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在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于张。
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泸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情形。
凡上所述，皆就曾国藩生平事业的各方面而言。对于曾国藩始终不变，持之有恒，疏中亦曾谈及：
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则惟日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则本原不立，始为学术之差，继为事业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见。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监，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
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万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曾国藩秉性谦退，受宠若惊，从戎之始，即奏明丁忧期内，虽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
适服阕之后，战功益著，宠命迭加，其弟曾国荃累以战功晋秩，亦必具疏恳辞，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远避权势，隐防外重内轻之新，故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辞之尤力，非矫饰也。临事则惧大功之难成，终事则惧盛名之难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歉然不足之思。
前几回任两江，朝廷许以坐镇，闻曾国藩仍力疾视事，不肯少休，临没之日，依旧接见属僚，料检公牍。其数十年来，逐日行事，均有日记，二月初四日绝笔，犹殷殷焉以旷宫为疚。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
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擢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驾，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济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
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馀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监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经曾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然。
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虽桀骜贪诈若李世贤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此又其怜才之盛意与造就之微权，相因而出者也。
除夹叙夹论而外，薛氏在篇末对曾国藩给以总评：
窃尝综叙曾国藩之为人；其临事谨慎，劝应蝇墨，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度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亲尝甘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过之。
其所言，虽不无溢美之辞，然而面面俱到，条理井然，远非上述四位督抚奏疏所可及。所说曾国藩所以转移风气，宏济艰难，是因“克己”，虽或有重视个人本位之处，亦自有其价值。
薛氏在上一疏内，对曾国藩治军、治政、持躬、处世诸大端，均曾述及；独于曾国藩的文学，未曾论列。薛氏对曾国藩文学，所作《寄龛文存序》曾说：
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阔，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
其所评论，入情入理。
（四）刘蓉评曾国藩
曾国藩逝世不久，其友人刘蓉亦相继沦谢；刘蓉曾为曾国藩作墓志铭之铭文，对于曾国藩生平亦有所叙论：
国有治乱，任贤者昌，惟圣御世，与时弛张。道光末造，亢极而僵。吏惰民偷，卒嬉于伍，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圣清，笃生元辅，重奠八荒，为国肱股。始公通籍，翱翔掖垣。显皇初政，抗疏陈言，謇谣之风，帝心所简。起公衰麻，戎符往绾。时寇方张，百城溃乱。羹沸于鼎，当者糜烂。公倡义旅，豪杰景从。虎飞龙啸，吐气如虹。锐师东讨，靡坚不攻。大江南北，扼塞四通。利钝无常，或伤众毁；孤忠吁天，义泣神鬼。亦或左次，敛兵祁门；豺狐夜嗥，星日尽昏。百忧所丛，不震不悚；一柱屹然，华岳之重。卒夷大难，奋绩鹰扬，殪渠扫穴，寸碟袅狼。以义擎天，浴日于海。荡涤垢污，河山无改。帝劳相臣，建侯剖符，俾善畿辅，再镇三吴。民讴于野，弦歌载途。公心廓然，与物无竞。敛聚群谋，虚己以听。虑周六合，不耀其明，渊衷自惕，妇竖归诚。群彦煌煌，洪织高下，大匠陶熔，归诸一冶。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长思奋，大受以隆。公不自贤，厥心愈下，被宠若惊闻过则谢。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尚友千载，适契以神。发为文字，怪伟纵横，雷霆砰击，金石锵鸣。蹴踏百家，孤怀自赏，跨宋轶唐，近古无两！（曾文正公全集）
此文对于曾国藩的军功政绩，德行文艺，均有论及。
（五）郭嵩焘评曾国藩
刘蓉作铭后，墓志尚缺，郭嵩焘乃承刘蓉之意而叙之。郭嵩焘，亦是曾国藩的至友也。其言说：
咸丰初，寇发广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烂，盗掳金陵十四年，尽蹂江浙两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丧归，起乡里讨贼。奋其口占哗之儒，之民，烫长江万里，蹙贼踣之，天下复睹又安，民用苏息。
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于鬲津，湘阴左公殄回乱于关陇，皆用公荐看擢，席其遗规，遂葳成功于时，江以南扰乱尤深。公再督两江，嘘枯翦藏，煦濡群萌，孤嫠有养，儒宿有归，渐摩滓涵，纳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于公若引之以为己私。
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孽孽，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满洲塔齐布公，新宁江公忠源衡阳彭公玉麟，善化杨公岳斌，或从末卉及诸生奖拔为名臣。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片长薄技，受公一顾，争自琢磨砥砺，敦尚名节，在军必立事功，在官为循吏，曰：“吾不忍负曾国藩。”而公敛退虚抑，勤求己过，日夜忧危，如不克胜。自初仕及当天下重任，始终一节，未尝有所宽假。及其临大敌，定大难，从容审顾，徐厝之安，一无疑惧此公道德勋名被于天下，被之万世，而其意量之闳深，莫得而罄其用而窥其藏也。
又说：
公器量恢闳，望而知其伟人。生平趣舍是非，求信诸心，不与人为去就。而精鉴微识，一言一事，研核无遗。尤务规其大而见其远。始出治军讨贼，以东南大势在江险，不宜尽弛与贼，力请以水师自效。及为钦差大臣，建三路进攻以规江浙两省之议；讨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贼一隅之议。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后成功，一如公言。在军，戈铤楼播，短长尺度，躬自省量，无或苟者荣辱得失，无关其心；而未尝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尽乎民隐。传曰：“为仁由己，”公无愧焉。（见曾文正公全集）
郭嵩焘所言，大抵为曾国藩的武功文事，德量器识，与刘蓉所作的铭辞，颇有相得益彰之处。而归结于“为仁由己”一语。
曾国藩一生最得力于一“诚”字及一“明”字。其诚，故能得人之心；其明，故擅知人之鉴。曾国藩以知人名，始于慧眼识江忠源；此事郭嵩焘亲历，故其所言，尤为亲切。郭嵩焘作《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源公行状》其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