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是很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用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是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注：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右。）
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两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小报，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谋个生业。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它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节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侯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预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翰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由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必要的伎俩，根据卢之翰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动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价，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预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宋辽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因此，这两份报告不仅说服不了司马光，而且会让他更加乐观。石越知道他的习惯，司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彦成的判断的，职方馆的报告，他向来只做为一种参考。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时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琉璜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琉璜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侯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琉璜开采又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琉璜之后，日本的琉璜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琉璜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得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但石越并不想用那个办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想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
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但是，既然依靠范纯仁来说服司马光已经失败，朴彦成的奏折也没带来什么帮助，那么，石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辽人南下，而什么也不做。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
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她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她。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她狄家，但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得做罢。除此以外，清河的哥哥赵仲佺于绍圣四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侯，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侯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佺带到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佺，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
若以立国形势而言，南海诸侯中，再也没有比歧国公赵仲佺来得更加轻松的了。
石越与赵仲佺没什么交情，他如此关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与石蕤的婚事不协，她仍然坚持联姻石家，便已经是一种投桃报李之举。
如果请清河郡主在这件事上设法说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让人知道是他石越请清河代为游说，那么对他与清河，都会是灭顶之灾。只不过这种风险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极聪明的人。
让石越犹豫的是，清河虽然对高太后很有影响力，但却不是一定能说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机率有多大，若是不够大，他觉得轻易不该找清河帮忙。
就在石越还在为是不是要找清河帮忙而犹豫不定的时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即将南侵，结果除了换回石越的一顿臭骂以外，竟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他瞄了一眼书架上的历书，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绍圣以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汴京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冷，绍圣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雪，黄河冰冻，载满了粮食的牛车也能通行无阻。此后几年，虽然没有那样的暴雪成灾，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经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来，唐康就能感觉一股寒流直钻进脖子里。
这日乃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枢密院当班。唐康自出使辽国回来后，恰巧又赶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为被石越训斥，自己的主张又不被朝廷采纳，心中不快，因此这一阵都是闭门谢客，每日自密院回来，便只在书房读书。
今日文氏因许了几个孩子去动物园，早早便出了门。金兰因为是逢十——太皇太后特别恩许，凡是假日，特许金兰进宫陪王贤妃说说话。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兰一大早便进宫去了。唐康在家里读了一会书，心里翻来覆去的却只是念着辽人要南犯的事，也没什么心思。他性子如此，当日石越与他说的，不论有理没理，反正他也没如何往心里去。毕竟，不管石越高兴不高兴，他也承认了辽主是很可能要南侵的。对唐康来说，知道这个就够了。况且，石越所说的，也许有理，但唐康觉得，总归是保守了一点——以今日之形势而言，如若真的恢复了幽蓟故地，大宋控制着云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得着这么风声鹤唳。
想着这些烦心之事，唐康更觉索然，干脆把书给丢了。
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唐康在心里想道。司马君实不愿意面对现实，那就逼他面对现实。
他一面心里谋划着，一面随手翻弄着摆在书桌上的一堆名刺、札子，这都是这十来日收到的，迟早都要一一回访。其中有几份名帖放在显眼处，这些都是金兰替他打理的——自从唐康回京任职后，他们夫妻关系好了许多，虽然他心里仍有芥蒂，但是有金兰替他打理这些事情，唐康心里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比金兰处理得更好。如这些名帖，既是放在显眼处的，那必是金兰认为重要的。
他一张张拿起来看，摆在最上面的，是武成侯杨士芳与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札子。那是上次他们访唐康不遇，唐康着人送了封札子去谢罪，这是二人的回书，约唐康在方便时小聚的。他知道杨士芳的心思，笑着摇了摇头，将札子丢到一边，拿起第二封。
第二封却是永丰张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这个名字，不由愣了一下。这些天来，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已经听了不过十次了，举荐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来密院替他说项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密院内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放在这显眼之处，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