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在北京站13个小时的煎熬，我们终于在第二天黄昏时分搭上了发往集宁的专列。又是一趟长途的旅行，到达集宁时，已是翌日凌晨。
这里已是内蒙。12月下旬的天气，冰冷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接兵干部整队训话：“同志们，累不累？”
队伍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应，只有三三两两的声音无精打采的说：“不累……”只听语气就知道这一定是违心的话。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胡子还没长出来呢，又都是头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跑到这么远这么冷的地方来，谁不累谁是神仙。
张连长不乐意了，声音提高了八度：“累不累？”
睡眼惺忪的新兵们这时才像是被他的大嗓门震醒了，声音比刚才大了许多，回应的人也多了：“不累！”
一旁冷眼旁观的刀疤脸老迟这时好像从牙缝里冷冷的挤出了两个字：“弦儿兵！”
当时的我始终没参透这两个字的含义。什么叫“弦儿兵”？当然肯定不可能是“馅饼”。或者他说的可能是“邪门——兵”？也不对啊，我们这些小伙子一个比一个透着机灵劲儿，哪来的邪门？
张连长对我们的第二次反应表现出极有限度的满意。“同志们再坚持一下，克服一下困难，我们就地休息5个小时，然后坐下一班火车去往赛罕塔拉！”
天哪，5个小时？就地休息？这冰冷的地方，这见鬼的天气？我们当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到了赛罕塔拉，我们可以在宾馆休整一宿，那里有床，有暖气，有可口的饭菜在等着大家，同志们坚持一下，咱们都是当兵的人了嘛，这点儿苦还捱不过来？”张连长给我们画了个大饼，我们坐在背包上，脑中幻想着温暖的床铺、热得烫手的暖气管子、令人馋涎欲滴的猪肉炖粉条子……
“排长，我们能打开背包睡会儿不？”一个兵小声的跟李波嘟囔。他叫赵春利，跟我一样是个城市兵，年纪在我们这批兵里算是最小的一个了，当兵之前我们就认识。
李波有点儿犯难：“这冰凉的地，你的被子到部队后还想用不？还不得潮得拧出水来？再说这么冷的天儿你能睡着？就算睡着了你也得落下病根儿啊！”他把自己的烟掏出一根来给他。“来抽根烟，暖和暖和，精神精神吧！”
在去部队的路上，接兵干部和老兵们是不管制我们吸烟的。军务股的邢参谋说过：“想抽就抽吧，就这么几天工夫了，等到了部队，你们想抽也抽不上了！”
疲劳和困倦使我们都昏昏欲睡，有个叫战春波的自己不抽烟，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还是拿了两条山海关，这时候就开始挨个儿给周围的人发烟，甭管认不认识。
战春波这个人也是我早就熟识的。我们俩同岁，他比我大几个月，但各方面都显得比我成熟些。他父亲就是从内蒙转业的军官，曾经在朱日和训练基地当军医，干到少校转的业，目前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县医院里当大夫；他哥哥也是当兵的，比我们早两年，现在算起来，是名副其实的老兵了，部队驻地在云南。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都应该算是军人子弟，因为父兄的缘故，他对部队的了解也远比我们深刻，毕竟他从小就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几个人在潜意识中都把他看成主心骨，就连接兵干部对他的态度也明显跟对其他人不太一样。
说实话，我之所以不顾家里人的种种反对，坚持要在这一年参军，也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按照我父母的意愿，觉得我年纪还小，应该在家里再待一年，等到明年再说参军的事；尤其是在得知今年的这批兵全是去内蒙古边防团的，他们就更反对了。谁不知道边防苦啊？可是春波执意要去，我当时也没想别的，只觉得甭管去哪儿，好歹有他跟着，心里多少有点儿底，所以跟家里又哭又闹，好像还玩儿了两次绝食，终于迫使家里人松了口，把我送到了征兵站去体检。
春波、春利、我，还有一个平时看上去老实巴交蔫了吧唧的张志国，我们四个人当兵之前就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打架斗殴、追学校里的小姑娘，凡是那个年代能想到的坏事儿基本都被我们干全了，由此我们也成了本地人眼中的“不良少年”、“社会渣滓”。说良心话，家里把我们送去部队，除了一开始说的指望复员之后能安置个好工作的愿望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里管教不了啦，送到部队里去淬淬火、锤吧锤吧，没准儿还能有救，否则再过两年，我们一个个非得劳教所待着去不可。
跟那些农村兵大多数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当兵不同，我们几个几乎都是挖空了心思也要来当兵。每次那些已经在部队待了一两年的兄长们回来探家，我们总是会无比艳羡的打量他们那身绿军装，亲手摸一摸他们的肩章、领花、帽徽，那时候这身军装在我们眼里就是最威风、最时髦的打扮。
四个人里数张志国的文化水平最低，他只上到初一就辍学了，之后间或去砖窑搬搬砖，去建筑队筛筛沙子什么的干点儿零工，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社会上游荡，在我们那一亩三分地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善用肢体语言来弥补他话语上的错乱逻辑，并极喜使用象声词，每次听他说话，就像听单口相声一样，只要他一开口，往往一句无心之失就能使人捧腹大笑上好一阵，而他则经常瞪着双无辜的大眼睛四顾茫然不知道自己又哪里说错了。“嗨！”这是他惯用的开场白：“哥儿几个，我想家了，你们想不？”
大伙儿相对默然。废话，谁不想？从小长到大也没受过这份儿罪啊，冰天雪地的，离家那么远，能不想么？可大家谁都不好意思开口，毕竟才离开家门三天，而等待我们的将是最短三年的军旅生涯，现在就说想家，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我真他妈有点儿后悔了，可惜了我那辆自行车！”张志国抽起烟来比谁都狠，吧嗒吧嗒两口，一根烟燃下去多半截。
