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而斗争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策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古某些反动王公和活佛搞外蒙“独立”，煽动内蒙古和黑龙江某些蒙古族反动王公叛国投俄，进而唆使和支持外蒙叛军进犯内蒙，妄图侵占我国整个蒙古地区。在我国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激烈反对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当时的中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了反击侵略和平息叛乱的战争。经过爱国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击退了进犯内蒙的俄军与叛军，镇压了叛乱武装，收复了内蒙全境。迨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傀儡政权失去了靠山，中国才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种种特权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即制订了吞并满蒙的计划，并不断派人与一些蒙古王公接触，灌输亲俄思想；同时，向蒙古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用卑鄙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蒙古通邮、通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设立领事等特权。1862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与此同时，沙俄不断向蒙古地区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进行间谍活动，收买蒙古活佛及上层喇嘛、王公，培植亲俄势力。十九世纪末，沙俄公开叫嚣要进一步改变中俄边界，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我国大片领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同时，派哥萨克骑兵一大队（约五百人）强行进驻库伦。其后，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它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转向蒙古地区。1907年，沙俄同日本签订了以沙俄侵占我国外蒙、日本吞并朝鲜为内容的密约。1910年，日俄双方又订立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密约。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鲜，沙俄则进一步向外蒙扩张。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王公和活佛，进行分裂蒙古的罪恶活动。1911年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操纵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利用喀尔喀各盟王公、喇嘛会盟大典之机，密议外蒙“独立”，脱离中国，投靠沙俄，并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冒充代表外蒙全体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以“承认俄国保护”和给俄国种种特权为代价，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沙俄政府为了支援外蒙“独立”，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枪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国集团。10月初，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又派步骑兵八百余人侵入库伦，使其在库伦的驻军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另外，还有由沙俄武装的外蒙军四千余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国政权交替、政局混乱之机，加紧炮制外蒙傀儡政权。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军带领外蒙军队闯入办事大臣署，对办事大臣三多进行威胁利诱。3日，散发所谓“独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驱逐出境，并收缴了驻库伦防营（有步骑兵二百五十人）的枪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极礼”，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以“共戴”为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独立”，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多次电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们立即取消“独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于1912年11月3日，与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并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约》，蒙古爱国王公亦宣布“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
二、支持叛军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装外蒙叛军，企图阻止中国政府军向外蒙进军。当时，沙俄在外蒙库伦驻有步、骑、炮兵十个大队，恰克图驻有步兵两个大队，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驻有步兵两个大队，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驻有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
