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是著名的油桐之乡。早在秦时，阆中、宕渠（今营山县）、江陵（今南充龙门镇）桐子加工已有一定规模，西汉时安汉县城（今南充市）为桐油集散口岸，明朝正德年间（1516年）已远销东南亚及欧美，享誉国际市场。自元朝末年开始种白蜡（女贞），清乾隆时开始出口。
50年代初，南充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还有20%左右，活立木蓄积量约3000万立方米。1950年国家成立了川北伐木公司在苍溪、阆中等地伐木，砍伐量每年约4万立方米，主要运到重庆等地，但采伐时间不长。
对南充地区森林的第一次破坏是1958年到1962年初。1958年“大跃进”时，全地区12个县、市同一天宣布将95%的山林树竹由农民私有林折价变为公社集体所有林，又大办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养猪场、大熬烤胶、大搞柏桠肥和烟熏肥……一系列的“大办”，依靠的都是砍伐森林。曾组织30万人上华蓥山炼钢铁，并砍伐了大量林木烧成木炭供炼铁之用。地委和专署还让700多矿工、2000多农民筏工组成浩浩荡荡的“伐木运材连队”，远征苍溪、阆中、营山、仪陇等集体林区伐木几十万方——因交通不便，实际只运出了8万多立方米，其余竟全部腐烂在山上。
除了一系列的“大办”之外，还有“以粮为纲”、“青山变红山”等等。“大跃进”三年，被砍掉的活立木蓄积量竟占总量的一半以上。以致1959年，昔日许多“青翠重重”的地方，便已经陷入无林可砍的窘境，每年全地区都要从外地调进3～4万方木材解决燃眉之急；1960年以后，60%的农户每年竟缺烧柴3～6个月。
严峻的毁林后果，使南充地区的当权者有所醒悟，自1962年9月以后重新落实了林权，将公社、大队的山林树竹全部下放生产队，1964年省委号召“三年解决烧柴，七年解决用材”后，南充地区积极响应，三年中成片造林4.8万多公顷（72万多亩），零星植树10多亿株。
但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混乱中，南充地区的森林再次遭到浩劫，到底被砍去了多少林木已无法统计，只知道：
1975年森林覆盖率仅仅剩下了5.77%，活立木蓄积量从过去的3000万立方米降到了485万立方米。每年需从外地调入木材10万立方米，连农民用的锄把、扁担、粪桶都要靠从外区调进“专项农具用材”解决。
“文革”后1977到80年代初出现了第三次全区性大规模砍伐森林的情况。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土窖烂苕的问题，全地区5.9万个生产队，队队都兴建了一至两个“高温大屋窖”，每个大屋窖需用木材2～3方，紧接着外贸和食品部门又发展蘑菇生产，仅此两项“工程”，全地区就砍去集体林20～30万立方米；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多年来林业产权不清，农民对政策心有余悸，于是便以解决住房为名，大肆乱砍滥伐，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83年共砍去集体树800余万根，达30万方以上。
森林的消失不但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也使南充许多地方出现了水荒，关于“水”，有许多悲惨的故事。
有个农妇，一整夜在干涸的泉眼边一滴一滴地接了一盆水。天亮后，她疲乏地睡着了，想不到家里的公鸡把这盆水给她弄倒了。农妇醒来后一看水没有了，气得大哭一场后竟怀疑是侄子偷了她的水，便质问侄子。侄子怎么辩白甚至赌咒发誓她都不相信，气得侄子最后竟剁去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
为争水吵架、打架乃至喝农药自杀的都不是个别现象。
火灾和“无烟的火灾”
除了乱砍滥伐外，对森林的毁灭还有火灾和“无烟的火灾”——病虫害。
1987年5月我国大兴安岭地区燃起了一场大火，持续27个昼夜，烧毁森林70万公顷（1050万亩），3座城镇变成废墟，193人丧长，6万多人无家可归。这次大火被生态学家们认为是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之一。
2001年5月底我到四川的甘孜州时，听说3个月前州内的雅江县发生了森林火灾。这次火灾惊动了国家林业局，烧毁森林1102公顷（1.65万亩）。为了扑灭这次火灾，全州各县林业局的灭火队都参加了突击，共出动3700多人，包括部队310人、武警400人，奋战9昼夜，并出动飞机2次、人工降雨2次。扑火中牺牲2人，一人是雅江县委书记儿子、林业局职工昌珠，一人是村民达娃，受伤的还有5人。
这次火灾发生的原因是一个11岁的小孩在放牛时烧了一堆树枝烤火取暖，离开时只尿了一泡尿去灭火，谁知火并未熄灭……
由于人工扑灭森林火灾十分困难——至今也是世界难题，不但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办法，发达国家也往往无计可施，因此火灾对森林资源的毁坏确实是让人惊心动魄的。
据统计，1953年至1990年甘孜州共发生森林火灾1352起，其中大火灾58起，特大火灾11起，发生火灾的原因除19起是由于雷击外，其余绝大多数是由于人们生活用火不慎引起的，成灾面积达12.6万多公顷（189万余亩），烧毁的林木近1.7亿株，并造成死亡34人、轻重伤240余人。
