开的一、二两届“广东诗歌节”为例，出席的本地诗人就多达200余人。有人甚至用“诗歌大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其诗人之多，出产作品数量之巨。在这里仅有影响的诗歌民刊，就有《诗歌与人》《行吟诗人》《赶路诗刊》《思想者》《今朝》《诗歌现场》《女子诗报》《低诗歌年鉴》《中西诗歌》《打工诗人》（报纸）等十多家，还有影响广泛的最早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各种诗歌选本。这些民刊有的因为获得了或官或商的支持，印装多体面豪华。迄今为止我确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个人们想象中文化的不毛之地竟出现了不可遏止的诗歌热流？资金的雄厚固然是文化滋育的一个基础，但社会生活的丰富奇特似乎才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确乎发生了太多的故事，积聚了太多的社会心理，有太多的血泪和秘密，有太多不吐不快的人心块垒。从郑小琼的诗歌里，我们便可以看见这一缩影：在铁一般冰冷的流水线上，在铁一般贫困而无助的生涯中，有千千万万个命运如同铁钉的、经受着锻造与锈蚀的卑微生命，他们忍受着铁一般的生存法则，经历着机器一样枯燥疲累的人生，但他（她）们的内心也燃烧着铁的痛楚与追问，积聚着铁的悲凉与呐喊，铁的顽强与奋争。正是在这里，在郑小琼的诗歌里，我们看到了工业时代中国底层人群的精神影像与生命创伤，以及以“铁”为经典符号的“时代的新美学”。
显然，是在一块人们想象中最近乎“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社会伦理与诗歌精神中的呐喊，在那块财富迅速积累，江河严重污染的地方，在那块外国的工厂与资本家榨取了中国底层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并创造了一个时代的GDP神话，帮助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美元储备国的地方，出现了这个奇特的诗歌景观：众多的打工者和刚刚脱离打工身份的、出于责任的或者仅仅是跟风的、各色身份的写作者，他们共同书写了当代中国未必是艺术质量最高、但却无疑是最具有现实感和最具良知呼唤力的诗歌。这应当是“当代中国民间诗歌地理”这一命题中最富有启示性与传奇色彩的景观。它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地域美学”——在这块土地上，显然中产阶级的感伤与自恋，花花草草的轻薄与调侃，还有普泛意义上的“南方的才情”，以及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后现代体验，以及“高端”的美学谱系与文化背景等等，都是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问题也不能极端化和一概而论，事实上即便在最为遥远的边地，也有着对等级意义上的“高端诗歌思维”的追求。在众多民间诗刊中，比如黑龙江的《剃须刀》《东北亚》，四川的《非非》《存在》，福建的《新死亡诗派》，还有地理不断迁移的《太阳》《女子诗报》，还有浙江的《北回归线》，广东的《今朝》等等，也都体现着对于普遍的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诗歌经验及其美学的诉求。另外，在上海，也活跃着与这城市的文化特色相匹配的诗歌群落，如我多次提到过的《活塞》就堪称是与广东式的“工业时代美学”相区别的另一种符号，它的充满死亡与幽灵气息的、对时代进行全景与哲学式批判的思想特色，以及它形同波德莱尔和布勒东式的现代主义混合体的美学特征，也都独属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地方，它的风格与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戴望舒、徐迟等人创立的“现代派”诗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在西南的民族地区，也活跃着众多的诗歌流脉与群落，最典型的是在四川与贵州存在了多年的《独立？零点》，以发星为核心，这个民刊多年来坚持着人文性与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他们不但在当代民间诗歌历史与地理状况的资料积累与整理上做了很多工作，还格外关注于彝人的汉语诗歌写作、西南的地域性诗歌写作，甚至他们的语言风格都带着浓厚的地域性与陌生化风格，这些都为丰富中国当代民间诗歌的地域文化与美学内涵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8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②同上注，第83页。
③福柯：《地理学中的问题》，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第1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⑤《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期。
⑥《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
⑦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第3—4页，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⑧斯达尔夫人：《论文学》，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第19页，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⑩该书所记载的地下沙龙有：1．以牟敦白为核心的沙龙，主要活动于1965至1966年期间，主要成员有郭路生、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等，以诗歌创作为主。2．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为核心的“X小组”，主要活动于1968年前后，该小组以思想活动为特点，讨论涉及时事和重大政治问题，后被发现，郭世英被捕，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3．以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主要成员的“太阳纵队”，活动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4．以回城知青黎利为核心的“地下文艺沙龙”，活跃于1969年冬天到1970年，在这个沙龙中曾诞生了广有影响的小说《九级浪》（作者毕汝协）以及《逃亡》（佚名）等，这些作品明显与时代的主调不相符合。5．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地下文艺沙龙”，大致活动于1970年以后。赵一凡与大多数知青出身的沙龙核心不同，他生于1935年，父母为高级知识分子，其本人自幼多病，曾长期卧床，靠自学成才。因为年龄较大，他的思想十分成熟，所以有很大影响力。他主要以传播西方文学与哲学书籍为渠道，影响周围青年，1975年初，他以“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的罪名，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之名，被捕入狱。6．1972年前后在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活动的，以回城女知青徐浩渊为核心的地下沙龙，成员众多，主要任务为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还有后来成为“白洋淀诗人”的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还有已然在圈子中负有盛名的依群，它后来对催生“白洋淀诗歌群落”产生了直接影响。除上述集体活动的思想性群落，该书还提到了一些异端与另类人物，如李坚持、刘森等，据称这些人大都留有另类的外表，擅长艺术或学为杂家，有神经质的气质，甚至具有“职业革命家”的风度，他们通常也以文学与艺术为媒介，向周围青年传播思考人生、不满现实的异端思想。上述内容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见北岛在1978年底给伍立宪（哑默）的信，未刊。
韩东：《关于诗的两段信》，《青年诗人谈诗》第124—125页，1985年印行，未刊。
参见本书附录部分，该文此前未刊。
欧阳江河：《没有了诗歌，就没有了下一个奥斯维辛了吗——答安琪问》，《经济观察报》2006年6月12日。
参见Maghiel van Crevel ：A Research Note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MC，Leiden University（Copyright February 2007）.
参见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程——序〈岁月的遗照〉》，《山花》199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