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生存困境。沈从文首先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的狭小和凶险。沈从文较早展露人的生存困境的作品是《初八那日》。在这篇小说里，沈从文真切地触到了死亡。他本来是在展示着生的，初八好日子，有人接新娘子，两个锯木头的工人也在谈着接亲的事，年轻的一个家里正在给他定亲。喜气从公园正开得热闹的花和接亲的鼓乐里弥漫到年轻的七老心上。生的气息正浓的时候，死就来了，风带来的，也就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像风一样迅速。年轻的一个就死了。给人的感觉就像沈从文说过的，给人掴了一个巴掌。这应该是沈从文从街头一景或是报上的一则新闻演绎成的，事实就是两个工人的一伤一死，并且死的是年轻的那一个，但沈从文突出的却是生的气息，然后让这点气息一眨眼就被死神带走。在这篇作品里，沈从文主要表达的是惊诧而不是同情。这种惊诧隐藏在平静的笔墨中，从死的迅速和无声息里表达出来。而且他把这种感觉留给读者去感受，自己并不说什么，只是展示。这并不是沈从文很重要的一篇作品，却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人生就是站在某一条线上，但人自己却不知道，不管是小心还是不小心，都可能跨过去，面对毁灭和死亡。这为他以后的此类体验奠定了表述的基调。生与死之间的障碍就像是一丛年久失修的篱笆，轻轻地一碰就走入了死境。而总是有某种力量推着你向那篱笆靠拢，你不得不碰上它。而且，谁也拉不住谁。这里既有时代社会的原因，人的原因，也有谁都决定不了的命运的原因。
沈从文所钟爱的那些水手们，他们生存的空间和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空间只有那小小船上的小小的一角。作为与死搏斗的工作时间是主要的，作为一个人的时间就短得可怜了，就是在船的停走之间。牛保与爱人的一次相会要被无数次的催逼。生命的空间也小得吓人。在《石子船》中，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得力的拦头的水手，却被水夺取了生命。并且没有人为此感到特别的悲伤，船主一直在想着自己的那点财产。八牛的死甚至没有在水上溅起一点浪花。对于水手来说，水是他们最亲近的东西了，却会毫不留情地吞噬他们。他们的生存空间太小了。而那些吊脚楼上的妓女呢，她们更在被挤压在最小的空间和零度的自由里。她们的生存空间就是那个小小的吊脚楼。感情已经是奢侈，还寄托在那些连自己的命也不一定能保住的水手身上。水手和妓女们的感情世界只靠一点“露水恩情”来滋润，虽然这点感情会因为他们生活的单纯而被无限地扩大，“他所得的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柏子》.《沈从文全集》9卷.)而且她们的情感空间并不属于自己，她们要要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生存，讨好那些商人。她们就在这种狭小到极点还要被层层分割的生存空间里获得那很有限的生存。她们的生死并没有人在意，“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沈从文全集》11卷.)。死对她们来说是真正的解放。更何况，总的来说，时间对他们毫无意义：“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沈从文全集》11卷.)沈从文说他们的生存也是贴近自然的，因为《边城》就生活着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却分明感觉到他们生存的物化。水手就是为别人驾船的工具，而妓女则是被买卖的“商品”。他们的快乐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生存被限制在不能再小的空间里，并且直面死亡。
沈从文的此类关注还投在那些走卒贩夫身上。他们的生活就是“吃、喝、走路、骂娘”，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是从很远一个地方走来，八十里，或一百里的长途，疲劳了他们的筋骨，因此为熟睡所攫，张了口，像死尸”(《旅店》.《沈从文全集》4卷.)。对他们来说，人生就是走，而且是被死神所追逐的走。他们的生存空间得从死神那里争夺。《旅店》和《山道中》是对他们生活空间的两方面的揭示。《旅店》突出了他们的停下来时的生活。沈从文是善于从任何生活中寻找意义的。他们的一生虽然是不停地走，但总有停下来的时候，而且，那样的时候就可能留下回忆。一个大鼻子的客人在一个旅店里得到了美丽而充满野性的老板娘黑猫的垂青。那点情就成了死神的礼物，他收下了，一眨眼就把自己交给了死亡。《山道中》讲述的是他们走的部分。一路凶险。“从洞边过，从溪边过，从茅屋边过，路上全是一种寂寞荒凉情形。茨堆上忽然一朵红花。草地里忽然满是草莓。一条行路的蛇。一只伏在路旁见人来始惊讶飞去的山鸡。一间被兵匪焚去的屋。一堆残败的泥墙。一个死尸。一群乌鸦。”而且路上有“执刀拦路的贼，有毒的蛇，乘人不备从路旁扑出来袭人的恶犬，盘踞在山洞中的山豹”，它们无时不与过路人为难。他们要走的路“全是在深山中，人家很少，坡是荒废的。间或有密密的树林，无人看管的菜园，破败坍毁的水磨。路上所见的本地人，几乎全是褴褛不成人形，脸上又不缺少一种阴暗如鬼的颜色”(《山道中》.《沈从文全集》8卷.)。充满了恐怖和死亡的氛围，这就是他们要走的路。造成这地方荒凉的与其说是匪，不如说是剿匪的兵。他们以剿匪的名义，把当地血洗，杀了四百多人，杀小孩子，娘子，老太婆，杀得鸡犬不留。荒凉加上仇恨，这地方更恐怖了。卖纸的商贩被抢，没有死只是侥幸，他们以后的人生还要在这路上走。持刀的兵士被杀。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与死神擦肩而过。故事充满了暗示，在这片处处隐含着死亡的土地上，人的生存是没有空间的，只有死。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一个年轻美丽而有人爱的生命选择死亡。在这件没有谜底的故事背后，也隐藏着谁都无法清楚的生存压力。
