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驾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地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地，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支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边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
“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几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太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
“男子汉！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太太说：
“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
太太说：
“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啦。开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若不是父亲把得紧一点，就像你这样的呀，将来非得卖老婆当孩子不可。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自己看看还有别的能耐没有？我看父亲还算好的呢！若摊着穷父亲岂不讨饭去！”
马伯乐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
马伯乐还想往下说。
可是太太伏在床上就大哭起来了：
“你这没良心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的金戒指一只一只地都没有啦。那年你也不是发的什么疯，上的什么上海！我的金手镯呢？你还我呀，在上海你交的什么女朋友，你拿谁的钱摆的阔？到今天我还没和你要，你倒有嘴骂起我来。东家西家，姊姊妹妹的，人家出门都是满手金虎虎地戴着。咱们哪怕没有人家多，也总得有点呵。我嫁你马伯乐没有吃过香的，没有喝过辣的。动不动你就跑啦，跑北京，跑上海……跑到那儿就会要钱，要钱的时候，写快信不够快，打来了电报。向我要钱的时候，越快越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要给点气受。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
马伯乐早就逃开了，知道事情不好，太太这顿乱说，若让父亲听到，“到那时侯可怎么办哪？”
他下了楼，跑到二门口去，在影壁那里站着。
影壁后面摆着一对大圆的玻璃养鱼缸。他一振动那沿，里边的鱼就更快地跑一阵。他看着，觉得很有趣。
“人若能变个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
他正想着想着，楼上那连哭带吵的声音，隐约还可以听到。他想把耳朵塞住，他觉得真可怕，若是让父亲听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正想迈开步逃，逃到街上去，在街上可以完全听不见这种哭声。他刚一转身，他听楼上喊着：
“你给我金手镯呀！你给我金手镯！”
这声音特别大，好像太太已经出来了，在走廊上喊着似的，听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也没敢往走廊上看，他跑到大街上去了。
太太在楼上自己还是哭着，把一张亲手做的白花蓝底的小手帕也都哭湿了，头发乱蓬蓬地盖了满脸。把床单也哭湿了。
她的无限的伤心，好像倾了杯子的水，是收不住的了。
“你马伯乐，好没良心的。你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一颗金星没有，你看看，你来看……”
太太站起来一看，马伯乐早就不在屋里了。
于是伏在床上，哭得比较更为悲哀，但只哭了几声就站起来了。
很刚强地把眼泪止住，拿了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水，而后揩着脸，脸上火辣辣的热，用冷水一洗，觉得很凉爽。只是头有点昏，而且眼睛很红的。不能出去，出去让人看了难为情。
只得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当天的日报看看，觉得很无聊。
等她看到某商店的广告，说是新从上海来了一批时装，仕女们请早光临，就在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件小绒衣的照像。那衣裳是透花的，很好看，新样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若也买一件，到海边去散步穿穿，是很好的。在灯光下边，透花的就更好看。
她一抬头，看见了穿衣镜里边，那红眼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又想起来了：
“还买这个买那个呢，有了钱还不够他一个人连挖带骗的……唉……”
她叹了一口气，仍勉强地看报纸。她很不耐烦。
“那样没出息的人，跟他一辈子也是白忙。”
太太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光要强有什么用，你要强，他不要强……”
她想来想去，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又加上往镜子里一看，觉得自己也老许多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可是比从前还胖了一点，所以下巴是很宽的。人一胖，眼睛也就小。
她觉得自己从前的风韵全无了。
于是拿起身边的小镜子来，把额前的散发撩一撩，细看一看自己的头盖是否已经有了许多皱纹。皱纹仍是不很显然。不过眉毛可有多少日子没有修理了。让孩子闹的，两个眉毛长成一片了。
她去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去找夹眉毛的夹子。左找右找也找不着，忽然她想起来那夹子不是让孩子们拿着来玩的吗？似乎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但又忘得死死的，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孩子真讨厌，什么东西没有不拿着玩的，一天让他们闹昏了。
说说她又觉得头有点昏，她又重新没有力气地坐到沙发上去了。
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她，她才站起来。
“大少奶奶！”
喊声是很温柔的，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婆母。她连忙答应了一声：
“请娘等一会，我拢一拢头就来。”
她回答的时候，她尽可能发出柔弱娇媚的声音，使她自己听了，也感到人生还有趣的。
于是她赶快梳了头，脸上扑了一点粉，虽没有擦胭脂，她觉得自己也并没有老了多少。正待走出去，才看见自己旗袍在哭时已经压了满身的褶子。
她打开挂衣箱，挂衣箱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袍子。她也没有仔细挑选，拉出一件就穿上了，是一件紫色的，上边也没有花，已经是半新不旧的了。但是她穿起来也很好看，很有大家闺秀的姿态。
她的头发，一齐往后梳着，烫着很小的波浪，只因刚用梳子梳过，还有些蓬蓬之感。她穿的是米色的袜子，蓝缎绣着黄花的家常便鞋。
她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关门的时候在大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确不像刚刚哭过。
于是她很放心地沿着走廊过去了。走廊前的玻璃窗子一闪一闪地闪着个人影。
到了婆婆屋里，婆婆叫她没有别的事，而是马神父的女儿从上海来，带一件黑纱的衣料送给婆母。婆母说上了年纪的人穿了让人笑话，打算送给她。她接过来说：
“感谢我主耶稣。”
她用双手托着那纸盒，她作出很恭敬的姿态。她托着纸盒要离开的时候，婆母还贴近她的耳朵说：
“你偷偷摸摸做了穿，你可别说……说了二少奶奶要不高兴的。”
马伯乐的太太回到自己房里，把黑纱展开围在身上，在镜前看了一看。她的自信心又生起来了。
婆婆把衣料送给她，而不送给二少奶奶，这可证明婆婆是很喜欢她的。婆婆喜欢她，就因为她每早很勤奋地读《圣经》。老太爷说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