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的沉默和他无法在广大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些伤亡事故观察家们很自然地就会以为诺贝尔似乎缺少感情。不断的辛酸经历，已经把他锻炼成能够不带感情冲动地来接受命运的打击。但他在给他的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信件和电报中，则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在那里，他那常常是急切和忧虑的思想总在环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转动着，这位专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种解决这些不正常情况的药方。他认真地宣布说，由于他的发明，从瓶子里咒唤出来的那个已为人们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过向公众诉说衷情而把它再收进瓶子里去。基于这个理由，他只在他认为是唯一恰当的讲坛上讲话，这就是同他的科学家和制造商伙友们进行讨论。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他自然不会象大灾难的猎奇者那样使用恐怖的语调，也不会象新闻工作者那样，以追求轰动社会的标题等方式来说话，而是冷静地有知识地探讨着从速解决问题的措施。事实上，他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搞出了一些以确保安全为主要目的小项发明，这些发明不仅仅限于炸药行业，还包括诸如避免火车事故的装置、火警装置、海上救险火箭以及几种厂矿工人的安全装置之类的发明。
一位有着许多事情需要经营和卫护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击的位置，并且医治着自己的创伤。但在遭到被认为是不公正、背信弃义或者攻击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的事情时，人们将会遭到完全不同的一个诺贝尔。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过报刊或当局来发泄他的烦恼，而是用向朋友或技术专家写信的办法，来摆脱这些骚扰。看来就好象他对命运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闻，比对那小的讥讽和针刺更经受得住。这些信件通常有着严酷的嘲笑和毫不宽恕的讽刺。在这种时候，是不能轻视他的。他咒骂自己的炸药“已经沦落为不光彩的杀人犯的工具”；议会被他称为“牛皮大家的厅院”；他把自己那些讨厌的痛苦说成是“魔王的良好祝愿”；把为他看病的那些医生，叫作“肮脏的课税院”；并且认为“与那些作为两条腿的瘟疫细菌的新闻记者相比、连虱子都完全应该得到祝福”。他甚至对上帝也发牢骚，并曾气愤地写道：“这个老人真的完全没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着系统的残暴作用，并且总要伸出他的魔爪。人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诺贝尔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同多种国籍的律师们打交道。他曾用四种语言无数次地谈过与他们办事的经历，说“他们是一批吸血鬼，在对一些毫无意义的含糊不清的法律条文提供某些浅薄解释之后，就要拼命地吞剥财产”。
在被线状无烟炸药这场官司的鼓噪激怒之后，他曾写道：在圣经的十戒之外，应该加上“你不要去改进”这条第十一戒，因为“问题是，你也许可能成为一个注定要受劫难和被打入地狱的发明家”。
他在拒绝将一艘新轮船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号”命名的请求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坚决反对这样做，主要理由是船只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她’，这艘船将被指责为企图不老实的隐瞒她的性别。此外，由于你指出这是一艘样子好看的巨轮，因此，用一条老破船的名字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关于发明专利权的书信既多又细，这里只摘引一封寄自一八九四年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瑞典发明专利权办公室竟然拒绝给我的新型引线发给专利权，是一件奇怪的事。对迄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出的任何一种实用的解决办法，都是一项发明；而对这条基本真理的误解，使所有的初步调查部门受到蒙蔽，从而作出了最可笑的声明和拒绝。假如它们存在或盛行于瓦特的时代，那么，他将永远不能为他的发明取得一项专利权。他们将会对他说：水是已知的东西，蒸汽是已知的，它的凝结也是已知的事情，所以，它将会荒唐地把一台凝结器放在不同的地方，称之为一项发明。人们将会嘲笑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瓦特。”
在很多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虚构着作中，有一本书的名字是《无人知晓的人》。由于即使在他作出很多发明而变成世界名人、他的企业变得异常巨大、他自己也变为一个富翁之后，他仍然不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书名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是在他间隔访问的祖国，还是在他安家落户的其它国家，他大体上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情况。
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位“工业大王”或“大资本家”，应该具有怎样一种仪容和举止，好许有着先入之见和老套概念，毫无疑问，会对这位居住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个子矮小、皮肤发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虚张门面，也不大摆架子，而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他自己几乎不注意讲究或奢侈，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不高。邻居们和走路的人，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他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试验，因此，他实际上从来也不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作“一个走单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的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他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无法避免地成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么，难道就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出壳吗？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如此地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从他的早期起，所交结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格纳·索尔曼等后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对于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娱乐活动的参加者。朋友们曾经谈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格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并非由一套料理或体势构成的，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诺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希图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他感到在这方面是得心应手和满意的；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得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讨厌的祸害；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来，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作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连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施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接触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他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帐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流露出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计划的，它们经常包拈在某处着名的温泉场或疗养地逗留一段时间。这就是诺贝尔所进行的休养尝试。他的休息是通过交换一下景色进行的，但对于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放松。虽然他经常表示愿意丢开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却一直做不到。许多问题和“尼夫尔海姆鬼魂的作崇”，以及信笺和地址簿，都在到处陪伴着他，而他旅途中写的书信，一点儿也不比在家的时候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