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就非死不可。”
“若想逃就非逃不可。”
马伯乐一想到“逃”这个字，他想这回可别逃了。
于是马伯乐在家里住了一个很长时间，七八个月之内。他没有逃。
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久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
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最低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得不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
”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
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
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地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不管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地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寻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一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芦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日本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地、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了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好像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刷刷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儿来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马伯乐用力辨别也辨别不出来，只感到这声音是发在无限之远。总之马伯乐这屋子静得似乎全世界都哑了，又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又黑又静，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就是夜里睡觉，马伯乐也把灯开着，一则开灯是不花钱的，他想开着也就算了；二则关起灯来，也不大好，黑得有点怕人。
有一天夜里，是马伯乐失眠之夜，他看着墙上有一点小东西发亮，不但发亮，而且还会浮浮游游地动，好像有风吹着似的，他忙去开灯看看，一开灯什么也没有。他又关了灯再睡，那小亮东西，又看见了。和先前一样，是浮浮游游的。他开了灯，到墙上去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什么，过后一想他知道那是萤火虫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从那时起就永远开着灯睡觉。若关了灯，也不是不能睡，不过，觉得有点空洞，有点深远，而且夜里开灯房东又不加钱的，所以就开着睡。
所以马伯乐过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但他自己不那么以为着，他以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
他以为这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逃难的时候，你若不俭省还行吗？”他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个念头。
他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
他买了炭炉、小铁锅、锅铲之类，就开了伙了，开初是在厨房里做，过几天，他发现油也有人偷着用；酱油摆在那里，头一天还是半瓶，第二天就剩小半瓶了；炭也似乎有人拿着用，不然用不了这么快。因为上海的厨房是公用的，公用的厨房人家多，自然靠不住。恰巧有一回他真正看见了，房东的娘姨倒了他的油，炒鸡蛋。
于是他就把炉子搬到自己屋里来了，就在床头上开了伙，油、盐、醋、酱油……桌子底下、床底下，都摆满了瓶子、瓶子，罐子、罐子。四五天之前炒的辣椒酱放茶杯中忘记了，马伯乐拿在手里一看，都生了绿茸茸的毛了。拿到鼻子上一嗅，发着一种怪味。他想这实在可惜的，可吃又吃不得，他看了半天很可惜的，用筷子把它挖出来，挖出来，挖在一张破报纸上丢掉了。那个被挖出辣椒酱来的杯子，没有去洗，就装上辣椒油了。在灯光之下，也看不见这杯子是不大干静的的，因为是用揩布揩过了的。揩过了的，也就算了，将来逃起来，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用洗，午饭吃完了，把锅盖一盖，到晚上做饭的时候，把锅子拿过来，用锅铲嘁喳咔喳地刮了一阵，刮完了就倒上新米，又做饭去了。第二天晌午做饭时也是照样地刮。锅子外边，就更省事了，他连刮也不刮，一任其自然。所以每次烧饭的白沫，越积越厚，致使锅子慢慢地大起来了。
马伯乐的筷子越用越细，他切菜的那块板越用越簿，因为他都不去洗，而一律刮之的缘故。小铁锅也是越刮越簿，不过里边簿，外边厚，看不出来就是了。而真正无增无减的要算吃饭的饭碗。虽然也每天同样地刮，可到底没能看出什么或大或小的现象来，仍和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还在保持原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