库伦傀儡集团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扩充军队。外蒙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等地，原有蒙军九千七百余人。宣布“独立”以后，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调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后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万人，共五万余人。其中多系未经训练的贫苦牧民，且散处各地，较有战斗力的不过数千人。其统兵官为土匪首领白差尔、乞卡尔、陶什陶胡等。所有叛军均受沙俄军官指挥。
库伦傀儡政府的成立，不仅激起了外蒙古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和反抗，也引起许多上层爱国王公、喇嘛的不满和抵制。当时，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驻有政府军队。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决心进行武力进攻，并煽动叛乱，迫使政府军和各地王公屈服，进而控制整个外蒙。
（一）科布多之战
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地反动王公叛乱，并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驱逐出境，占领了外蒙西北重镇。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各旗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反动王公发动了暴乱。当时，科布多驻军不足三百人。面对外蒙叛军的威胁，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在附近各旗爱国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强科布多城的防御；同时，急电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杨增新、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伊犁镇守使广福派兵驰援。帕勒塔先派连长吴得山率三十余人赴科布多侦察军情，继派骑兵营长广肇率兵一营兼程向科布多进发。杨增新不顾沙俄驻新疆领事的干涉，先派马步各一营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发，继而后续部队三营陆续向科布多开进（为了在沙漠戈壁地区行军不致缺粮，步兵每人配一驼，骑兵每人配三驼，驮运三个月料粮）。广福也派兵从伊犁（今新疆伊宁市西惠远）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库伦傀儡集团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劝降，结果被当地爱国蒙民将其绑送官署，斩首示众。由于劝降失败，库伦当局决计出兵向科布多发动进攻。6月21日，由库伦派出“俄官教练之精兵二百，杂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驼”，向科布多进发。抵达后，因见守军防御严密，未敢进攻，立即派人回库伦请求增援。傀儡集团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调，足成四千之数”。
7月底，俄军和外蒙叛军开始进攻科布多城。溥润率军坚决抵抗，并乘隙发起反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8月2日，阿尔泰援军广肇骑兵营进至距科布多十余里之黑山头，与叛军三千余人遭遇，卒以“寡不敌众，全军覆没”。8月中旬，敌又从库伦增兵三千人，继续围攻科布多，终未得逞。沙俄领事库斯敏斯齐鉴于城坚难下，遂致函溥润，要求出面“调停”，溥润中计。8月20日，库斯敏斯齐带领俄兵三十人、外蒙叛军二百人，骗开城门，进入科布多。俄、蒙兵进城后，大肆抢掠，城内居民被杀过半。9月中旬，溥润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约七百人，被沙俄领事派兵“护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战
科布多失陷时，新疆援军步骑两营在管带严保清、有世率领下，已进至距科布多五站路之大营盘，因闻科城已失，大营盘又无险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尔泰区之要冲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里），以待援兵。
杨增新电令后续部队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绥来（今新疆玛纳斯），改援阿尔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驻地，即仿照湘军办法，挖壕修垒，以备不虞。俄军和外蒙叛军侵占科布多后，便调整部署，准备向阿尔泰进犯。当时，阿尔泰驻军不满千人，帕勒塔亲王惶恐动摇，企图后撤。北京政府一面电令帕勒塔“静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电新疆的杨增新和广福迅速派兵援阿。10月中旬，新疆援军十个营（二千余人）先后到达阿尔泰。杨增新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即进攻科布多城，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直趋阿尔泰。为此，除令严保清、有世两营驻守察罕通古外，又急电步队杜发同和李华桢两营、巡防马队李策胜一营、古城旗兵步队全象一营，迅速进扎锡伯图（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里）、察罕通古一带，“相机进取”；并令哈密之马队一营、炮兵一队，立即起程，令库车等地添募马步数营，均作为收复科布多城之预备队。同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元湖（古城东北一百二十五公里）、绥来等地增设了马步炮队，并改善了台站、电讯及后方补给工作。
