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着力推进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发展实现了新突破
基层民主，一般可以作出党内基层民主和社会基层民主的区分，而党内基层民主对于党内民主的整体协调与渐进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社会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一些基层和地方组织在党内民主方面的试点和探索，为党内民主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视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城乡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领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政治领域，农村以“村民自治”运动不断地推进基层民主的实践深度与民主水平。从一定程度上看，社会基层民主走在了党内基层民主的前面。社会基层民主的快速发展，不可否认与基层党组织的引导和推动紧密相关；但是，基层党内民主自身的发展，无论是党员民主权利、党务公开、党内选举、党内监督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制约性障碍，使得党内基层民主呈现出“领导地位”与“示范作用”的巨大落差，呈现出在不断解决问题中缓慢推进的困难局面。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民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重点工程”，从而有了快速与深度的发展。
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重要党内法规。《准则》十二个方面内容的第七个方面，就是专门提出与论述“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1981年8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的通知》，重点则是规范与促进党内组织生活的制度化与民主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则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废除的党员的义务与权利的规定。1995年1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2004年10月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订和颁布。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些关于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的明确要求与制度法规，在保障和实现的层面不断明确了新的思路、不断增添了新的法制法规。
基层党务公开是增强基层党组织工作透明度、落实党员知情权的重要途径。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不少市（县）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实践探索。从实践探索的情况看，一是公开的载体与途径上，党内文件、党内会议、党务公开栏为主要公开载体，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为主要公开的途径；二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上，凡是属于本地区、本单位党员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只要不涉及党内机密，都在党务公开范围之内；三是公开手段或形式上，“两推一选”与“票决制”成为亮点。从实践的效果分析，党务公开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民主的深度发展。“成安模式”、“武侯模式”、“睢宁样本”等，一批批极具地方特色的基层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拉开了党内基层民主发展实践的大幕。2010年11月，中纪委、中组部引发《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关于基层民主发展实践中党务公开领域最为明确、最为广泛、最为有力的重大举措。
选举一直被视为民主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党员拥有的重要权利，也是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选举制度的改革始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党的十三大报告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角度谈到了选举改革问题，提出“要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办法。”1990年6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1994年1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等，为基层党内选举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与制度支撑，实践中也推动基层党内选举逐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与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从实践情况看，在选举原则上实行“三坚持”，一是候选人提名坚持走群众路线，二是候选人考察坚持过程公开，三是选举坚持实行差额制度；在选举形式上出现了“两票制”，“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三推两考一选”等方式。如“两票制”，群众对党的干部的预先表决意见成为党内选举的重要基础，这样做，就是把群众纳入到党的干部的选拔与任用考察中来，不仅有助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与统一，也有助于提高和保障党在群众中的政治权威和领导权威，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较为有效的途经。
监督权是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但也是落实和保障最为困难和最不理想的一项权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负有的责任和权利，党员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党内监督的“主体”。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党员的监督权利常常处于名不副实或被漠然视之的状态。2004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颁布实施。这两项制度的颁布实施，既是党内监督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广大党员参与基层党内民主监督的重大举措。从基层党内监督情况看，许多地方在实践中基本建立和完善了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情况反映制度和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重大决策公开和多层次咨询论证制度等；但是制度执行中的“形式主义”严重阻碍着党员监督作用的发挥，“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现象还是较普遍地存在。当然，一些党的基层组织注重创新监督形式、推动监督力度的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亮点”的，这是基层民主监督的希望和努力方向。如不少党的基层组织推行的“三联制度”，即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这种“层级推进式”的密切党群关系的工作方式，对于疏通和拓宽党内基层民主的监督渠道，对于发挥党的领导干部、党代表以及普通党员的实际监督效能，对于保证地方事关民生的重大事项科学决策等方面都是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三、改革开放前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实践的偏差原因分析
学者许耀桐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党内民主存在“发展曲折的六条教训”值得认真总结。这六条教训分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教训，关于个人崇拜和家长制造成危害的教训，关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祟的教训，关于党内留存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教训，关于党员缺乏党内民主权利的教训，关于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教训。这一总结，对于党内民主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汲取历史教训的价值启发意义。从深入分析原因的角度来讲，社会历史原因、外部因素、制度原因及民主运作方式等四个方面，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党内民主实践的偏差原因、对于理性看待当前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采取的发展举措，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科学总结的。
（一）党员主体地位意识的薄弱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考察党员主体地位意识的缺乏，在社会历史原因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社会发展阶段因素，二是历史文化传统因素。
“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著名判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人类社会的独立而完整的一个发展形态，但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复杂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