当沈从文把他的这种生存关注投射到都市的时候，他看到了失去了土地的下层人的生活与人本身应该享有的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腐烂》展示的是都市下层人民完全非人的生活。他们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的空间，而成了依附的都市里的浮游生物。他们生活在都市的一角，那里“总永远是那么发臭腐烂，极不体面的维持下来”。他们唯一的一点空间就是那个“从煤灰垃圾拓出的小小场子”。他们是无根的一群，“谁也不知道他原来从什么地方来，也不问他将向那里去”。他们“没有饭吃的，应当打算找一点东西塞到肚子去的计划，没有住处的，也应当打算找寻方便地方去躺下过夜”。或者他们住的地方“使人发生在猪栏里住下的感觉”。小孩子呢，能让人生出“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的疑问。他们往往不知道父亲是谁，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父母的所在，像是靠一点空气就长大了的小东西，小小生物，“长年龌龊的像条狗，成天到外面去找人打架，成天去做一些下流事情”。他们的所谓精神活动就是赌博。这些离开了土地的流浪者，也失去了土地给他们的那些淳朴和善良美德，他们“那种愚暗，那种狡诈，那种人类谦虚美德的缺少，提及时真使人生气”(《腐烂》.《沈从文全集》9卷.)。他们是最贫穷的一群，从物质到精神都一无所有。而都市还在对他们进行着剥夺和腐蚀。沈从文本来是带着一种深切的关注之情来写他们的生活的，却也忍不住流露出厌恶的情绪来。沈从文认为人不能离开属于自己的空间。像《建设》里的那个工人，聂华苓认为他是与“地点”脱节的乡下人。他在都市过的是“兽”的生活，是被现代文明所虐待的生活。像虎雏，离开了湘西，他就无法过人的生活。他们都杀了人，都市是滋育他们犯罪的地方。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他们就像是闯入了人间的兽，既被人伤害又伤害人。他们的生命力在这不相宜的环境中变质为一种破坏力。沈从文要强调的就是土地对乡下人的重要，也就是生存的空间对人的重要，否则受了挤压的生命变形是必然的。但现代社会就是个剥夺了乡下人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是精神困境。相对于生存的物质空间的关注，沈从文更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精神空间。物质上的苦难与那个苦难的社会紧紧相连，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堕落本质。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的精神空间的关注，则有着更广阔和永恒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能把人从狭窄的精神空间中解救出来，说不定会制造新的更难摆脱的“囚禁”。沈从文把这种关注投射到尽可能多的人群中去。
首先是那些农人，那些生存第一的农人。很少有人能注意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一般作家眼里，他们就是愚昧和麻木的一群。在那些进步的作家眼里，他们作为一种力的象征而成为一种表意符号，如《日出》里那种“打夯”的声音。沈从文真正关心他们的心灵。《丈夫》揭示了乡下人的生存空间和精神都被惨烈地剥夺后，他们的觉醒。那个可怜的丈夫，他甚至出让了自己最隐私的空间。他“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地喘气”。他起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名分不失，利益存在”。当他亲眼目睹了妻子的生活，亲自体验了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巡官就要来的”——之后，他终于失声地哭了，并带走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呢，她首先是丧失了家园，“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轻而强壮的丈夫的怀抱”，来拿自己做“生意”。她甚至丧失了纯朴，“慢慢的变成为都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远离，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都市里人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丈夫》.《沈从文全集》9卷.)。她的丧失是彻底的。他们在用最大的代价换最基本的生存。但沈从文反映的是他们是人，生存是重要的，但不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他们要为自己作为人的生存争取最基本的那点空间。这种挣扎是非常庄严而沉痛的。还有《贵生》中的贵生，总以为是金凤就是自己的，却在准备结亲的时候被人横夺了去，以至于他在金凤成婚的夜晚放火烧了金凤的家和自己的家。他的反抗找错了对象，但他至少让人知道了他的尊严，为此他失去了一切，也在所不惜。对这些安于土地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容易冲动的，让一个农人从他最切身的感觉出发去认识自己的生存，这是沈从文式的觉醒。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出发，实际上关注的是他们的情感世界，这种深切的关注确实触到了他们生活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