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情况来看，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次搬家是顷刻之间完成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离开巴黎，诺贝尔辞别了他度过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并在那里进行过很多试验的环境。尽管他在居留巴黎期间曾用了很多时间去旅行，但塞夫兰实验室却是他永久和最喜爱的工作地点之一。与不下五十项大大小小的发明创造有关的最后阶段的化学试验，以及办理专利权和投入生产等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巴黎，他熟悉商业生活的一切：成功与巨大的经济利润；令人烦恼的诉讼；企业里的侵吞；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他的产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灾难事故的报告等。在巴黎的年代，还包括大型卡特尔的组成：在石油生产公司处于棘手的财政困窘时期，他所给予的帮助，以及他的伙友保罗·巴布背着他所干的非法操纵等。这些非法操纵，是在巴布死后发觉的，曾给诺贝尔造成巨大损失；那件“巴拿马丑闻”，使他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
在纯私人事务方面，他在巴黎的最后五年，遇到了很多痛苦和麻烦的事情。他最亲爱的相依为命的母亲于一八八九年去世。这使他忧伤到几乎失去平衡的地步。诺贝尔与他的哥哥路德维格，毕生关系密切，并将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投资在路德维格的企业里，但是，路德维格由于操劳过度，死于一八八八年。世界的报界出自某种原因，将石油大王路德维格与黄色炸药大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淆起来，写出了很多矛盾重重的关于后者死讯的文章。法国的新闻报道最不客观，而且语调尖刻，这当然是因为对塞夫兰的插曲记忆犹新。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记录表明，他当时曾以异乎寻常和令人不解的愉快，读着世界对他本人和一生工作所作的评价意见。没有任何人，特别象他这样一位经常躲避公众眼光的发明家，能够不被这种注意所感动从而保持平静。大约有一半这种死讯报道，提供了有着惊人错误的个人材料，而那些评论，则介于当时典型的颂词之间。
在混合无烟炸药问题上，同法国政府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尽管形势逼人，却只不过是诺贝尔经历过的一系列挫折与不幸之一。他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所遭遇的一切，当然无论他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尽管健康不佳和生活繁忙，却是一位能够勇敢地经受和忍耐得住的人，因此谈到这些，就不是多余的了。正是这位五十八岁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了他的工作神经中枢所在的法国首都，离开了他在那里接触文化生活并且会见了各个领域很多伟大的当代名流的巴黎。
如果有人要将“家庭”和“轻松”这些字眼，与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样一位浑身都是精力的人联系起来，那么，他就无疑要把巴黎看作是他的真正家庭。那里的图书馆、马棚和兰花室，是他在少有的空闲时间轻松于他的爱好活动的见证。还值得提到的是，在离开他那座单身汉住宅不远的一所套间里，他曾有过一位幕后的年轻女人，她和他往来达六年之久。他慷慨地给过她无限关怀，尽管他的苦心没有得到任何感谢，他却试图对她进行某种洗炼，希望能够使她成为自己生活的伴侣。在迁居圣雷莫的头一年，他们之间就破裂了，从而粉碎了这场蠢梦。当时，他曾在财富和世界范围的生意中，以沉默和深切的孤独感，忍受着这一无比的痛苦。
当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保罗·巴布曾在诺贝尔公司参加过许多重要活动的范围为人知晓后，人们也许以为：他在一些主要方面担负着诺贝尔一直不爱干的经理和组织者的工作，这足以使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还是一位政客和激进的代表，并曾在鲁维耶政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共和国农业部长。这意味着，他一方面有条件利用他在高层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企业谋利；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冒险和可疑的行动，他淹没在倒霉的投机生意中。特别是在一八八○年后，随着他日益增长的权利欲，他经常同诺贝尔在精神上属于正确的意见和健康的判断背道而驰。
巴布对巴拿马运河工程很感兴趣，这曾在一八九○年前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在那一年突然死掉，诺贝尔被投进了苦海。据透露，巴布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严重地陷入一场以“巴拿马丑闻”着称的巨额行贿与国家彩券事件。此外，在法国黄色炸药公司与巴布联系密切的几名经理，在他许可并且背着诺贝尔的情况下，使这家公司纠缠进可疑的甘油投机之中。结果遭到了破产。诺贝尔在访问汉堡时知道了这件事，并曾一度认为，在这些根本不知道的生意中所承担的经济义务，把他完全毁了。他甚至还想到在德国公司里当一名化学工作职员。幸亏甘油投机买卖的损失比他所听到的要小些。他象年轻时一样，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这些损失，由他握有股票的一家公司提供证券贷款予以补偿。总公司的所有经理委员会成员都被撤换，他任命了名声好、有干劲的商人保罗·杜比特担任经理。杜比特不是政客。这家公司此时的资本，已经增加到二千万法朗。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一可悲事件，用四种语言愤怒地给各伙友写的信件是他对人和对政客与国家看法的肯确性与讽刺挖苦的最好典范。这些信件还表明，几百万法郎的沉重损失，远不如他信赖的合作者那种背信和贪婪以及国家官员的腐败更使他感到心绪烦乱。
法国公司的改组是诺贝尔的一项巨大功绩和一种前所未见的事情。现在，他对企业上的忧虑和危机已经感到够多的了，象以前通常那样，他渴望放弃财务和商业方面的工作，以便将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实验室的研究中去。他在这一时期的通信清楚地透露了这一点：“我厌倦于炸药贸易，在这方面，人们要不断由于事故、限制规定、繁文缛礼、自夸空谈、不轨行为及其它麻烦事情而摔跟头。我希望安静地将我的时间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而每天带来的新忧虑；使得这种希望成为不可能的事……我希望完全摆脱商务；而各种各样的商务……对我来说，就好象兀鹰窝里的一位和解者那样，简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事情……没有丝毫理由说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受过商业训练并且从心眼里嫌弃它的人，应该被所有这些商务事务所折磨；而我对这些商业事务，不比对月球上的人更熟悉。在美国、瑞典和挪威的公司正处于繁荣时期，不需要以他们的商业事务来麻烦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公司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他一八九一年迁居圣雷莫之前，无疑是出自放心，诺贝尔坚决辞退了所有黄色炸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职务。尽管如此，直到他死的时候，他始终对它们保持着起支配作用的影响，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大股东，以及因为他的坚毅和廉洁的人格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完全尊重，而且也由于他作为一位发明家，人们对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充满信任。但是，他一生四处奔波的历程看来却命中注定是复杂、劳累和忧虑的。这位发明家希望在和平与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夙愿，从来也没有实现。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反而遇到了逆转的命运。诺贝尔的无烟硝化甘油炸药，即混合无烟炸药，立即引起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浓厚兴趣。也该着倒霉，它在英国所引起的兴趣，给这位发明家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辛酸沮丧的事件之一。他同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关系，使他对在英国进行成功的生产，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抱着特别大的希望。正是诺贝尔在黄色炸药时代的老敌手弗雷德里克·艾贝尔教授，再次阻挠了他的计划。尽管存在着技术意见方面的分歧，但诺贝尔曾以巨大的圆通手法，处理这些分歧，这两位专家相处得还算相当友好。十多年来，他们曾就技术问题交换信件，并且不时在伦敦或巴黎相见。诺贝尔同艾贝尔的好朋友、着名的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迪尤尔教授，也有着密切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