我们都笑。
张志国为了当这个兵，可算是下了血本儿。他家里本就条件不好，父亲在林业局烧锅炉，工资微薄，母亲无业，身体还一直病病殃殃的，他上边一个哥哥，下边一个弟弟也全都不让家里人省心。为了能顺利的穿上这身军装，他把自己的一辆山地自行车给卖了，卖了80块钱，请武装部的人吃了顿饭。
这就是当时的我们，虽然都穿上了军装，但当兵的目的却并不那么纯洁，保卫祖国在我们看来或许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觉是没法睡了，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赵春利从包里翻出了一副扑克，说干脆咱们打牌吧。我们都来了精神，好几个人聚成一堆，一边摸牌一边说真有你的，还想着带副扑克在身上。
这时候老迟凑了过来，在旁边看了两眼，说你们这牌玩儿得没意思，我来教你们个新玩儿法吧。
他随手拽了个背包坐在屁股底下，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儿又摸出两副牌来，跟我们的牌混在一起，一边洗牌一边叼着烟说：“在我们那里，这种玩法叫甩蛋子，人少来三四副牌，人多就来五六副，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全是炸弹，大的管小的，多的管少的，谁先出完谁算赢，听懂了么？”
这种打法确实简单易学，而且酣畅淋漓，解气得很。你出3个8，我就出4个6，你出4个10，我来5个Q，比的就是谁手里的牌更硬，拼的是手气，没多少技术含量。一圈下来，我们都练得娴熟了。但老迟显然对我们出牌的方式不大满意，他一边整理手中的牌一边眯着眼对我们说：“看你们出牌那个熊样，跟大姑娘似的，甩蛋子当然要像我这样嘛，往出甩，往出砸啊！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给我使劲往下砸！咱当兵的打牌就得打出个当兵的气势来！”说完他的胳膊在空中划出条夸张的弧线，几张牌啪的砸到地上，那声音真是相当的具有震撼力。“六个A！”
后来几乎所有的扑克玩法我都不记得了，只会甩蛋子一种。到了前沿连队后，每到大雪封山季节，甩蛋子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
几圈牌下来，我们跟老迟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再没那么拘谨了。这时也觉得他没那么吓人了，我就壮着胆子问：“排长，刚才你说的弦儿兵是啥意思？”
我们几个都看着老迟。老迟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弦儿，就是你脑子里缺了跟弦儿，懂不？”他的手指挨个儿从我们的鼻尖上一一指点过去。“到了部队，都给我放机灵点儿，当个好兵，别当弦儿兵，告诉你们，我收拾弦儿兵可是最有手段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话。而且还没等到部队，就已经有弦儿兵半路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无比漫长的五个小时终于熬过去，队伍再次整装出发。
这次有点儿不同，我们不再是乘坐运兵专列，而是和地方上的旅客搭乘同一趟列车，只是列车上事先给我们腾出了两个空车厢。站台上站着几名头顶钢盔、胳膊上扎着有“纠察”字样红袖标的士兵，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大高个儿，个个军姿笔挺，让我们这些刚穿上军装的新兵们既好奇又羡慕。
登车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段挺有意思的小插曲：一群地方上的旅客拖着大包小包一路小跑过来，扒拉开我们就要往车上挤。估计他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看到别的车厢都满满当当的，只这两节车厢是空的，当然全奔这来了。
纠察两步就跨了过来，一伸胳膊把为首的一个妇女拦住了。“大姐，对不起，您不能坐这个车！”
妇女一下急了，瞪圆了眼睛冲纠察吼：“凭啥？啊？我凭啥不能坐这车？”
纠察耐心解释：“大姐，这两节车厢是运兵专列，您还是往前走走吧，地方旅客的车厢还在前边。”
妇女不干了：“啥是运兵专列？就是只许当兵的坐不许我们老百姓坐呗？那你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从老百姓中间来的？你生下来就是当兵的啊？毛主席都说了军民是一家，军民鱼水情，你个小当兵的咋就这么大权力，还不让我坐车哩？”
纠察面对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有点儿招架不住。他毕竟也只是个年纪不大的战士，作为纠察，对那些违纪的军人他可以铁面无情，但是对老百姓他总不能来狠的吧？
幸亏这时王军医过来解围了。
“大姐，您好！”王军医先笑容可掬的给那妇女敬了个礼，然后慢声慢气的说：“大姐，这两节车厢确实是我们给部队运送新兵专用的。您看看这些小战士们，刚刚离开家门，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当兵，本来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出身农村，可能长这么大也没几个人坐过火车，你看这天寒地冻的，他们光等车就等了5个小时，到了部队之后，还会有更艰苦的生活等着他们，难道从军路上的这几个小时，您认为他们不应该舒舒服服的坐一会儿吗？”
王军医这一番话说得那真叫一个漂亮！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我们一百多个新兵全都在心里头暗暗给他竖大拇指。那妇女不说话了，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气忿忿的把行李箱拿下来了。其他的旅客们一看这架势，也明白这两节车厢肯定是无论如何也上不去的，只好悻悻的跟着往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