1974年道孚县驻甘孜部队骑兵团的战士烧炭时引起了一场大火灾，燃烧的时间竟长达一个月，烧毁山林7000多公顷（10.7万亩）。
1972年白玉县发生的一场大火灾，曾被记入了甘孜州《林业志》的《大事记》，是甘孜州解放后的最大一次森林火灾，足足烧了半年之久，受灾面积达1.3万余公顷（20多万亩），烧毁活立木蓄积80多万立方米。30年后2001年6月我到白玉县时，还看见在连绵20多公里的一座座山峦上，仍然残留着火灾的痕迹：有的山坡上已经重新长出了一些孱弱的桦木和灌木，有茶杯粗细；有的山坡却仍然是光秃秃的，只留下了几棵稀疏的、已经死亡了的火烧巨木，孤零零地、悲伤而绝望地直指苍穹。不知道这些山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恢复昔日的蓊郁？
而雅江县据说是甘孜州森林火灾发生得最频繁的地方，从理塘到雅江的公路边，至今还可以看到一座又一座林木焦立的“火烧山”。
除了因烧火熬茶、取暖或毁林开荒引起火灾外，战争中也烧毁了大量森林，稻城附近新路海一带的林区，据说就是因为打仗烧毁的。
阿坝州也多次发生森林火灾，特别在“文革”期间，火灾更为频繁，仅1966～1976年全州便发生森林火灾211次，烧毁森林2.5万余公顷（约38万亩）。其中1969年一年便发生66次，烧毁森林约1.3万公顷（20万亩），相当于1956年至1976年20年间全州造林保存面积的2.7倍。起火原因和甘孜州一样，绝大部分是人为造成。如1960年3月，观音桥森工局一个工人在山林内烧火煮饭的时候，擅自离开了煮饭的地点，以致火堆借着风势酿成了火灾，燃烧4天半，烧毁森林916公顷（1.37余万亩）、活立方18万余株、木材1万多立方米；1973年3月壤塘林业局因烧青冈木炭引起了山火，延烧8天，烧毁山林5300公顷（近8万亩）、消耗活立方10万余立方米等等。
历史上，阿坝的森林曾在战争中多次被烧毁，岷江干旱河谷的形成与此有很大关系，但由于没有找到完整的历史资料，也就无法进行描绘了。
凉山州是长江上游森林火灾又一处频繁发生的地方，据凉山州林业志记载：
从1952年到1976年25年间，西昌和凉山两专州竟发生了山林火灾13557次，平均每年超过了542次，也就意味着，每两天就要发生3场火灾，烧毁的面积共57.53万公顷（约863万亩），已经接近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烧毁的林地。
人多地少、森林覆盖率仅占世界第120位的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宝贵的森林让人们随意糟蹋呢？
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火灾”，人工林由于树种单一、森林质量降低，发生病虫害的可能性更大大提高。
2001年7月到8月，在四川阿坝州考察时，我曾亲眼看到了病虫害对森林的大面积毁坏。
7月底我到了阿坝州边远、贫困的壤塘县，全县3万来人，但是城里只有3000多人，一条狭窄的街道其实根本算不上街道，没有百货商店，全城最好的饭馆里也只摆了两张圆桌，摆得上桌面的“高级菜”也只有炒肉片、卤牛肉、烧猪脚之类。
县城海拔3250米，即使7月底早晚仍要生火炉，烧的主要是木柴。全县只建了一个发电量650千瓦的微型电站，10月以后一进入枯水期，便不能正常发电，最多只能保县城内的照明。本想建一个骨干电站，但却没有资金——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的70万元，全靠国家的转移支付和扶贫款过日子，68%的农牧民是贫困户，13个乡中本有9个乡能通电话，但一修路、一下雨，便只剩下3个乡是能通电话的。
据当地林业部门介绍，每年县城3000多人用柴便要烧去木头8万立方米，全县估计得消耗森林好几十万方，但不烧柴又咋办？
产生烧柴问题的当然不仅仅一个壤塘县，邻近人口多一倍的金川县，估计每年烧掉的木柴也是好几十万方，因此县里一再呼吁，希望国家投资解决“以电代柴”。
除了贫穷之外，壤塘还是麻疯、大骨结病、结核病、妇科病的多发区。
我到壤塘县当天晚上10点多钟，正在火炉边摘抄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资料时，忽然响起了“嘭嘭”的敲门声。
打开门，走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人，他豪爽而干练地自我介绍道：
“我是县林业局局长何晓刚，刚刚从马尔康（阿坝州的首府）回来，听说来了位作家，便来见您，请您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上杜柯林区……”
说话时他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我请他坐下，然后问道：“上杜柯林区？您的意思……”
他仍然没有摆脱神情中的焦虑，甚至也没有对我说两句客套话，只急促地向我解释道：
