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对内森·索德布罗姆的教区工作，经常给予金钱支持。索德布罗姆后来成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师。他曾给诺贝尔写了下面几行很有启发性的话：“我们在宗教观点上的分歧也许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为我们两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邻居，做一些我们希望他为我们做的那种事情。坦白地说，我有一位继父，而我只厌恶自己，却一点也不厌恶我的邻居。但是；就我的理论宗教观点来说，我承认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常轨上分离出来的。由于这些问题远在我们之上，我拒绝承认它们是通过人们理解的办法解决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就好象将圆形变成方形那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们不能相信什么，却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没有越过这些范围。任何曾经想过这一切的人，都一定会认识到，我们正被一个永恒的哑谜所缠绕着，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们透过上帝的面纱，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来自个人的想象，因此应该被拘限于个人的直觉。”
诺贝尔在复信中，远非作为一个宗教的敌人出现，象他那样对生活的精神价值有着强烈感的人，也许为数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围绕这些精神价值的教条和装饰。诺贝尔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动之外。不管他是在家里还是外出旅行，他读的东西都很多，并且通过各种政治色彩的报纸，他对世界政治状况显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使我们可以对他在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个近似的看法。他把强权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阴谋诡计，始终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种强权政治影响他的国际活动，并且总是同他所憎恶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没有写完的短篇小说中，他以戏弄的方式无情地鞭笞了政府机构、官僚作风和陈腐法律等。由于这些私人写作在他恼怒和生病时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所以这些批评有时走得很远。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都看不惯。他的批评态度不仅是前后一贯的，而且是对所有人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舒克教授认为，诺贝尔无疑是受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俄国流行的文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用自己的一切气质，来反对沙皇这类专制政治。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群众的政治常识没有信心，对普遍的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利，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强烈怀疑给妇女选举权或让妇女参加政府的政策，他说：“东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认为，他是“一种社会民主派，不过却有点变形。”但是，索尔曼并不同意这一点。他的意见是：“诺贝尔在立场、言论和行动方面，表明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不同。他甚至很难作为一名民主派。他对在他工厂里的工人抱有好感，并且照顾他们的利益，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个人接触。对他自己的仆人来说，他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是，他却拘守礼仪，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当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时候，也从不这样。”
他热烈支持平等机会和大众教育的原则，他曾说过：“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他对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个人信仰，表示极大的尊重。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发明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要同各国的高级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和争论。由于他对当时的政府和国家当局以及它们的司法和经济机构持有众所周知的批评态度，因此，看来他绝不可能会对社会民主党广义的基本原则例如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量的私人财产不应该被继承或者留给亲属，其理由正象他说的那样：“它们将由于帮助懒惰，并且因此而助长损伤人类的元气，从而带来灾难。”他自己的遗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证明。有那么一两种对他作出的判断，因为它们简洁有力，而曾被轻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学传记里，因此必须予以澄清。例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这个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错误是，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不够恰当。他的确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处旅行，对于行动的独立和自由，有着急迫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有点相似，但人们熟悉的流浪汉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却一点也没有，他并不放荡不羁，从不懒散，也从不无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贫穷的年轻时代，麻烦的成年时代，还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时期，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成为任何别人的一个包袱。他总是目的明确地行事，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的确是一个不同的流浪汉。似乎可以给他另外一个称号——“当时最不摆架子的大富翁。”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本曾为很多人引用的广泛传记中，诺贝尔曾被称为“使用炸药的歹徒、作恶分子和军火商”，说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坏力量的典型”。他可能发现并且从事过致命的东西，大半是在他死后，他的某些发现，逐渐发展成为用于生产军火的整个工业。但是，在诺贝尔自己的精神和性格里，在他的行动、文字和目的中，却绝对没有那种自利自利和残酷无情地从死尸身上掠取金钱的冷酷剥削者的迹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证明这种无耻的谰言。不幸的是，正是这些陈词滥调，在那些不动脑筋的读者脑子里，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而那些更正确但却并不耸人听闻的其它论断，则早就被忘光了。在试图解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社会事务的态度时，人们又一次遇到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矛盾。人们发现他的观点是来自固执的癖性，同样也是来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他童年时代在瑞典的家庭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状况，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多种多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和不停息的活动，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
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的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的隐居地方弄清了他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看得出来：而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关于他巨大的商业交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注意给予社会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决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在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地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作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作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地来呆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
诺贝尔同他每个大大小小的同伙之间的团结，有着许多范例。他曾写道：如果那些没有干好工作的部门被认为应予关闭，而这一步意味着解雇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这种痛苦的措施。”
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庆祝一次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