10月下旬，严保清、李华桢率步队两营向科布多开进。当时，北京政府正准备与沙俄谈判，因而下令“切勿轻率进兵，致碍大局”，严、李两营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复科布多的计划遂被搁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灿率叛军数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抢掠，并声言不日进攻阿尔泰。杨增新增派步马队各两营，进驻元湖、察罕通古一带；并令严保清营开往布尔根河，与帕勒塔拨出的一营共同守卫该处；派团长张键到察罕通古统一指挥该地驻军。杨增新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下达了“敌来则痛击，敌去则严备”的“正当防御”方针，一再告诫部队不要向科布多进军。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灿率千余人侵入阿尔泰区境内（阿尔泰包括阿勒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大臣管辖，以后科、阿分治，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民国成立后改为办事长官。1919年，中国政府把阿尔泰区改为阿山道，划归新疆省。），驻扎于距布尔根河两站的乌梁海大庙。同时，由沙俄领事出面，阻止政府军进驻乌梁海的萨克赛河一带（今蒙古乌列盖西南一带），并派俄军官兵九人“假道”政府军驻地赴科布多，借以侦察军情。4、5两月，叛军趁天暖雪消，积极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弹药，筹备给养，作进攻作战的准备。
6月17日，叛军近万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苏山分三路窜犯：一路由乌梁海大道进攻布尔根河，一路由包墩庆（察罕通古北约三站地），一路由五云集（察罕通古东约一站地）夹攻察罕通古。当时河水暴涨，叛军先头部队被阻于包墩庆。杨增新立即调元湖炮队赶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军四五千人在俄军协助下，向察罕通古发起进攻。张键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晓发起反击，毙敌二百余人，将敌击退。这时，丹必占灿正率叛军三千人由乌梁海向布尔根河开进，并拟分兵绕道切断杨军后路。杨增新为了缩短战线，决定将驻布尔根河之马步两营撤至察罕通古，使该处兵力增至马步七营、炮队一连；同时，调马步七营分驻元湖、乌什克等处，加强察罕通古后方之防御。
7月11日晨，叛军马队三千余人再次从察罕通古正面发起进攻。张键率部反击，敌败窜山中。另路叛军七八百人，绕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军第四营发炮轰击。张键急派备补营长马得贵、团副杨庆明率队前往支援。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击退，营长马得贵不幸阵亡。是役，先后击毙叛军三百余名、战马五百余匹。外蒙叛军连遭失败，锐气大挫。不久，其统兵官“照会”政府军，提出两军“各辑地界”，并约“趁机退兵”。杨增新亦列举不利于继续作战的各种“理由”，密陈北京政府，主张妥协停战。因此，丧失了乘胜反击的时机。
9月间，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军回防之机，以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为借口，出动俄军一混成旅（约千余人），侵入阿尔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带，又派俄兵数百人，侵占了布尔根河。同时，威胁利诱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背叛祖国，宣布“独立”。10月初，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了所谓《临时条约》；12月，又签订了《中俄军队停战条约》，允许俄军和外蒙叛军驻扎阿尔泰区东部，规定新疆援军撤出察罕通古。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国分子帕勒塔撤职，并宣布由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的“条约”一概无效。经多次交涉，直至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军退出阿尔泰地区，新疆援兵从察罕通古退驻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军，但仍有两连骑兵留驻该地。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
一、呼伦贝尔“独立”与胪滨之战
沙俄一手导演外蒙“独立”之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打电报和写信给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煽动他们率众叛乱，脱离中国。1912年初，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叛乱武装在俄军暗助下，进入呼伦（今内蒙海拉尔市）城内，占领官署，逼迫政府官员交出行政权和撤出当地驻军。当时，呼伦道台准备率兵反击，沙俄领事公然威胁说：“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电告黑龙江巡抚“速派兵剿办”。胜福等占领呼伦后，立即宣告“独立”，并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胜福以“参赞大臣”头衔，作为伪“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同时电令黑龙江巡抚“派兵弹压”。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巡抚，声称：对于呼伦贝尔事件，依照俄国政府的训令，如果中国政府与蒙古兵开战，俄国将守中立，但不许在东清铁路开战，不许用火车运送中国军队。显然，沙俄竭力阻挠政府军的行动。