上杜柯林区八九年前就发生了大面积的云杉尺蠖，损失了许多森林。近几年我们和州林科所一起研究防治办法，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治理病虫害需要资金，我们多次向州里汇报，州里只说“研究研究”，但一直没有解决，现在尺蠖危害的面积已经扩展到4万多亩，都是宝贵的原始森林，县林业局想尽一切办法已经垫了70多万元资金进行治理，再也没有力量再垫资了，以后咋办？我想请您去看看那些重灾区……现在有些人只重视火灾不重视病虫害，其实病虫害是无烟的火灾，有时甚至比火灾更严重，会蔓延、会传染……
何晓刚的焦急既感染了我，也感动了我，我断定他是一位好局长。后来兄弟县林业局干部们向我介绍，何晓刚不但很有能力，而且作风正派，不喜欢吃吃喝喝，因此在当地很有威信。一口流利的汉语使我把他误认为汉族干部，其实他是藏族，当地人，中专毕业，在林业部门已经工作十几年了。
两天后在他的陪同下，我到了上杜柯林区。
林区离县城70多公里，在海拔3600多米、四川和青海接壤的地方。我知道，在这种高海拔地区能有一片原始森林，的确是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绿色瑰宝。
杜柯河是大渡河的主要支流之一，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草原的破坏和退化，以及现在仍在大量采金（青海的班玛、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和阿坝州的壤塘等地都在采金），因此昔日清澈见底的杜柯河已经变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黄河”，而且水量一天比一天减少。
沿杜柯河的阴坡和半阴坡都是森林，有的已经在火灾中被毁坏，只矗立着一些焦黑的、没有枝桠的枯木和遍山已经腐朽的木材；沟口一带是曾经采伐过的，留下了一片片树墩。但是再往沟里走，便看见崖壁逐渐变得湿润、青幽起来，上面出现了苔藓，一片片藤蔓顺着陡峭的崖壁垂在水中，前面黑压压的便是原始森林。
我本来急切地盼望着一睹原始森林那深沉、古老而又伟岸的神采，但眼前出现的景象竟那样地凄凉而又突兀，使我一下子惊呆了。
这哪里还是活着的森林？专吃树芽的尺蠖，已经把一大片一大片原始森林贪婪地全部啃光，只留下一根根光秃秃的树干无助地直指苍天，活像我刚刚看见过的那些火烧木……
我像遭遇了雷击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我明白了壤塘县林业局长何晓刚的焦急和他深夜拜访我的原因。
耳边传来了何晓刚的声音：“有人认为，原始森林不会发生严重的病虫害，但这种论断是不确切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一片被尺蠖毁坏的森林面积达4万多亩，但壤塘县并不只是这一片森林遭到了病虫害的袭击。在国营森工部门壤塘林业局管护的林区竹柯沟一带也有几万亩森林遭到了叶甲虫、蚜虫、尺蠖、松果蚜虫、枯叶病、落针病、白杨烂皮病等的危害。许多云杉的针叶变得枯黄、焦干、终于慢慢地枯死；一些杨树已经变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
后来在考察的空隙中回到成都时，我曾向四川省林业厅领导反映了壤塘县的情况，他们说正派专家组到那里去研究处理。
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考察期间，正遇到杨树开花的季节，这个高原上的古城充满诗意和浪漫地到处飘舞着柳絮一样的杨花，有的杨树上一团团杨花竟像一团团棉絮。
荒漠上绿色的杨树林是高原的魂。
据当地的老人们回忆，20世纪30年代红军来到这里时，沿城边的阿曲两岸一片绿色，都是茂密的灌木丛，还有许多高大的乔木，人躲进去外面根本看不见。仅仅几十年，特别经过“文革”期间的毁林开荒种青稞后，所有的树林都消失了，只剩下草原……如果不认真保护生态环境，再过几十年，也许这些草原又将被荒漠取代，到那时，人们将怎样生存？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阿坝县林业局和四川省、阿坝州的林业专家们一起引进了二三十种杨树进行实验，最后终于发现北京白杨和青海青杨最适合在这里生长，因此准备大面积推广。
我去参观了他们的白杨林和苗圃。
白杨林种植在草原上，共有两千多亩，周围筑有土墙。已经四五年了，但在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仅仅长了一人多高。树下的草很茂密，有三四十公分深，听说已经有狼、狐、野兔在里面栖息了。
当然，和宽阔无垠的大草原比较起来，两三千亩白杨树实在显得太渺小、太孤单，但是它却是阿坝林业人希望之所在。因此当同行的小黄对我说“这些树长大了会对阿坝的气候产生影响”时，我并没有反驳他。
但是，白杨苗圃的情况却让我们再也无法乐观。
灰斑病、黑斑病已经侵袭了整个苗圃，连许多新扦插的白杨也受到感染，叶片卷曲，变成了黑色，甚至银色的树杆也发黑。不仅幼苗，而且苗圃周围五六公尺高的大树也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估计整个苗圃受到感染的树苗已经占到三分之二，而且还在继续扩大。
这意味着，整个苗圃将被毁灭。
县林业局藏族局长严波告诉我，当地白杨树患病已有多年，今年尤其严重，一直在打药，但是病害不像虫害，并不害怕农药。曾向州局汇报，州局也没有找出好办法，试了许多药都不行……
连白杨树都消失了，风沙肆虐的阿坝县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