1月下旬，黑龙江巡抚多次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因沙俄从中阻挠，胜福不但不听劝说，反而继续发动武装进攻。2月2日晨，叛军四百人和化装成叛军的沙俄侵略军约一个营向胪滨城（今内蒙满洲里）发动进攻。守卫胪滨城的巡防兵一个营立即还击，毙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五号联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军二十名，伤敌多名，缴获沙俄军用地图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马步兵二千余名，大炮六尊，并残败蒙兵二百余名”，将胪滨府衙包围。上午11时，沙俄官员进入府衙进行威胁，“限12点钟交枪马，否则开炮轰击”。北京政府害怕中俄冲突进一步扩大，遂命胪滨等地的驻军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胁迫下，北京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该《协定》虽然承认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区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胜福叛国集团的武装所控制，政府军队非经俄国准许，不得进入该地区。《协定》还规定除关税和盐税归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税收和各业收入，均作为地方经费；北京政府承认沙俄与胜福集团订立的各种“合同”。这样，实际上使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的控制合法化。
二、乌泰叛乱与洮南、镇东之战
沙俄和外蒙叛国集团侵占了呼伦贝尔地区后，又指使早被它收买的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札萨克图旗治，今内蒙乌兰浩特东南）郡王乌泰发动叛乱。
1912年4月，乌泰拟联合哲盟十旗发动叛乱，因缺乏武器，遂派协理台吉诺庆额（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庙的锡勒图喇嘛等为“特使”，赴库伦求援。哲布尊丹巴答应“兵力武器，尽力援助”，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乌泰与外蒙傀儡集团私通的情况，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孙葆瑨侦知，报告了奉天都督赵尔巽。赵令孙严加查防。孙葆瑨要私赴库伦的“特使”到府谈话。乌泰认为“事已泄露，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遂与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定，由两旗首先发动叛乱。8月上旬，乌泰发布了征兵及编组叛乱武装的布告，令所有军队在洮儿河东岸集结待命，并发布了所谓“东********宣言”。乌泰认为洮南、镇东（今吉林镇赉）位居要冲，夺占两地后，其它各县即可唾手而得。
乌泰计划分三路进兵：以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元帅，硕代喇嘛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率四百人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率五百人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攻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统领，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率三百人为右路，由嘎钦庙出发，进攻突泉，并夹攻洮南；命周福堂、陈辅廷为统领，招集民兵为预备队，并负责后勤补给。同时，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应。但各旗均抱观望态度，未敢马上附从。
8月中旬，乌泰叛军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孙葆瑨急电赵尔巽告急求援。赵尔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今辽宁沈阳市）成立军政筹备处，在昌图设立兵站部；命驻郑家屯（今内蒙双辽）巡防队后路统领第二骑兵旅旅长吴俊升为先锋，率八个营驰援洮南，都统金寿山部为后续部队；电请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进攻镇国公府；电请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进至伯都讷方向，监视沙俄的动向，并经安广夹攻札萨克图旗（乌泰王府）；命新民屯（今辽宁新民）的第二十师抽调步、骑、炮、工兵共二千人（携大炮九门），第二十四师调骑兵一个旅及右路巡防队四营，溯辽河北上，至郑家屯集结待命。在各路援军尚未到达前，孙葆瑨鉴于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派人与叛军谈判议和。结果，被叛军拒绝。孙又用疑兵计，将仅有的二百名城防队扮作援军，夜出昼入。乌泰受骗，迟迟未敢进攻。但孙葆瑨恐日久被敌识破，遂率队弃城而走。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谈民族纠纷为名，邀请城防队军官李把总赴宴劝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尔率叛军攻城。该县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军警二百余人竭力抵抗。已通敌的蒙古族士兵乘机在城内放火策应，城防队不明真象，纷纷溃散，县知事及李家成遂率余部撤往白城子。镇东城被叛军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发起反攻。叛军疏于戒备，慌忙弃城东窜，于是镇东失而复得。
8月28日，由带队官王伯龙率领的黑龙江省援军三百余人向镇国公府发起进攻。经一日激战，占领了镇国公府。叛军向西北方向溃退。拉喜敏珠尔非常沮丧，携家眷逃往札萨克图旗的葛根庙。
8月底，吴俊升部到达洮南，立即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中路叛军节节败退，左右两路也闻风溃逃。最后，叛军大部撤至归流河北岸设防。此时，归流河北岸有乌泰叛军约五千人，南岸有吴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队约七千人，双方形成对峙。9月12日，吴俊升决定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协同下，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在炮兵掩护下，吴部步骑兵强渡归流河，直下王爷庙（札萨克图旗西北十五公里）。乌泰见库伦援军不到，败局已定，遂率残部数十骑，携带家属仓皇外逃，经索伦山（今内蒙索伦）入呼伦贝尔境，后乘车经俄境到达库伦。拉喜敏珠尔也率家属及少数残兵外逃。
乌泰等北逃后，札鲁特左旗的协理台吉官布札普和郭尔罗斯左旗的台吉多尔济公，纠集乌泰余党和部分土匪共千余人发动叛乱，于11月10日攻陷开鲁。这些叛乱武装很快被政府军镇压。至此，乌泰残部全被肃清，沙俄和库伦叛国集团苦心策划的这次暴乱彻底失败。
